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紅軍接受改編成為八路軍，無數(shù)英勇的指戰(zhàn)員迫切想要到一線去抗擊外敵。

可就在此時，正在等待上前線命令的丁秋生卻接到通知，要去軍委工程學校任職。該校前身為1931年在瑞金創(chuàng)立的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中央極其看重，把丁秋生調過去，顯然是準備將他當成技術人才培養(yǎng)，屬于一種器重。

但丁秋生腦里只有到一線打鬼子的念頭，直接拒絕履職，哪怕譚政親自來勸都沒用。最后事情捅到了中央，主席非常生氣，直接將他撤銷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

這個結果，讓丁秋生懵了，他本來以為最多是讓自己降職到一線部隊，沒成想?yún)s是如此嚴厲的懲罰。

而這也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他都已經(jīng)距離開除黨籍不遠了，為何1955年還能得到重用呢？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丁秋生的經(jīng)歷中找到答案。1913年出生于湖南湘鄉(xiāng)的丁秋生幼年十分凄苦，尚在襁褓之時父親就外出謀生再無音訊，全憑母親四處討飯度日。

4歲那年，母親帶著他一路逃荒到了江西安源，這里有座著名的煤礦，靠著工人們幫助，母子倆總算有個落腳處。

為了生活，丁秋生7歲開始進入安源煤礦做童工，一干就是十年，身軀被繁重的勞動壓得喘不過氣來。

他本以為自己就要這樣一輩子，如同礦里那些叔叔伯伯一樣，每天面對的都是暗無天日的地下世界，直到1930年人生軌跡發(fā)生了變化。

安源有很多工人，是革命發(fā)展的重要對象，毛主席、少奇同志、李立三等人都來過安源傳播進步思想，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這一工人自己的團體應運而生，包括丁秋生在內的眾多礦工都在俱樂部的幫助下維護了自己的利益，因而對共產黨產生一定的好感。

1930年8月，教員親自帶隊來安源擴紅，因為有先前的基礎，很多人對教員感情頗深，聽說他來安源后，大家奔走相告，很快就有幾千名工人激動地聚集在廣場上，想聽聽他要說什么。

只見教員在工人師傅的簇擁下，登上了臨時搭建的臺子，向眾人揮手示意后發(fā)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那最后一段對丁秋生影響至深，讓他到了晚年都沒有忘卻：

“工人干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是命注定了這樣嗎？不是！根子是窮人身上壓著三座大山。所以，工人、農民要解放，就要團結起來，拿起槍桿子，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打倒貪官污吏，推翻舊制度，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由工人、農民來當家作主。”

丁秋生聽得熱血沸騰，當即決心要參加紅軍，一起砸爛舊政權、重鑄新社會。

那個年代鬧革命隨時可能掉腦袋，與之相依為命的母親說什么都不同意，甚至準備把丁秋生關在家里。他只好獨自溜走，為大家，而暫忘小家。

丁秋生從一名戰(zhàn)士做起，只用了短短四年時間就成為團政委，期間他經(jīng)歷了多次生死關頭，比如廣昌戰(zhàn)役被子彈擊中左臂動脈，因流血過多陷入休克，幸虧戰(zhàn)友們緊急將他抬到后方醫(yī)院；

還比如四渡赤水時所在的部隊犧牲近三分之二，他身負重傷，僥幸活了下來...這些傷痕都是功勛的見證！

也是長征中，由于部隊傷亡太大進行了縮編，丁秋生被調到了紅星縱隊，職責之一是保衛(wèi)中央首長們的安全。

有天晚上他在站崗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毛主席，隨即展開了一番深談。當主席得知丁秋生當是年從安源參軍的，非常感慨地說：安源出來的人，現(xiàn)在剩下的已經(jīng)不多了。

頓了頓，主席又鼓舞丁秋生：“紅軍的人數(shù)比以前少了，但是質量提高了。現(xiàn)在留下來的人都是骨干，將來，我們依靠這些骨干可以把革命隊伍發(fā)展得很大，把我們的革命事業(yè)干得很大。就比如你，現(xiàn)在看似降了級，但是，等將來紅軍壯大了，還可以去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我們的革命事業(yè)一定會發(fā)展壯大起來，取得最后的勝利。”

主席的話讓丁秋生的斗志更加旺盛，臨別時他表示自己想到作戰(zhàn)部隊去。毛主席笑著說：“好嘛！將來有的是機會。”

到一線去，這成了丁秋生的執(zhí)念，然而后來很多年都沒有實現(xiàn)。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丁秋生先是被安排進入抗大學習，還兼任了政治部教導隊隊長。

此時日寇攻勢凌厲，侵占我國大量領土，丁秋生多次向領導申請結束學業(yè)到一線抗敵，都未得到批準。

1938年6月，丁秋生終于等來了新任命，可并非去作戰(zhàn)部隊，而是到軍委工程學校擔任政委，與我軍兵器工業(yè)大功臣劉鼎做搭檔。這對別人來說或許是好差事，但丁秋生卻感覺被潑了盆冷水。

在組織的催促下，他不情不愿地去往工程學校，然而就在校長劉鼎介紹情況、提了句“政委的正式任命書很快就會下達”時，丁秋生立即起身推說自己有事，留下劉鼎不知所措。

時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譚政聽說后找到丁秋生談話，耐心解釋辦好學校的重要性以及軍人應服從命令的道理。

若是以往，丁秋生肯定配合，但接連的愿望落空讓他心里有怨，說寧可挨處分也要去作戰(zhàn)部隊。譚政見他在氣頭上，就決定換個時機再談。

過了幾日，譚政再約丁秋生到河邊散步，以同鄉(xiāng)情誼勸說，可丁秋生仍是不讓步。譚政只好警告，這件事中央已經(jīng)得知，如果強硬拒絕必然會有處罰。丁秋生不以為然，覺得自己并非逃兵，最多也是降級，如果把自己降到一線部隊做連長之類的職務就更好了。

然而，毛主席對紀律的重視超出丁秋生預料，聽說此事后大發(fā)雷霆：軍隊里怎么可以出現(xiàn)這種不服從命令的事！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能有特權，必須給予處分！

譚政連忙說好話，希望能從輕發(fā)落，卻被主席斷然拒絕：難道與我們相熟就可以由著性子來嗎？你不用再說了。

不久，丁秋生接到通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原定去工程學校的任命取消，調為后方政治部的一名巡視員。

這個結果猶如一道驚雷，讓丁秋生錯愕不已，同時也把他“打醒”，開始認真對待每一項工作。從中他深刻體會到了后方保障前線的重要性。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次處分，對他也是一個提升。

1940年，已深刻認識到錯誤的丁秋生誠懇地檢討，向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變化。之后他重新調為工程學校政委，這次他以全新的熱情迎接工作，很快就干出一番成績。

1941年8月，丁秋生已經(jīng)帶出一批干部，組織對他很滿意，恰逢山東前線急缺人手，中央便讓他帶領百余干部前去支援。終于，丁秋生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前線。

此后的時間里，丁秋生歷任山東縱隊1旅政治部主任、魯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山野8師政委、華野3縱政委、三野22軍等職，華東軍區(qū)的重要戰(zhàn)役他幾乎都有參與。

新中國成立后，丁秋生出任第7兵團兼浙江軍區(qū)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雖然在抗戰(zhàn)時期他曾經(jīng)犯過錯，但后來的貢獻確實很大，職務級別等各方面也符合中將的標準，得到這個軍銜是自然而然的事。

組織一直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給人改過的機會、看到一位同志蛻變，這不是最好的新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