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振利（云南師范大學檔案館校史館館員）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1958年3月科學出版社重印的《通鑒胡注表微》對1945年、1946年分兩次正式發表在《輔仁學志》的書稿加以修訂，除整條刪除《邊事篇》2條外，主要有訂訛、增新、刪舊、修改等形式。

盡管陳坦謙稱《通鑒胡注表微》是“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舊作"，但“科學版”的修訂則是他經歷思想改造，在初步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站在無產階級人民立場上，對舊有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斷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宗教觀，充分體現了陳垣晚年史學思想由舊轉新的過程，最終實現由愛國史學家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變。

（關鍵詞）《通鑒胡注表微》；修訂；史學思想；轉變

被陳垣謙稱為“學識的記里碑”的《通鑒胡注表微》是一部兼具思想性與方法論價值的史學名著，既是他一生治史成就的標志性總結，也是他治學道路由愛國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升華的成功典范。

自該書首次出版70多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表微學”已呼之欲出。但是，目前學術界對該書的一些基礎性問題，如全書所引胡三省注語的條數、1958年3月科學出版社出版時所作的修訂等，仍存在似是而非、語焉不詳之處。

鑒于此，本文遵循陳垣“校書雖小技，可以悟道”之教，擬在辨析《通鑒胡注表微》版本源流的基礎上，通過比對最早發表在《輔仁學志》與正式由科學出版社版的兩個版本（以下分別簡稱“輔仁版”“科學版”），鉤稽“科學版”所作修訂的類型與具體內容，探究陳垣晚年由愛國史學家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轉變過程。

陳垣1945年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一、《通鑒胡注表微》版本

《通鑒胡注表微》版本系統并不復雜。目前所見有7個版本，可概括為“前三后四”。所謂“前三”，指陳垣生前出版過3個版本。一是首次于1945年12月、1946年12月發表的《輔仁學志》版，二是1958年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發行的科學出版社版，三是1962年的中華書局版。“后四”則是陳垣身后出版的4個版本，分別是1993年臺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陳援庵先生全集》本、1997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本、2009年安徽大學出版社《陳垣全集》本、2011年商務印書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本。

其中，“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本又于2017年12月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時出版紀念版。從版本源流的角度說，“輔仁版”是《通鑒胡注表微》的“祖本”。

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右一）看望陳垣

“中華版”是20世紀60年代科學出版社與中華書局出版分工調整的產物。

從形式上看，“中華版”沿用了“科學版”的版型。

內容上，“中華版”對部分條目作了改動，如《考證篇》“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條、《倫紀篇》“后晉齊王開運元年”條、《貨利篇》“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條。甚至還存在標點符號錯誤，余穗祥1963年9月15日致信陳垣，“頃據粗讀一過中，似覺（表微）第72頁7行5字下所作引號上端反向”。他所見到版本為“中華版”，“科學版”此處標點不誤。

由此可見，“中華版”與“科學版”是獨立的兩個版本系統，并非陳智超所說的“中華書局版與科學出版社版的區別，只是‘內容提要’稍詳”。

此后各本都出自“科學版”或“中華版”。2009 年安徽大學出版社《陳垣全集》本、2011 年商務印書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本在出版后記中明說所據為“中華版”。

為辨析臺灣新文豐《陳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紀萬有文庫”本的版本源流，現將各版本異同列表1如下：

通過比較文字異同可以看出，《陳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紀萬有文庫”本源自“科學版”。至于陳先生在與親友往來函件中提到的付印本、油印本，屬于《輔仁學志》發表前尚未最終定稿的“征求意見稿”，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可惜未能得見。

劉乃和參與了《輔仁學志》發表時的校對工作，將印刷廠排版完畢退回的一校稿中的第8篇、第9篇，第11至20篇裝訂成冊，陳垣題名《通鑒胡注表微校稿》。上面除“校正的字跡”外，還有陳垣“校改和批寫的手跡”，彌足珍貴，但也未能見到。

至此，《通鑒胡注表微》的版本源流可示意如圖1:

二、“輔仁版”刊印前的修訂

由于沒有見到“輔仁版”刊印前的“付印本”“油印本”及劉乃和手訂的《通鑒胡注表微校稿》，無法得知陳垣征求親友修改意見后采納情況，以及對《輔仁學志》一校稿的修改，因此在沒有確切版本依據的情況下，“輔仁版”刊印前的修訂是指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撰寫過程中不斷對原定寫作計劃的調整和修訂，重點是篇目名稱和條目總量。

第一，篇目名稱修訂。為清晰展示《通鑒胡注表微》篇目名稱的變化軌跡，列表2如下:

1945年1月底時，陳垣設計的篇目有24篇。半年之后，至7月寫完《通鑒胡注表微小引》并發表在《文史雜志》上時改為22篇。

所做的修訂有刪《舊文》《相業》《君道》，改《校讎》為《校勘》、《糾謬》為《辯誤》、《治術》為《治道》、《兵事》為《兵略》、《邊情》為《邊事》，增《釋老》，顛倒原來《民心》《夷夏》的順序，改為《夷夏》《民心》。

