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6日22點，電話那頭傳來一句低沉的話——“漢卿，委員長走了。”張學良握著聽筒，沉默了足有半分鐘，“我知道了。”他放下電話，站在窗前，一夜無眠。

第二天清晨，臺北的天灰蒙蒙，他對趙一荻說：“得去吊唁，但挽聯怎么寫，我一點頭緒都沒有。”趙一荻輕輕“嗯”了一聲，沒有多勸。兩個人都清楚，這十六個字不好寫，寫淺了顯得敷衍，寫深了又怕勾起舊賬。

接下來的三天，他搬出厚厚的日記本，翻了一頁又一頁。那本舊冊子里夾著一張折痕明顯的電報，上面只有一句話：“愿與諸兄共策之。”那是1928年12月29日蔣介石給他的通電。那一年，東北易幟，一槍未放，華北形式大變。蔣介石稱他“諸兄”，并任命他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風光無兩。

易幟后沒多久，蔣介石在南昌給張學良辦三十歲壽宴，吳鐵城托蔣的意思，花四萬元買下于鳳至折的紙花，只為討好“少帥”。張學良當時心里暗喜，也暗下決心：“我這條命，給國家，也給介公。”那句話，他后來無數次想起，無數次搖頭。

然而一切轉折來得太快。九一八事變，關東軍炮火逼近，張學良堅持執行“不抵抗”。夜里，四弟張學思跪在他面前哭喊：“大哥，不能退！”他咬牙，沒有回話。那天的天，格外涼。此后，“不抵抗少帥”的標簽再也撕不掉。

1936年秋，蔣介石飛抵西安部署“剿共”。張學良當面提議先停內戰、后抗外侮，蔣拍案怒斥。“攘外必先安內是國策！”話音重得像錘子。張學良退到廊下，心里忽然空了。他后來告訴楊虎城：“我們被逼到墻角，只能來一招大的。”兩個月后，“扣留委員長”成為事實，西安事變震動天下。

12月12日凌晨，寒風卷過華清池，蔣介石躲在山石后摔斷皮靴扣子，仍不肯見張學良一面。張推門進屋，“委員長，您受驚了。”蔣把臉扭向墻壁，青筋暴起。那一刻，兄弟之情徹底崩碎。

和平解決達成，張學良自認守信用，親送蔣回南京。飛機上，他坐后排，蔣介石忽然回頭冷哼一聲。抵達南京不到十天，軍法處宣判：十年徒刑，先赦后管束。張學良對宋子文苦笑：“看來我真要被圈起來了。”事實證明，“十年”只是序章。

抗戰勝利后，張學良在重慶歌樂山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激動得熱淚直流。他讓人送上一塊歐米茄金表給蔣介石，暗示“時間到了”。蔣卻用一句輕飄飄的“不可放虎”回復蔣經國，張學良的自由再次被鎖進抽屜。

1949年底，他隨蔣家遷臺，被安置在北投草山。偶爾夜深，他拉開窗簾，看臺北夜色，感慨一句：“半生風云，如今只剩一盞孤燈。”1959年，兩人唯一一次正式會面在“梅莊觀邸”。蔣介石拄著拐杖，微笑著說：“漢卿，再忍忍，總有用你之日。”張學良答：“我已老了。”對話短得可憐，卻像最后一刀，把所有恩怨釘死。

時間快進到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危。床前，蔣經國聽到父親囑咐：“不可放虎。”四個字把張學良的命運再度鎖死。幾小時后，蔣介石心臟停止跳動。消息傳到草山，張學良只說了一個“啊”字，隨后關燈獨坐。窗外大雨，雨聲像鼓點，敲了一夜。

三天苦想，他寫下那十六個字：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寫完后，他長長吐出一口氣，自言自語：“公道已在字里。”趙一荻把毛筆收好，輕輕點頭。

4月9日，靈堂人聲低啞，水晶棺里那張面孔蠟黃僵硬。張學良佇立良久，僅僅兩分鐘，便轉身離開。有人問他心情如何，他擺手：“不談。”車窗掠過萬華老街，他忽然想起1928年南昌壽宴的掌聲，苦笑一下，閉目休息。

1988年蔣經國病逝，1990年1月，張學良終于獲準離開北投，搬到臺北郊外。獲釋那天，他對友人說：“史書上，自有公論，我不急。”此后，他幾乎不再提蔣介石，只偶爾彈琴，下盤象棋，自稱“閑云老人”。

世事走到這一步，兩個人的糾葛算是收尾了。十六個字掛在慈湖陵寢側廳，來往吊客或駐足，或匆匆，褒貶不一。張學良本人卻不再置評，他更在乎晚年能否看海、能否看書。1991年的某個午后，他在淡水岸邊對友人說：“海浪一來一去，像極了命運，誰也說不清下一秒會翻多高。”

就這樣，這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恩怨終于散場。張學良活到101歲，回憶仍是漫長夜色里的私語；蔣介石定格在八十九歲，歷史則繼續向前。至于那十六字挽聯，或許正是兩人關系最準確的注腳：愛恨交織，情義難割，卻終究無法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