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蔣介石后人蔣經國兒媳蔣孝勇遺孀蔣方智怡，將她保存的蔣介石日記和蔣經國日記從臺灣運往美國，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50年，以后運回中國。蔣介石日記從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每日都記（據說1915年至1917年日記遺失），篇幅浩繁，內容龐大。

胡佛研究所2006年將1932年以前的蔣介石日記公開，給讀者閱讀研究。2007年4月又開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記。以往國內學術界對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某些重大事件上認識并不一致。如有人認為九一八事變時，是蔣介石多次電令張學良對日本的進攻不要抵抗，才導致東北淪入敵手;七七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也動搖、妥協、退讓;1938年12月汪精衛叛國投敵，蔣介石有投降主義傾向;以及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宋子文、宋美齡、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情況如何，蔣介石對“七君子”事件的態度怎樣等。作者2007年乘去美國加州探親之便，帶著上述問題去胡佛研究所翻閱并抄錄了蔣介石日記。下面這篇文章，便是主要根據蔣氏在盧溝橋事變（即七七事變）前后的日記，和作者平日掌握的某些史料寫成。關于盧溝橋事變，臺灣曾專門出版了《盧溝橋事變史料》一書，其中收錄了蔣介石、何應欽給宋哲元的許多電文，并已為兩岸學者所引用，本文就概不錄用，只就日記所載史實加以敘述。

一　對日本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主張抵抗，反對妥協退讓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開始認識到“剿共”內戰不可能再繼續進行下去，在國內實現和平，團結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內政治生活開始進入了一個停止內戰，改變對日妥協退讓政策，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醞釀形成的新階段。1937年2月中旬召開的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由于形勢的需要，和國民黨內愛國進步人士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楊虎城、孫科等的推動，開始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向著和平民主抗日方向轉變，并接受了抗日民族統一政策。三中全會是“國民黨國策基本轉變的開始”。①蔣介石在七七事變發生前后的對日方針政策，基本上就是沿著上述的路線確定的，是其延伸和發展。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經過摘要》（ 1937年4月7日 ），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頁。

還在七七事變發生前幾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就曾表白過對日本侵華陰謀的對策。7月1日 他寫道：“有大我在則小我自在”，“中國自強之意義與責任，應具必戰之心，而后可以免戰，乃得達成不戰而收復失地之目的。”7月2日記：“對倭寇①禍華之毒計，講求對策。” 7月3日 記：“教育以民族光榮之歷史，雄厚之國力與偉大之精神為基礎，而勗以嚴重之國難，無上之國恥為人人之責任”。

7月7日 ,日本侵略軍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進行還擊，打響抗日戰爭的第一槍。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消息8日才傳到南京。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決心應戰，此其時乎。”當日即決定：“一，令孫連仲、龐炳勛、高桂滋②動員。二、廿一與廿五師動員。三、抽調高射炮隊。四、令長江沿岸戒嚴。”

7月9日 記：“早起處理對華戰事準備動員，不避戰爭”，“一、乘此次沖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其撤退豐臺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二、歸宋（哲元）負責解決。三、倭對宋有否進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機與倭折沖見面。五、積極運兵北進備戰。”還預定：“為中倭沖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 記：“……三、倭寇今又反攻盧溝橋，是其不達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積極進兵北上備戰，或可戢其野心。”是日為星期六。蔣介石在日記每個周末設有《本周反省錄》和《下周預定表》二欄，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規劃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錄》中寫道：“倭寇于八日在盧溝橋挑釁，與我守軍對戰，其意在非奪取盧溝橋不休，至今猶未告段落。”他明確莊嚴表示：“此為存亡關頭，萬不能失守也。動員六師北運增援。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蔣在《下周預定表》中，表示要“積極備戰”。

①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日記中就一直稱日本侵略者為“倭寇”，并在每天日記開首一行寫有“雪恥”二字，以示警惕，不忘國恥。

②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軍長，龐炳第四十軍軍長，高桂滋第十七軍軍長兼八十四師師長。

7月11日 記：“倭政府態度堅強表示作戰，……準備兩師開動與關東軍入關等之形勢，以余觀之，皆為內虛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盧溝橋不止之表現，然而其結果必暴露其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