1945年12月首次在《輔仁學志》正式發表時，刪前篇《察虛》、后篇《兵略》，改《治道》為《治術》，最終定為目前通行的 20篇。

同時，他闡述了擬立而未設《氏族》篇、刪掉《兵略》篇的原因。如《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凡姓氏書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勝辨也，故刪存一二條以示例。”

《評論篇》“唐文宗太和七年”條：“胡林翼撰《讀史兵略》，于《鑒注》之言兵事者，幾全部收入，其推重可想。然古今異宜，兵不可以紙上談也，故《表微》始立《兵事篇》而復刪之。”

此處稱“兵事”，可見他仍沿用1945年1月設計的篇目名，而非發表在《文史雜志》上的“兵略”之名。

第二，條目總量的修訂。

1945年1月31日陳垣在致陳樂素函中提到已搜集材料“一千一百余條”，從中精選并撰寫按語，“每篇三十至七十條”。

1945年7月，發表在《文史雜志》的《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說:“今特輯其中精語千數百條”，“十余萬言”。

1945年12月發表在《輔仁學志》的《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說：“今特輯其精語七百五十條”，“都十八萬言”。

經筆者統計，“輔仁版”共有736條，比《通鑒胡注表微小引引》所說的750條減少14條。估計是被他在付印后正式出版前刪掉，正如他致方豪信中所說：“雖已付印，但未出版，尚可修改。”

三、“科學版”的修訂

對“科學版”的修訂，陳垣說：“全書除稍刪動個別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動，以為我學識的記里碑。”

陳智超說，“科學版”未收“輔仁版”目錄后陳垣1945年冬至日寫的一段識語，“又《考證篇》的敘錄中，輔仁版作‘考證為史學之門’，科學出版社版改為‘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此外，科學出版社版還刪去《夷夏篇》中兩條條文。其余沒有改動。輔仁版只有句逗，科學出版社版改為標點符號，并增補了‘征引書目略’及‘內容提要’。”

實際上，“科學版”的修訂既不像陳垣說的那樣輕描淡寫，也遠比陳智超總結的復雜得多。

（一）修訂概況

經檢對，“科學版”整條刪掉“輔仁版”《邊事篇》”唐太宗貞觀十八年”2條，共 734 條。其中，對格式、內容的修訂有103條，書14%。此外，還對《校勘篇》《考證篇》《臣節篇》《倫紀篇》《夷夏篇》《民心篇》《釋老篇》小序加以修訂。現將各篇修訂情況列表3如下：

從格式上看，“科學版”的修訂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按照陳垣設計的《通鑒胡注表微》體例，所引《資治通鑒》原文出于同一年份的數條，第一條標注紀年，緊隨其后的第二條、第三條則標“又”字。如《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貨利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均有2條，“科學版”分別在第二條“（臧）質又與魏眾書曰”“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前加“又”字。

另一方面，“科學版”統三注文后標注所引卷次。修訂時對“輔仁版”缺少卷次之處加以增補。如《本朝篇》“晉穆帝永和三年”條補“卷九七”，“晉安帝義熙四年”條補“一一四”，“梁簡文帝大寶元年”2條補“一六三”，《書法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條、“周安王五年”條補“卷一”，《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第二條、第三條補“一一一”。

從內容上看，修訂條目不但數量多，而且類型復雜。

“科學版”個別條目的修訂，絕非“稍刪動個別字句”。

有的條目屬重作，如《釋老篇》“唐敬宗寶歷二年”條。

有的條目則推翻原來的結論，如《臣節篇》“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條。

甚至對同一條內容的修訂，不是單一使用增補、刪除、改動等方式，而是綜合使用兩種甚至多種手段。

如《夷夏篇》小序的修訂就是刪、改兼具的典型例證。“科學版”刪掉2處，一是“非中國之自大也”，二是“且每顯著一次，中國民族即擴張一次。其同化力之強大，不可思議”。改動3處，一為改“根于天性”為“出于自然”，二為改“當中國強盛，天下一家時”為“當國家承平及統一時”，三為改“中國被侵陵”為“當國土被侵陵”（見表4）。

(二)修訂的具體情況

具體而言，“科學版”在內容方面的修訂大致有4種情況。

1、訂訛。修訂“輔仁版”的訛誤，包括引書卷次、地名、人名以及文字的訛脫。

一是訂正引書卷次之訛。《書法篇》“開元九年”條《容齋隨筆》，“輸仁版”作“容齋五筆二”，“科學版”改“容齋五筆六”。

二是訂正地名之訛。《避諱篇》“周赧王四年”條以“常山”為例論述因避諱改地名，“輔仁版”作“唐乾元間復為恒山”，“科學版”改“恒山”為“恒州”。

三是訂正人名之訛。《評論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條，陳垣認為胡注“舍功錄過、自戮良將”之語有感于四川制置使余玠及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之死而發。“輔仁版”誤“玠”為“價”，形近而訛。

四是訂正引文內容之訛。《評論篇》“晉武帝太康元年”條引《孟子·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夫”即“獨夫”，“輔仁版”誤作“匹夫”。

《治術篇》“唐高祖武德九年”條引《論語·泰伯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輔仁版”將“人而不仁”誤作“仁而不仁”。

