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政治與自由的聯系

不關心政治的人，其視野往往受限，難以洞悉時代的脈搏和歷史的走向。盡管“不關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這句話顯得有些絕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與自由之間的緊密聯系。政治，不僅僅關于權力的爭奪，更關乎自由的獲取。擁有政治眼光，則是我們洞悉時代、把握自由的關鍵。

那么，什么是政治眼光呢？它意味著超越短視，著眼于長遠；它意味著跳出局部，審視全局；它意味著洞悉表面現象背后的實質。擁有政治眼光的人，能夠清晰地看到時代的發展趨勢，明確歷史的進步潮流。

在民國時代，這樣的政治眼光顯得尤為珍貴。民國時代，一個充滿矛盾與變革的時代，既有黑暗也有光明，既有戰亂也有進步。這個時代的政治論爭，成為了知識分子探索自由與真理的舞臺。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撰寫了令人深思的民國四論，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02民國四論

【 徐志摩的“血海論” 】

徐志摩，一位民國時代的杰出詩人，同時也是一位熱切追求自由與真理的知識分子。他的“血海論”，是對那個時代政治與社會現象的深刻洞察。通過這一理論，徐志摩揭示了政治斗爭的殘酷與無情，同時也表達了對于自由與真理的堅定追求。這一理論，不僅是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態的深刻反思，也是對人性與自由的深刻探討。

1925年初，年僅28歲的徐志摩踏上了蘇聯的土地，開啟了一段不尋常的旅程。盡管他的考察并無明確使命，但身為左翼導師的弟子，他對蘇聯的同情與支持顯而易見。在短暫的停留中，他僅有的幾項活動——聽戲、逛書店、會友——卻讓他洞悉了蘇聯的深層本質。這次考察結束后，徐志摩提出了著名的“血海論”，以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揭示了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巨大鴻溝。

他寫道：“他們堅信天堂的存在，并致力于實現它。然而，在這現實世界與理想天堂之間，橫跨著一座血海。人類必須勇敢地穿越這片血海，才能抵達彼岸。他們決定首先實現那血海，以此為通往天堂的必經之路。”這段話不僅透露出徐志摩對蘇聯政治生態的深刻反思，更表達了他對人性與自由的深切關懷。

【 胡適的“面包論” 】

對于那些生活在世紀交替的知識分子而言，上世紀中葉的歲月仿佛被拉長了影子。在政治與軍事的巨幕背后，上演著社會生活的悲歡離合，以及人們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不定。政治的變幻莫測使得人們的命運無法逃脫其影響：究竟是南下避難，還是北上尋求出路？

1948年末，胡適攜帶《石頭記》南下，這一選擇令他成為了北大同仁們關注的焦點，并因此提出了著名的“面包論”。這一舉動讓他從備受推崇的士林領袖位置上跌落，成為了北歸派人士集中攻擊的目標。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胡適卻展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冷靜。他坦言，這些批評主要源于兩個方面：其一，他畢生致力于倡導自由；其二，他一直秉持懷疑精神。在胡適看來，任何思想和理論都應接受批評與質疑，否則便可能淪為歪理邪說。

最后，他又補充道，那些攻擊他的人，或許連自由發聲的權利都被剝奪了。1962年2月24日，那位一生致力于自由事業的大師胡適，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離世時，留下的遺產僅有135美元，而他的所有薪酬和稿費都慷慨地捐獻了出去，造福了無數受他恩惠的人。正因如此，后人緬懷他時，深情地稱他為“我的朋友——胡適之”。

【 錢穆的“渡江論” 】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1949年和1957年無疑是兩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1949年，知識分子們面臨著“走還是留”的抉擇，即是否跟隨國民黨政權南遷或留在解放區。而在1957年，他們又必須思考“說還是不說”的問題，即是否公開發聲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那個時代，歷史的巨輪無情地碾過，大多數人只能隨波逐流。然而，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和傳統派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超越政治的束縛，在去留與沉默之間，做出自己獨立的選擇。

錢穆，這位杰出的史學大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秉持著書生報國的信念，以筆為槍，在抗戰期間的云南鄉村完成了《國史大綱》的撰寫。錢穆深入研究歷史，旨在尋找中國不會滅亡的根基，這成為了他80年歷史研究的不竭動力。1949年8月，隨著渡江公告的發布，錢穆面臨著重要的抉擇。盡管親朋故舊紛紛勸他留下，但他卻毅然決定南渡，并提出了著名的“渡江論”：試看渡江公告，是否展現出大度包容之氣象？

此后，錢穆專注于學術研究，致力于培養人才，為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直至1990年8月30日，錢穆安然離世，成為現代四大史學家中唯一得以善終的學者。

【 張愛玲的“旗袍論” 】

生命如同一件華麗而精致的旗袍，上面卻爬滿了蚤子。這段令人深思的語句，是1939年冬，年僅19歲的張愛玲所寫，展現出她對人生的獨到見解。她以敏感細膩的筆觸，洞悉了人性的復雜與生命的真諦，既表達了對人生無常的迷惘，也透露出一種冷靜而深刻的清醒。

1950年，張愛玲以30歲的年紀，踏足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的會場。她身著一襲深色旗袍，盡管在眾多穿著統一服飾的參會者中顯得與眾不同，卻未曾發表過一言。兩年后的春天，當弟弟詢問她未來的規劃時，張愛玲在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后，道出了那句廣為人知的“旗袍論”——“連旗袍都不準穿，暴風雨就要來了”。這番話預示著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也透露出她對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波的敏銳洞察。

同年7月，張愛玲選擇南渡，逃離了那個充滿變數的時代。與胡適一樣，她深愛著《紅樓夢》，這部作品不僅揭示了人世的興衰變幻，更在張愛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那個復雜的時代背景下，張愛玲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對事物本質的深刻理解，展現出了她非凡的清醒與智慧。民國時期，群星薈萃，雖無炬火照亮大地，卻有星光穿透夜空，為民族指引方向，播撒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