7月12日 記：“預定：電宋、秦①商中央部隊集中地點。二、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持久戰。②三、倭寇計劃威脅冀察當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東為不駐兵區域以及其防共協定。四、最大限度為其占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然而平津責任則應由倭寇擔負，而且國際關系及各國權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單純安全占領也。五、政院回京。”蔣介石在是日日記中還記載：“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明令宋、秦固守北平與永定河線。中央軍集中保定。”蔣批閱了日本關東軍抵達天津，其內閣宣言決定侵華戰爭，動員全國政黨與產業界擁護其閣議情報后，認為是“外強中乾之態度”，指出：戰爭“勢力擴大，不能避戰矣”。

7月13日 記：“今日預定：一、抽高射炮到華北。二、運送子彈。三、派（潘）次辰為石家莊行營主任。四、派戈定遠北上。”在注意事項一欄內寫道：“一、對運兵進駐保定之宣言。二、對宋之授意。③三、對倭宣言：甲、維持冀察政委會現狀與人事;乙、塘沽協定范圍以外地區駐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帶駐兵地點及其行動應遵守辛丑條約。”是日蔣介石以盧溝橋案件擴大，在江西廬山牯嶺召開的行政院會上令各部回京辦公。

①“秦”即秦德純，時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北平市長。

②這是蔣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戰的主張。

③蔣介石13日致電宋哲元，盧溝橋事變“必不能和平解決”。

七七事變發生后，負責京津防務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軟弱妥協的態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 7月14日 ,他想退出天津。15日致電蔣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張，蔣斷然加以制止。14日日記寫道：“宋住津態度不定，可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北進部隊應立于進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如能辦到盧溝橋仍住正式陸軍不受限制，則勝矣。上午手擬建國運動方案，雖在倭寇壓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國工作進行不變，而且感覺味益濃。對倭寇有形無形間之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之手段，以我視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 又寫道：“宋明軒為其個人計，亦無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則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師在秦皇島集中，則其十二師亦必用平津”，“接明軒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制止。豈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盧溝橋事件已發生10天，如果說在此之前，蔣介石對日本挑釁，并擴大侵華戰爭還認識不夠清楚，認為“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7月8日 日記）;“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于明日停戰”（ 7月10日 日記）。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內閣派兵聲明的頒布，并大量調兵，擴大侵略戰爭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蔣介石的抗戰決心也愈益堅定。為了集思廣益，團結抗日，蔣介石于 7月16日 、17日邀集全國一些社會名流在廬山召開談話會，共商抗敵御侮，復興民族的大計。16日，他親自寫了關于盧溝橋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

宣言說：“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他聲明：“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受任何的約束。”他還表示：“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蔣介石宣布：“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政府對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篇重要談話，于19日以《最后關頭》為題公開發表。①

蔣介石在17日寫道：“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余，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弭戰禍”，“告國民書發表后之影響，是否因此引起戰爭，決不致此。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此中關鍵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為危，而我以為安。更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場，乃可戢其野心也。”是日他在《本周反省錄》一欄中還說：“倭寇調關東軍入關，威脅冀察脫離中央，以圖其擴張偽組織之野心，余即派中央軍入河北保定，不惟打擊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倭寇屢攻盧溝橋不克，可以制敵野心。”

①《中央日報》 1937年7月19日 。按：最初為“宣言稿”、“告國民書”，17日日記改為“談話式”。

當時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阻撓、不讓發表上述談話稿，蔣介石毫不動搖。他在19日日記中說：“決心發表告國民書，人人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惟此為對倭最后之方劑耳。惟妻（即宋美齡）獨贊成吾意也”，“應戰宣言既發，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談話，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黨派和全國同胞的熱烈贊揚和歡迎。毛澤東說：這個談話，“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①還在蘇州監獄的著名的愛國領袖沈鈞儒等7人，于 7月21日 致電蔣說：談話“義正辭嚴，不勝感奮，深信在此偉大號召之下，必能使全國人心，團結愈固，朝野步驟，齊一無間，同在鈞座領導之下，以趨赴空前之國難。鈞儒等身羈囹圄，心懷國族，寇氛日亟，倍切憂惶。赴難無方，赤誠共抱，企望旌麾，無任神馳”。②

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繼續與日本敷衍，企圖以妥協退讓，取得茍安，謀求和平解決，竭力避免戰爭，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戰備措施，并要求中央撤退進入河北的部隊。對此，蔣介石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對“何梅協定”的簽訂者、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亦有所指責。

7月22日 的日記寫道：“和平應植基于正義之上”，“盧案了結乎當非如此之易。中央軍撤兵時期必待倭寇同時舉行”，“聞盧溝橋卅八師撤退，而未知宋與倭交涉之內容如何，不勝惶惑。”