《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條引《癸辛雜識續集》下“為人告之官，遂罷去”，“輔仁版”誤作“為人告之院”。

五是訂正內容之訛。《夷夏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輔仁版”作“通婚而普通，則夷夏不復能辨矣”，“科學版”改“通”為“遍”，亦形近而訛。

六是訂正脫字。《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條，“至正朔之在江南，乃當時民族意識所公判”,“輔仁版”脫“時”字，誤作“乃當民族意識所公判”。

2、增新。增加新的內容，大致有4種類型。

一是增加解釋性文字，類似隨文自注，使文意表述更清楚。如《解釋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事見《癸辛雜識別集》上”后補“仁近仇遠字，虛谷方回字”。

《考證篇》“唐懿宗咸通元年”條末句“張魏公浚，謚忠獻，子栻，號南軒，字敬夫，避諱作欽夫。趙忠簡鼎。陳君舉傅良。《光堯實錄》即《高宗實錄》”為新增，分別解釋了上文出現的人名、書名。

《辯誤篇》“唐高宗上元元年”條“顧字雙關”后補“作‘乃”字講可，作‘顧氏’講亦可”，解釋了“雙關”的具體含義。”

《評論篇》“梁武帝太清元年”條“高澄以‘狗腳朕’為詈，此古語之僅存者”后增“今北俗謂之繭”。這是以今語解釋古語的典型。

《倫紀篇》“后唐明宗長興四年”條所增內容解釋了“夫己氏”的出處及釋義。“所謂夫己氏者，出《左·文十四年傳》，猶言‘那個人’”。

二是增補書名、卷次、人名、時間等，使文意表達更嚴謹、準確。

《本朝篇》“后周世宗顯德六年”第二條“據北平圖書館藏元本殘帙”的“元本”后增“《通鑒》”。

《勸戒篇》“后周太祖廣順二年”條，改“《南唐書》論曰”為“《南唐書》九論之曰”，增加所引《南唐書》的卷次。

《貨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條“唐自僖宗乾符以后，王仙芝、黃巢相繼動亂，政府威嚴不復能保護特殊階級，所謂亂世也”中“所謂亂世也”前增“身之”，將“亂世”判斷者由他本人改為胡三省。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第二條“是時中原雖為魏所據，而其民皆曾奉正朔，固不忘中國也”的“正朔”前增“漢晉”。

《貨利篇》“后晉高祖天福元年”條“阿合馬挾宰相權為商賈，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一句前增“元初”。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改“則當時必有貽其口實者”為“則當時朝政必有貽人口實者”。

三是增加“所謂”或“歷史上所謂”，轉變原來的階級立場、民族立場。

《勸戒篇》“漢景帝后元年”條“身之蓋有感于當時所謂‘奴告主’之事也”，《勸戒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第二條“臨安既亡之后，所謂士大夫家為奴仆上變”中的“所謂”都是修訂時新增，其階級立場也由維護統治者轉向同情受壓迫之人。

《解釋篇》“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條“凡易姓之際，新舊勢力移轉，則平日受壓迫之人即思報復，故上變告密之事恒有”。其中，“平日受壓迫之人即思報復”一句為修訂時新增。

《夷夏篇》“晉元帝建武元年”條“借王命自重，猶言擁護中央，其始叛晉者匈奴羯耳，鮮卑氐羌，猶奉王命，及晉內亂不已，堅凝之力衰，乃各據地自立，而成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之局”一句中，“歷史上所謂”為修訂后新增。

由此可見，陳垣的民族立場發生轉變，淡化了“五胡亂華”價值評判中的民族感情色彩。

四是增加“謂”“更”“有時”“能”等表示程度、條件的詞，使結論更加嚴密、科學。

《出處篇》“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條，“科學版”于“后之讀史者勿泥范曄之筆而疑予之言云云”前增“謂”字。變間接引用為直接引用，使嚴衍《通鑒補》的原文與陳垣的推論更加易于區分，有效避免“予”字產生歧義。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于不足與不平。至于智識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則朝政之不浹人心更可知矣”中“更”字新增。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條“此言民族觀念之有時不可恃也。‘撫御有方，民安其生’，則忘統治者之為誰氏矣。南北朝能對峙二百余年，亦以其政丑德齊，不足以相勝也”中的“有時”“能”“亦以其”為修訂時新增。

3.刪舊。刪除“輔仁版”中原有的詞句。拋開被整條刪除的《邊事篇》2條不論，大致有3種情況。

一是刪汰冗詞，使行文簡潔明了。如刪掉引文句末的“云”“云云”。

《本朝篇》“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條引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感慨篇》“唐昭宗天復三年”第二條引《讀史管見》廿七，均刪引文句末“云”字。

《出處篇》“王莽地皇二年”條引《溫公集》七十《龔君賓論》,《生死篇》“宋明帝泰始二年”條引趙紹祖《通鑒注商》，均刪引文句末“云云”二字。

二是刪除具有強烈時代感、責當政，及斗爭性極強的句子。

《治術篇》“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條，刪“輔仁版”末句“雖然，生活隨社會之進步而日高，賦稅隨國家之需要而日重，此必然之勢也。故謀國者以生產為上，絕營私次之，望今后賦稅之輕，似不可能也”。

