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關稅戰以來,圍繞“去美元化”的全球討論再次升溫。對美元主導地位的重新審視,也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這個話題再次浮出水面。其實自2022年烏克蘭戰爭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有再次加速的趨勢,尤其是全球央行加息,而中國人民銀行減息這個宏觀大背景下,人民幣作為貿易融資貨幣的功能顯著提升,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發揮其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主導角色,大大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上升
亞洲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謝棟銘表示,雖然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和支付貨幣中的占比數十年來已經呈現持續的下降趨勢,但是根據SWIFT資料,截至2024年底,美元在貿易融資領域仍占據主導地位,份額接近 82%。美元在貿易融資中占比遠高于全球支付的原因有五點:其一,美元是全球貿易的主要計價貨幣,多數大宗商品(如石油、銅、大豆)以美元定價;其二,美元主導全球貿易融資基礎設施,例如基于美元的信用證更易被接受,且在操作支援和技術集成上更為成熟;其三,美元體系具備法律和制度層面的信任,美元工具受美國法律支持,而美國法律在合同執行、仲裁和糾紛解決方面具有全球公信力;其四,全球美元資金池規模龐大,銀行可輕松獲取、借貸并調配美元用于貿易;其五,美元擁有最廣泛的全球清算網絡,包括CHIPS等清算系統及摩根大通、花旗等主要銀行。
(亞洲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謝棟銘)
然而,近期有逆轉趨勢,去美元化的情況出現,他說,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份額近年來快速上升,SWIFT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已超越歐羅,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人民幣的普及可歸因于以下因素:首先,中國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及跨境銀行支付系統(CIPS,作為SWIFT的人民幣替代方案)等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層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其次,中國正逐步推動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人民幣定價,例如上海原油期貨合約(INE)提供了人民幣計價基準;其三,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及制裁對沖需求也支撐了人民幣的使用,許多企業(尤其是俄羅斯、伊朗、部分非洲和中東國家的企業)為減少受美國監管的影響,正主動轉向人民幣貿易融資,甚至未受制裁的國家也愈發意識到“美元武器化”的風險,進而推動貨幣多元化;其四,2022年全球加息周期中,中國降息的政策,也使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更具吸引力。
他繼續說,除貿易融資外,人民幣在離岸市場上的融資功能持續上升。在香港,CNH貸款馀額在過去3年增長兩倍,從2000億元人民幣,增至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同期,熊貓債(外國機構在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馀額翻倍。據上海清算所資料,其規模從2021年的 1500億元人民幣,增至今年初的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這些發展既反映了市場對人民幣融資需求的上升,也體現了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興趣增強。
經濟分析師陳先生說,在去美元化下,中國沒有將人民幣貶值迎貿戰。 他說,根據過往經驗,很多人預測人民幣會貶值,是認為人民銀行會通過調控利率,以對沖關稅戰、貿易戰的影響。不過,這存在兩個錯誤預判,其一是匯率主要通過市場決定,央行只是一個參與者,而貿易、跨境投資等企業市場主體才是更重要參與者。若從歷史上看,中國貿易增長較快時,反而是人民幣增值階段,因此不會通過主動調控人民幣匯率實現貿易增長。第二,在此輪關稅戰,中國也有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并非“被動的捱打”,也即并不是通過匯率調整來實現外貿的穩定,中國有更多其他的手段來維護外貿的穩定。在此背景下,市場對人民幣貶值預期會減弱,而且預期發生改變,人民幣也會升值。
政局緊張有利人幣國際化
謝棟銘指出,在地緣政治緊張升級的背景下,中國將人民幣國際化重新定義為實現金融自主和戰略控制的工具,具體包括擴大跨境銀行支付系統的全球覆蓋、積極發展央行數位貨幣(CBDC),以及推進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mBridge)等去中心化跨境支付系統。2024年,CIPS處理業務822萬筆,金額達175.4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2.6%。截至2025年 3月底,CIPS擁有170家直接參與者和1497家間接參與者,網絡覆蓋186個國家和地區,已成為中國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的核心支柱,尤其被“一帶一路”經濟體視為SWIFT的可行替代方案。
他又說,內地的數位人民幣(e-CNY)計劃及其在mBridge中的參與,正在重塑跨境支付格局。mBridge平臺于2021年由人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銀行及阿聯酋中央銀行合作啟動,利用分散式賬本技術(DLT)實現即時外匯兌換、清算和結算。通過“支付對支付”協議及參與銀行間的點對點連接,mBridge大幅降低了結算風險和交易成本,同時提升了透明度和監管效率。“CIPS與數位人民幣共同構成了雙引擎跨境支付模式,為內地金融體系注入更強的韌性和自主性:CIPS拓展了人民幣的制度與基礎設施覆蓋,而數位人民幣則提供了高效且安全的數位結算能力。”
香港國際中心地位有助人民幣國際化
記者問近日本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持續回落下,港美息差會否影響到人民幣走勢呢?
陳先生指出,香港有大量離岸人民幣,并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如港幣在國際上沒有用處,資金流出時就會兌換成美元,在此情況下,要保證香港金融市場上有一定流動性,人民幣就可以發揮對沖作用。如果美元資金外流,人民幣資金流入,即會對人民幣幣值有帶動效應。不過,他認為香港的人民幣僅1萬億左右,內地則有400萬億,因此人民幣幣值還是取決于國內實體經濟。
至于未來港幣是否有機會與人民幣掛鉤?陳先生認為目前港元掛鉤美元是有利于市場穩定。以往曾有測算,離岸人民幣存款量最多是在香港,但因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高,香港人民幣存款只有美元存款約八分之一,因此目前用人民幣交易沒有美元便利。即使現在有去美元化趨勢,但影響力仍高于人民幣,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會找國際投資者目前最認可的貨幣來掛鉤。
而謝棟銘就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下一階段將以其作為融資貨幣的新角色,以及跨境支付基礎設施的加速建設為特征。市場需求、政策推動與技術創新的融合,將為人民幣在多極化金融世界中擴大全球影響力奠定基礎。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主筆 何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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