7月23日 記：“玩強敵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進退維谷。盧事以不涉政治條件為限度”，“倭寇已悟中央部隊既入河北，對彼華北獨立陰謀已受重大打擊，不能達成其目的矣。”

①《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16—317頁。

②周天度編：《沈鈞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頁。

7月26日 ,他在日記中強調說：“遭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忽再作避戰之想矣。”還對宋哲元的妥協批評指出：“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時，倭向廊房卅八師攻擊，今申又在北平廣安門對戰。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猶以為可對倭退讓茍安而僅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心乎！”

7月27日 記：“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預料北平必能固守，則戰時當可著著進行，我仍立于主動也”，“萬一北平被陷，則戰與和以及不戰不和（應戰），與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國策須鄭重考慮。對民眾內部之態度，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愿由一身負之。”是日日記蔣還深為慨嘆地說：“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發生戰爭，宋哲元至此始著急。平時不信余言，以為一意與敵敷衍，即可茍安，故不敢構筑工事，惟恐見疑于敵也。廿五日以前，敵人對北平包圍之勢早成，而彼猶燕雀處堂為安，要求入冀中央軍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7月28日 記：“倭寇進攻北平，雖廊房與豐臺為我廿九軍擊襲恢復，然而北平近郊毫無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軍長陣亡①，部隊潰退，將士未經爆炸與槍聲之習，聞乃即心怯膽寒。宋軍長六時離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時完全退出”，“政府應照既定決心，如北平失陷，則宣言自衛與對倭不能盡片面條件之義務矣”，“本日處理軍務。人人聞廊房、豐臺恢復之極，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漢奸作祟與布置全無為慮。故今日心神不安異甚。”

①即佟麟閣，還有第一二三師師長趙登禹及大部分官兵英勇犧牲。

7月29日 記：“宋哲元電請派張自忠為翼〔冀〕委會代理委長，是其對倭之誘引尚未覺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閱電，知北平電話于三時起已無人接話，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無已。然此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北平失陷后之處理，不足驚異也”，“上下午皆開會討論軍事、外交、內政之方針。聞天津城至傍晚猶在激戰中，倭寇對城中轟炸甚慘。”

7月29日 和30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7月31日 蔣介石在《本周反省錄》和《本月反省錄》中寫道：“ 七月廿九日 北平失陷，卅日天津失陷，燒殺慘狀不忍聞者見，倭寇兇橫看你究能到幾時”，“倭寇隨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對倭外交，始終強硬。”7月下旬，蔣介石鑒于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在日記中記載了他采取的一些具體措施，不僅在北方，而且在全國積極進行備戰，以抗擊日本的侵略。

如 7月22日 和23日，記先后批準發行國庫券，批示空軍作戰計劃。26日記要求速定各地防空時刻，疏散物品，下令各處趕筑工事，各部動員與遷移演習，各地壯丁召集之演習，糧服管理機關人選。7月28日 記調朱懷冰師到綏東，粵港路接軌，購英法飛機。7月31日 記令冀、魯、豫、蘇各省民間限期掘成各鄉村之外濠，使之連成一線;戰車抵御炮應速分撥于前線，分配表查報，高射炮同上;編制各種戰術。還提出要進行“持久戰”，等等。

此外，還提出計劃各師各軍人事之整理;召開名流會議，國防會議;決定大本營組織人選，大本營擬設洛陽、西安、彰德;政府地點擬定武漢、長沙、廣州;國民經濟動員，檢查戰斗準備軍。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國防會議問題。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全國將領國防會議于 1938年8月7日 在南京召開，一致主戰，為全國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石。蔣介石是日日記記載：“ 八月七日 ,上午國防會議。批閱。下午會客。晚國防黨政聯系會，午夜始散，決定主戰。”又記：“國防會議開成，全國將領集京赴難，得未有之盛況，是為勝利之基也。”一個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如果說，盧溝橋事變打響了抗日戰爭的第一槍，“八一三”抗戰則是全面抗戰的開始。

二　積極推進國共第二次合作，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基本政策從此中止，國內開始出現和平統一，共御外侮的新局面。