《治術篇》“武后長壽元年”條，刪“輔仁版”末句“夫愛惜物類，仁也。仇視人類，妒也。妒心大，仁心小，不足以相勝，遂矛盾至此，惜無人能格其非也”。

結合《通鑒胡注表微》撰寫的時代背景，顯然有批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賦稅沉重、橫征暴斂、不恤民命之意。時過境遷，則與實際不符。正如他在《邊事篇》“陳長城公禎明二年”條所說，“史家記事，只隨時代所見之需要以為去取。史識遠者，或能預見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記之，不能巨細畢載也”。

《邊事篇》“晉元帝大興元年”條刪“終為人禽”4字。所謂“人禽”，是以金末“反側于二國之間”的李全、李璮父子指代抗戰期間那些喪失民族立場、投敵叛國之輩，具有強烈的斗爭色彩。正如《勸戒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條所說：“爭啖其肉，非果有其事也，史言人之恨之，不比于人類，而以為食獸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引敵人殘害宗國者，可為寒心矣。”

三是刪除個人情感強烈、主觀色彩濃厚的評論性言論。

《倫紀篇》“梁元帝承圣元年”條，刪“輔仁版”首句“此純是感情作用”。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刪“輔仁版”末句“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子為父隱，為尊者諱也。父為子隱，為親者諱也，直在其中矣。六經無真字，直即真字也”。

此外，還刪除了對石勒、方臘等歷史人物言行評價中主觀色彩強烈的言辭。前者見《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刪“悍哉”。后者見《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刪“備極楚毒”“嗚呼，酷哉”。

4.改動。在《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中，改動的情況既多且復雜，大致可歸納為5種情況。

一是改民國紀年為公元紀年。

《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落款改“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為“一九四五年”,《本朝篇》“后晉高祖天福元年”條改“民國三十一年”為“一九三二年”。

《避諱篇》“后漢隱帝乾祐三年”條“今民國三十四年”改為“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

推而廣之，將作為時間概念的“民國”改為“辛亥革命后”。

《感慨篇》“唐憲宗元和四年”條“至辛亥革命后乃一掃而空之”中“辛亥革命后”在“輔仁版”中作“民國”。

二是修改帶有封建主義殘余、政治色彩濃厚的詞語。

《勸戒篇》“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條“淮西既平，帝浸驕侈，皇甫镈、程異以數進美余并拜相，裴度、崔群爭之不得，河朔功烈未終，憲宗卒以多欲隕于弒逆，惜哉！”

其中，“帝浸驕侈”“憲宗卒以多欲隕于弒逆”中的“帝”“憲宗”在“輔仁版”均作“上”。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改“搢紳之士”為“士人”,《臣節篇》小序，改“君主時代”為“其時”。

《臣節篇》“后周世宗顯德五年”條，改“曾文正”為“曾國藩”。

以上修改均是去除封建主義立場詞語。至于《夷夏篇》“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條改“邊區”為“邊疆”，則是由于“邊區”一詞政治色彩濃厚、學術意味不足。

三是修改原有文字表述，使結論更科學、嚴謹。

《臣節篇》“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條，陳垣對比胡三省注文與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五對東晉尚書左仆射王彪之的評價，總結說：“其為論與身之同，蓋本之身之也。正學為身之同里后輩，而不甚提及身之。”

此論斷在“輔仁版”作“其為論與身之同，然未必本于身之也。正學雖為身之同里后輩，而不甚知有身之”。此條改動最大，推翻原來結論，將方孝孺的評論“然未必本于身之”改為“蓋本之身之”。刪“雖”字，改方孝孺“不甚知有身之”為“不甚提及身之”，結論更嚴謹。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改“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真”為“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一字之改，體現了陳垣對史學“求真”與“致用”辯證關系的深刻思考。

《邊事篇》“陳長城公禎明二年”條改“括則可隨意整改”為“集括則可整改文字”。刪掉“隨意”，消除了以剪裁改寫為特點的“染括”法在實際運用中的主觀隨意性。

《民心篇》“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條，改“楊堅之篡周，等于王莽之篡漢”中的“等于”為“有類”。應該說，歷史上兩次王朝更迭，無論怎樣高度相似，都不能斷定為“等于”。改為“有類”，既擺脫了王朝循環史觀的影響，也放棄了簡單類比的史料分析方法，表述更嚴謹、科學。

四是修改字詞以因應改變引書方法、避免重復用詞的需要，使行文更流暢通達。陳垣說：“史家運用史料，有引用及槳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則可增改文字。”

《評論篇》“晉穆帝永和八年”條引用《齊東野語》卷十九“嘉定受寶”的記載，改“先是”為“云”。

《感慨篇》“唐代宗大歷三年”條,改“《六典》語見兵部五”為“《六典》語見卷五兵部”。兩條修訂均變“隱括”為“引用”，便于讀者分清《齊東野語》《唐六典》引文與《通鑒胡注表微》正文。

《出處篇》“王莽地皇二年”條改“今《疊山集》存詩不過數十篇，而龔勝之名疊見”一句中的“疊見”為“屢見”。從字面上看，改“疊見”是避免與《疊山集》一句重復“疊”字，使行文順暢。

五是修改詞句以適應階級立場、民族立場改變的需要。

《出處篇》“唐僖宗廣明元年”條，將“輔仁版”末句“陸放翁蓋以尹師魯人格信之，君子善善從長，故身之取以為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賢子孫哉”改為“然公山之召，可為東周；佛肸之往，無傷堅白，亦不必為日休辨矣”。

陳垣此論是針對皮日休曾受黃巢翰林學士一事而發。“輔仁版”關注因后世子孫的功業洗刷祖宗從賊的污點，故感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賢子孫哉”。“科學版”則以孔子兩次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譬喻，一則“可為東周”，一則“無傷堅白”，對皮日休出處擱置不論。前后論斷的改變，取決于對黃巢起義的不同評判，關鍵是陳垣階級立場的轉變。

《考證篇》“陳宣帝太建十四年”條改“曷足夸乎”為“寧足夸乎”，《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二條改“不同族類”為“蔑視之甚”，《民心篇》小序改“有時竟不足恃”為“有時并不足恃”，3處修改則是由陳垣民族立場改變導致。

四、陳垣晚年史學思想的轉變

陳垣對《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考量，如《夷夏篇》《邊事篇》因牽涉民族關系、邊疆治理、周邊政治等問題，故修訂很多。這些修訂內容是探究陳垣晚年史學思想轉變的重要材料，可以增加新的思考維度，豐富其史學思想轉變的內涵。

(一)階級立場的轉變

一是在新史學思想的指導下徹底修正沒有站穩人民立場前的學術觀點。陳垣運用階級分析法，修正了封建統治者對農民起義的污蔑之稱。

《民心篇》小序增加“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一句，體現了其人民立場。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于不足與不平。”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所謂“盜之起”不外乎生產“不足”與分配“不平”，從經濟角度分析了農民起義的原因。

他重新評價了南宋末年方臘、范汝為起義。《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增加了方臘起義前的動員演說，新增220字左右。他對這些“號召之詞”的定性，由“輔仁版”的“為后世司民戒”改為“令人興奮”，足見其立場的轉變。

同時，他對“輔仁版”中的“盜”“盜賊”“反動”“動亂”等詞加以刪改。

《邊事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條，“輔仁版”作南宋初福建士人施宜生“誤人范汝為黨為盜”，“科學版”刪“誤”“為盜”。

《邊事篇》“唐昭宗乾寧四年”條刪“盜亦有道也”。

《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條改“此有感于元初盜賊之眾也”的“盜賊”為“叛亂”。

《民心篇》“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條改“南人不服，反動四起”的“反動”為“叛亂”。

《貨利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刪“盜賊四起”。

《貨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條，改“王仙芝、黃巢相繼動亂”的“動亂”為“而起”。

二是深刻認識并巧妙處理維護國家利益與站穩人民立場的辯證統一關系。

他既謹慎使用“階級”“革命”等詞，又修正國家在邊疆治理方面的政治觀點。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夷夏篇》“晉懷帝永嘉三年”條，均將“智識階級”“知識階級”的“階級”改為“分子”。

《民心篇》“晉武帝太康十年”條，改“明此前之革命，胥為內政之爭”的“革命”為“易代”。

可見，在“階級”“革命”等詞被時代賦予新的政治內涵背景下，與其因把握不準導致使用不當，不如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棄而不用。

同時，《邊事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輔仁版”作“邊境之靖擾，盟約之守渝，皆與國內之治亂相消息。我茍有隙可乘，彼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為之勾結，則邊境將無日寧矣。故欲弭邊患，當先清內亂”。“科學版”改“彼必狡焉思逞”為“敵必狡焉思逞”，刪“故欲弭邊患，當先清內亂”。

《邊事篇》“唐德宗貞元七年”條，將“蠻雖開化稍遲，其性固與人無異，撫之則寧，虐之則亂”中“撫之則寧”改為“安之則寧”。

在他看來，邊疆靖擾與國內治亂密切相關，而國內治亂的關鍵在當政者主動實施有效治理，使“有隙可乘”變“無懈可擊”，與“欲弭邊患，先清內亂”無關。

至于由“撫”到“安”的改變，則從側重當政者采取的手段變為使所謂“開化稍遲”之“蠻”安定的目標導向，充分體現了陳垣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與撰寫《通鑒胡注表微》“責當政”的初衷。

(二)歷史觀的轉變

一是摒棄封建主義色彩濃厚的“正史”觀。《感慨篇》“唐憲宗元和四年”條，“輔仁版”作“正史中立《宦官傳》者十史，士大夫所日與爭朝衡者，皆此輩也”，“科學版”改“正史”為“廿四史”。

所謂“正史”，無疑是傳統正統觀念的影響。改為“廿四史”則成為客觀描述，沒有了封建思想籠罩下的價值評判。

二是破除信奉天命、否定人力的唯心史觀。

在“輔仁版”中，陳垣的“天命史觀”往往以“天性”“天生”“天道”等出現，“科學版”對此逐一修訂。刪改“天性”有2處。

《治術篇》“唐昭宗天復二年”條，改“天性”為“常情”。

《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第三條，刪“根于天性”。

刪改“天生”的也有2條。一為《貨利篇》“唐僖宗文德元年”條，刪“與生俱來，所謂性相近也”。二為《貨利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條，“輔仁版”作“然何以不同，則由于修養者半，由于天生者半”，“科學版”將前兩句改為“二人蓋修養不同耳”，刪“由于天生者半”。