1937年2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曾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5項要求，和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等4項保證。這些成為兩黨團結抗日談判的基礎。隨即國民黨方面顧祝同和張沖到西安與周恩來舉行首次正式談判，雙方闡述了各自的立場和要求，達成了共產黨承認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徹底取消暴動及沒收地主的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共產制度;取消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等協議。不久，周恩來去上海，先后與國民黨代表舉行杭州談判，后又去廬山會晤蔣介石，并進行談判。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國共雙方都意識到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團結一致抵御外侮，是當前面臨迫切的政治任務。

7月10日 蔣介石日記記載：“對共黨問題解決，但緩發宣言”。13日（或14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到廬山，向蔣介石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隨即又和蔣介石、邵力子、張沖會談。向蔣建議以上述宣言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并盡速發動全國抗戰。7月14日 ,中共中央向南京當局表示：愿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隨時可以出動抗日，已令各軍10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并同意擔任平綏國防。蔣介石也加速國共合作事業的進行。

7月16日 日記記：“上午在廬山圖書館開談話會……仿魯北上，為收編共軍事，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猶未發耳。”

7月19日 記：“決定共部解決辦法。”

7月18日 記：“對共黨態度。”

7月19日 記：“對共黨之收編應即解決。”

7月20日 記：“共黨問題。”

7月24日 :“預定：見張沖，商共部收編事。”同日日記《本周反省錄》和《下周預定表》欄中，還分別記有“共部編組交涉已告一段落”和“督促共軍之編組。”

7月26日 記：“編組共部。”

7月27日 記：“對共部之研究編而后出乎，不編而令其自出乎！”

7月28日 記：“共部參長人選。”

7月29日 記：“共部之編組。”

從上述蔣介石日記雖然是十分簡短零星的記載中，可以看出，蔣對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視，并且是重要的促成者。“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談判獲得重大進展，紅軍改編后的指揮人事問題得到解決。8月18日 ,蔣介石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9月22日 ,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也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開始，從而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①周天度主編：《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43頁。

國共第二次合作曾遭到親日派首領汪精衛的反對①，后來竟成為他叛國報敵的重要藉口。1938年12月21日 的蔣介石日記記載說：“ 聞汪 先生潛飛至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藉口不愿與共產黨合作，拂袖私行，置黨國于不顧，豈是吾輩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

蔣介石為了爭取在東北邊界有個好的安定的環境，以便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戰勝利，希望與蘇聯結成反日軍事同盟，接受蘇聯援助。1937年3月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見了孔祥熙、陳立夫，轉達蘇聯政府請中國發起太平洋地區公約和蘇聯準備向中國提供軍用物資的建議。4月13日 蔣介石帶病在上海會見鮑格莫洛夫，表示感謝蘇聯政府在西安事變問題上對他的支持和給予武器援助的建議①，蔣請鮑格莫洛夫與南京新任外交部長王寵惠談判具體外交問題。4月12日 ,鮑格莫洛夫與王寵惠在南京會談，代表蘇聯政府向南京提出3項建議，其中之一即“立即開始蘇中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王寵惠表示他“會在政府中討論這些建議，也同會蔣介石討論”。②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促進了中蘇兩國代表的談判。7月13日 、16日、19日、26日，在蔣介石的督導下，孫科、陳立夫、張沖先后與鮑格莫洛夫會見，商談蘇聯給南京的軍事貸款和軍火訂貨問題，并達成了若干協議。8月2日 ,蔣介石會晤鮑格莫洛夫。鮑格莫洛夫擔心中國得到蘇聯武器軍火，將來會攻打蘇聯。蔣介石表示“中國絕不會進攻蘇聯，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③

①《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第802頁。另據蔣介石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變中日記記載：“……逆輩（按指張學良）想請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頗安，以蘇聯決不能贊成張之叛逆行為，而且素知蘇俄賤視張之為人也。”又19日日記：“因此余乃更知蘇俄之反對叛逆彼等之荒謬如此，無人能為之助也。”（作者抄件。原日記存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

②《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168頁。

③《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439頁。

8月上旬，雙方交換了條約草案，并繼續進行談判。8月21日 ,王寵惠和鮑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簽訂后，中國的抗日戰爭得到了蘇聯的有力支持。

關于中蘇談判并簽約問題，蔣介石此時的日記基本上沒有什么記載。但在 7月31日 日記《本月反省錄》一欄總結說：“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認偽滿與華北特殊化，若與俄先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則可先打破其第一迷夢，不再要求。益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僅華北為其統制，即全國亦成偽滿第二矣。故聯俄雖或促成倭怒，最多華北被其侵占而無損于國格，況亦未必能為其全占也。兩害相權取其輕，吾于此決之矣。”