刪改“天道”的有《貨利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條，將“事之巧有如此者，故曰天道好還”修訂為“《冊府元龜》四九一采其事入殃報門，足為好貨者當頭一棒也”。

同時，他還修正了將王朝興亡歸結為天、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觀點。

《臣節篇》“唐德宗興元元年”條，“科學版”改“豈知天未棄唐”為“豈意唐竟未亡”。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條，刪末句“天蓋欲使鮮卑民族同化于中華也，奈之何哉”。

《夷夏篇》“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條，刪句末“非人力所能強也”。

三是樹立“崇尚自然”的樸素唯物史觀。

《評論篇》“晉元帝太興四年”條，胡三省注釋：“王敦之所忌，周訪、祖逖。訪卒而逖繼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郗鑒諸人已在，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奸雄所能逆睹也。”

陳垣說：“身之論史，頗信任自然，可于此論見之。”其實，這一評論也是“夫子自道”，陳垣與胡三省一樣，“頗信任自然”。

“科學版”《夷夏篇》小序改“內外親疏之情，根于天性”為“內外親疏之情，出于自然”。

“自然”是中國傳統哲學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概念，一般釋義為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毋庸置疑，其中蘊含著樸素唯物史觀的合理因素。

(三)民族觀的轉變

一是全面總結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經驗。

一方面，強調各民族和平交往是主流，主合不主分。

《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集：“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別，所以嚴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見中華之廣。”

另一方面，強調沖突是支流，歸根結底促成更持久、深人地和平與交融。

“輔仁版”《邊事篇》中被整條刪除的“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條即為例證。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輔仁版’作‘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說：“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之余威，依中國之大援，還主部落。薛延陀雖據漠北，突厥之種類，與鐵勒諸部舊屬突厥，聞俟利苾之來，恐翻而從之，故甚惡焉。”

陳垣說：“天性者出于自然，非人力所強而致。然夷狄亦有以小陵大者，此出于偶然，不久必終為大種所克服。蓋大種自有其力量與度量，天實為之，逆天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結合《通鑒胡注表微》撰寫的時代背景，此條雖講歷史上民族沖突間的“以小陵大”，卻暗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為“逆天”，表達了抗戰必勝的強烈信念。因此，此條被刪，隱含著歷史上“夷夏”話語體系“內外”邊界有待廓清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考量，值得認真探究。

二是強調增進民族交融，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他認為，民族交融的基礎是文化認同，而非以“通婚”“衣服”為條件的“同化”。

《夷夏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將“輔仁版”中“通婚為同化最重要條件”改為“二族通婚融洽最易”，“隋唐以后之鮮卑，悉同化為中國人”改為“隋唐以后之鮮卑，悉成為中國人”。

《夷夏篇》“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條，“輔仁本”作“衣服亦同化條件之一，北朝至此，遂完全同化于華，故有唐一代，民族意識不顯”，“科學版”刪首句“衣服亦同化條件之一”，改“同化”為“無異”。

同時，陳垣對“輔仁版”中的“同化”一詞加以刪除。

《夷夏篇》小序刪“且每顯著一次，中國民族即擴張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議”一句。《夷夏篇》“晉惠帝永興元年”條刪“其同化尚淺”中的“同化”，改為“為日尚淺”。

此外，改“同化”為“混同”“同”“華化”。

《夷夏篇》“晉惠帝永興元年”條，改“同化于我”為“混同于漢”。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條，改“則同化為中國人矣”為“則同為中國人矣”。

《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第二條，將“然是種珍域，非俟鮮卑同化后，終不能泯除”中的“同化”改為“華化”。

三是主張消除民族畛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方面，陳垣刪改了“輔仁版”《通鑒胡注表微》含有“中華”自大的字眼以淡化所謂“五胡”民族自小、自外的民族意識。

如《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將“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混，然后見中華之大”一句中的“混”改為“合”,“大”改為“廣”。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條刪“中國民族老而不枯、日以龐大者此也”中“日以龐大”4字。

《邊事篇》“唐太宗貞觀三年”條，“輔仁版”作“隋唐之交，華人固有入北避亂者，然自五胡亂華以來，北人華化者不可勝計，隋唐混一而后，涵容孕育，又數百年，中華民族遂日以強大，非偶然也”。“科學版”改“中華民族遂日以強大，非偶然也”為“遂與諸華無異矣”。

另一方面，他大力表彰和稱頌以劉淵為代表的匈奴“自居于華”。

《夷夏篇》“晉惠帝永興元年”條，“（劉）淵之興，國號漢，本欲自居于華，惜乎為日尚淺，未能泯然無間也”，“自居于華”四字，“輔仁版”作“自混于華”。主張通過“沾被華風”等方式消除民族畛域，使羯、鮮卑等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真正實現“泯然無間”，從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

《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輔仁版”稱石勒“蓋其沾被華化已久，故昌言攘奪不之諱”，“科學版”改“華化”為“華風”。

(四)國家觀的轉變

一是實現從傳統王朝國家、國民黨專權獨裁向現代主權國家觀念的轉變。

在傳統王朝國家觀念語境下，“社稷”無疑是國家的常用代名詞。以國民黨政權推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時，“中央”則成為威權政治的常用語。因此，陳垣對“輔仁版”中的“社稷”“中央”加以修訂。

《感慨篇》“梁武帝太清二年”條，“科學版”改“輔仁版”中“故夫侈言‘不傷一兵，不折一矢，而能復社稷’者，皆受人卵翼，暫假空名，使自戕其宗國，亦終必亡而已矣”的“社稷”為“國”;《治術篇》“后唐明宗長興三年”條，修訂“輔仁版”中“茍中央有強有力之政府，則割據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的“中央”為“國家”。

同時，他將傳統王朝國家表述中的“天下一家”改為現代主權國家意義上的“統一”，謹慎使用“中國”一詞，體現了他對貫通歷史與現實、學術與政治的嚴謹與慎重。

“科學版”改《夷夏篇》小序“中國強盛，天下一家之時”為“國家承平及統一時”、改“中國被侵陵”為“當國土被侵陵”。

二是厚植愛國主義的家國情懷。

《倫紀篇》“漢高后八年”條，“輔仁版”作“君臣、父子、朋友，均為倫紀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為國為親，則不能顧及友矣。偽齊之立，有背君親而從劉豫者，自諉牽于私誼也，亦終與劉豫偕亡而已矣。”

“科學版”將“為國為親，則不能顧及友矣”改為“為國，則不能顧及親與友矣”，將“有背君親而從劉豫者”改為“有背祖國而從劉豫者”。將“國”單列的同時，改“君親”為“祖國”，充分體現了其濃郁的愛國主義家國情懷。

三是表彰中國人的優秀品質，增強維護國家統一的信念。

《夷夏篇》“晉穆帝永和五年”條，改“明中國人雖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于忍無可忍也”中“明中國人雖和平”為“中國人雖愛和平”。

《夷夏篇》“晉孝武帝太元七年”條，陳垣引《宋書·氐胡傳》楊盛告誡其子楊玄“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之語，評論說：“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中國人所以有信心恢復中原也。”

其中，句末“中國人所以有信心恢復中原也”為修訂后新增。在當時抗戰早已勝利的背景下，新增此句則表達了中國人堅決維護國家統一的信心與信念。

四是正確處理歷史上的中國與鄰國的關系。

在傳統中國周邊政治話語體系中，尤其是在當時的“藩屬體制”框架下，視周邊國家為“諸蕃”、視國際交往為“懷柔遠人”的表述司空見慣。陳垣拋棄以大國自居的文化立場，以睦鄰友好替代歷史上的懷柔之道。

《邊事篇》“唐高宗調露元年”條，“科學版”改“諸蕃”為“諸國”。

《邊事篇》“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條，將“皆非大國懷柔遠人之體”改為“皆非和睦遠人之道”。

“輔仁版”《邊事篇》“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條被整條刪掉就是因涉及唐朝“高麗入中國版圖”問題。此條被刪，除當時政治背景與現實需要外，其實也符合他“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的主張。

(五)文化觀的轉變

一是摒棄封建倫理道德，提倡社會主義新道德。

《通鑒胡注表微·倫紀篇》集中體現了陳垣傳統倫理觀。《倫紀篇》小序的修訂集中反映了其思想的改變。

“倫紀為人類所共有，無間華夷。不過世治則修明，世衰則敗壞而已。倫紀之壞，多由感情，感情之傷，多由讒構，讒構之起，多因權利。故感情如薪，權利如火，讒構如風。欲維持所謂倫紀者，非斂感情，遠權利，防讒構不可”，其中,“欲維持所謂倫紀者”一句，“輔仁版”作“欲維持固有倫紀者”。從“固有”到“所謂”的轉變，表明他祛除了思想上的封建倫理道德。

二是摒棄文化自大心態，倡導各民族團結平等。

一方面，刪除“輔仁版”存在的文化“自大”之詞。

《夷夏篇》小序刪“非中國之自大也”,《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三條刪“可見中國同化力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刪句末“夫子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中國所以為大也”。

另一方面，刪除有傷民族感情的語句。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凡事足以傷民族之感情，失國家之體統者，不載不失為真也。”

基于此，《邊事篇》“晉武帝太康十年”條刪“示四夷以寬大”，“唐太宗貞觀元年”條刪“而能用夏變夷”。

他特別修訂了“羯人”“夷狄”“蠻”“夷”等詞。

如《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改“史稱石勒為羯人”為“史稱石勒為羯”。

《邊事篇》“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條改“夷狄安得不窺伺乎”為“敵人安得不窺伺乎”。