三　為了推進抗戰，下令釋放被捕的沈鈞儒等救國領袖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提出八項抗日救國主張，要求立即釋上海被捕愛國領袖，是其中之一。隨后張楊始終把這一條列為釋放蔣的重要條件之一。①西安事變在宋子文、宋美齡、周恩來等的斡旋下，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改組國民政府，容納抗日分子，釋放愛國領袖等條件，得以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后，由于國民黨中央黨部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的阻撓，內戰雖然中止，聯共抗日、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卻未能及時順利進行。積極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曾經與共產黨及張學良、楊虎城有聯系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7人，不僅沒有被釋放，反而繼續遭到迫害。1937年4月3日 ,江蘇高等法院向沈鈞儒等7人，以“危害民國”罪提起公訴，隨后并于 6月11日 和25日兩次開庭審理，企圖判罪。與此同時，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出面提出，要求沈鈞儒等“七君子”進反省院，寫具悔過書，保證以后不再從事抗日救國運動。凡此種種，遭到沈鈞儒等人的堅決抵制和抗爭，以及進步輿論的普遍譴責。時人指出，繼續迫害愛國領袖，與國民黨三中全會確定的和平統一、團結抗戰主旨和蔣介石的抗戰主張背道而馳。由此掀起了營救“七君子”的高潮。

①蔣介石 1936年12月20日 日記;宋子文 1936年12月20日 、24日日記，均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后者用英文撰寫。

如前所述，蔣介石準備邀集一些社會名流在廬山開談話會，共商抗敵御侮，復興民族的大計。“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學者，又是抗日救國的領袖人物，也在邀請之列。6月14日 ,蔣介石密電葉楚傖：“如沈鈞儒等來山時，請代邀杜月笙、錢新之兩君同來牯嶺晤談為盼。”①但葉楚傖堅持要沈鈞儒等寫具悔過書，才能赴廬山，理所當然地遭到沈等的拒絕。沈鈞儒在 7月16日 一封家書中寫道：“蔣對我等似有諒解，曾由杜月笙、錢新之、黃任之等到蘇州來過兩次，傳蔣意欲我等往廬山面談，而中央及地方黨部都似不愿我等與蔣直接解決;種種破壞，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寫悔過書，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廬山時對外宣布是將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們設法拒絕一切，只好廬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盡量用法律手續來對付……無論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②

從上年“七君子”事件發生時，蔣介石主張鎮壓，到這時轉而采取寬大懷柔政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蔣介石對內對外政策的轉變，即從“攘外必先安內”轉向團結對外，共同抗敵。同時也反映出“七君子”事件上，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之間的分歧。

①周天度、孫彩霞編：《救國會史料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頁。

②周天度編：《沈鈞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頁。

6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等為了營救沈鈞儒等，開展著名的救國入獄運動，把營救運動推向高峰。7月7日 ,馮玉祥致蔣介石函說：“關于沈鈞儒等七人事，祥意應立即無條件釋放，請其來廬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訓迪指導，此事關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在信中還特別指出：“黨部工作同志對公此舉定能體會。蓋黨部同志有黨部同志責任，中央亦有中央責任也。敬祈我公毅然決然，采取釋放辦法，黨、國同利賴之。”①

“七七”抗戰爆發后，國內政治局勢有了很大變化。蔣介石不顧汪精衛、葉楚傖等人的阻撓，決心親自干預“七君子”事件，下令開釋沈鈞儒等人。據他的日記記載：

7月18日 :“對沈等保釋。” 7月19日 :“對沈等之處理宜早解決。”

7月20日 :“沈案了結。”

7月24日 :“下周預定表……解決沈案。”

7月26日 :“解決沈案。”

因此， 7月31日 ,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國領袖終于獲釋，光榮出獄。沈鈞儒等出獄抵達上海時，曾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我們之出獄，完全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們對他很感激。”②王造時后來也回憶說：“蔣介石于 七月十七日 在廬山發表談話，宣言對日抗戰，并于七月底電令江蘇高等法院將我們釋放，要我們去南京開會。”③

①《宋慶齡馮玉祥等營救七君子函選》，《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

②《沈鈞儒等昨由蘇抵滬》，《立報》1937年8月2日。

③《王造時自述》，《上海文史資料》第45輯，1984年1月。

作者周天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