《邊事篇》“唐昭宗乾寧四年”條改“蠻”為“民”。

《生死篇》“晉穆帝永和七年”條改“仕于夷者”為“仕于敵者”。

《生死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條改“明宗雖出夷狄”為“明宗出于異族”。

三是摒棄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

《邊事篇》“后梁均王貞明三年”條，陳垣論述述律后、乃馬真后“晚年所遇相同”之后，刪除“輔仁版”中“所謂唯家之索也”一句。

《貨利篇》“后唐莊宗同光二年”第二條，于“身之以‘倡婢’斥劉后”之后，改“亦欲為婦女好貨者當頭一棒耳”為“特欲為婦女好貨者警耳”。

(六)宗教觀的轉變

一是認識到封建統治者對宗教的利用、宗教與民族的關系，以及宗教對國家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釋老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改“此嘆僧徒之為人利用”為“此嘆僧徒之受人驅迫”。

此前視僧徒為被人利用的工具，修訂后則將僧徒列入受封建統治者“驅迫”的奴役對象。

《釋老篇》小序表彰胡三省“于釋老掌故，類能疏通疑滯，間有所譏切，亦只就事論事，無辟異端習氣，與胡明仲《讀史管見》之攘臂而爭者不同，足覘其學養之粹，識量之宏也”。

其實，這一評價也集中闡述了陳垣的宗教觀。他將“輔仁版”《通鑒胡注表微·釋老篇》小序“吾國號稱大國，何所不容”改為“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反映出他放棄了對中國無所不容、動輒稱大的傳統話語表述方式，深刻認識到宗教與民族的密切聯系，以及宗教爭端對國家的危害。在他看來，“教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可不顧慮及此”。

二是充分肯定宗教對文學藝術的積極促進作用。

《釋老篇》“唐敬宗寶歷二年”條，陳垣以興福寺沙門文溆俗講之事，闡述了佛教俗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輔仁版”作“此俗僧也。《通鑒》罕載僧事，文溆何幸而得留名青史乎”。整條僅短短21字，稱文溆為“俗僧”。

“科學版”則推翻重作，改擴至150余字，且對文溆推崇備至。

“文溆俗講最有名，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稱：‘會昌元年正月，敕開俗講，文溆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計法師為第一’。而趙璘《因話錄》則頗詆毀之，謂：‘文溆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段安節《樂府雜錄》則又盛稱：‘文溆善吟經，能感動里人。毀譽不同，愛憎各別耳。唐時有曲名‘文溆子’,《樂府雜錄》以為樂工黃米飯撰,《碧雞漫志》引《盧氏雜說》則以為唐文宗制，蓋樂工奉上命依文溆聲調為之，故名。”

五、結語

《通鑒胡注表微》是民國時期陳垣較為得意的著作，但修訂后的“科學版”也令他感到不滿和遺憾。1946年3月20日，他致函陳樂素，興致勃勃地闡述了新發現的關于“六百六年六六翁”的兩個“六六”。“一為身之卒后六十六年國土始復，即洪武元年也；二為身之乙酉成書后六六三百六十年，國土又復淪亡，即崇禎之十七年甲申也。此皆偶合，然其數適為六，則奇也。”

所謂“六百六年”，即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小引》所說，胡三省“鑒注”成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成于六百六十年后，“亦在乙酉”。時年陳垣虛歲66，故稱“六百六年六六翁”。無論此號為友朋相贈，還是自稱，都顯示了陳垣對《通鑒胡注表微》的自得之情。

1957年4月15日，陳垣在“科學版”重印后記中說：“這是舊作，是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舊作，限于當時的思想認識，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闊的言論。”

1958年3月31日，他致信柴德賡說：“《通鑒胡注表微》已重印，略讀一過，覺資產階級氣味甚深，時時流露士大夫的臭架子，與無產階級相距很遠，奈何。今寄呈一冊，足下能為我仿陸稼書對《戰國策》例，著一卷《通鑒胡注表微去毒》否？至所愿也。我想自我批評，因學識、精力來不及，只得借助他山。”

由此可見，他對修訂后的“科學版”感到不滿，但又力不從心，寄望柴德賡仿陸隴其《戰國策去毒》之例撰寫《通鑒胡注表微去毒》。柴德賡是能知他“心事”的人，也早在1947年就提到“或許將來有人會做一部‘表微之表微”，卻最終沒有實現他的愿望。

令人遺憾的是，作為他得意學生和得力助手的劉乃和也沒有完成“《表微》之表微”。正因其“心事”未能大白于世，才使個別似是而非的批評得以流傳。

盡管如此，“科學版”的修訂則是他經歷思想改造，初步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后，站在無產階級人民立場上，對舊有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斷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宗教觀，充分體現了其史學思想由舊轉新的發展歷程。

至于他自稱“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則為自謙之詞，不能信以為真。修訂后的《通鑒胡注表微》既是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的初步成果，也是一份以實際行動書寫的入黨申請書。1959年3月12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以80歲（虛歲）高齡光榮加人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長期以來的夙愿。

正如唐長孺詩所說：

“八十爭先樹赤幟，頻年知己效丹衷。

后生翹首齊聲賀，嶺上花開徹骨紅。”

通過《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歷程，感悟其穿越時空、歷久彌新的經典價值，學習陳垣“我不愿作舊史學界的旗幟，我愿作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隊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舊史學界的大師，我甘心作新史學界的小學生”的自我革命的勇氣、追求進步的決心，既是對他誕辰140周年紀念，也是為建黨100 周年的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