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除馮夢龍布下的謎陣

馮夢龍是否是作家，是否是偉大的作家，這首先取決于他是否創作了能影響時代并流傳后世的優秀作品。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代表其文學創作最高成就的《三言》中就有不少作品，例如故事發生在蘇州地區的幾篇小說，是他的原創或原創性作品。

馮夢龍塑像

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學術界只把馮夢龍認定為資料、故事的搜集、匯編者，充其量只肯定他在整理改編這些資料、故事中的貢獻，很少有人肯定他是一個作家。用現在的話來說，很多人認為馮夢龍不是原創作家。

其實，這是對馮夢龍的極大曲解。

但曲解馮夢龍觀點的產生，又是首先依據馮夢龍編纂《三言》時寫的“序”及出版時寫的“廣告語”。換句話講，曲解馮夢龍觀點的源頭是馮夢龍本人提供的。

這個悖論如不破解，辨析判斷將難以進行。

我們確實看到，在馮夢龍出版《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時，以“綠天館主人”署名的“序”中明確說：“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昇為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而弁其首。”

馮夢龍不用真名，而布下兩個迷陣——“綠天館主人”和“茂苑野史氏”，其實這都是馮夢龍用的為使他人不能知道本人真實身份的筆名。

明朝天許齋刊本《古今小說》的“封面識語”還說：“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分之一為初刻云”，更把“三言”的一百二十篇小說均列為“搜集、匯編”之列。在《警世通言》中，馮夢龍又布下兩個迷陣：以“豫章無礙居士”為筆名寫“序”，“序”中又稱該書系“隴西君”所刻。

在明朝三桂堂刊本《警世通言》的“封面識語”還說：“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再加上一個迷陣。在《醒世恒言》中則以“隴西可一居士”為筆名寫“序”。

《警世通言》封面識語

馮夢龍布下迷陣的底線是告訴讀者：這些小說并不是自己創作的，而只是從“家藏古今通俗小說”中，“抽其可以嘉惠耳者”，匯編出版的；用現在的話說，他充其量（即使在被人發現真名后不得不承認時）也只是“搜集”“匯編”者。

從而進一步掩蓋了他親自改編乃至創作某些小說的真相！這樣，即使有人查出《三言》確是馮夢龍出版的，但也不能認定是他的原創；換句話說，也就是事先表明《三言》不代表本人的真正立場。用心可謂良苦！

馮夢龍為什么有意向讀者傳達以上錯誤的信息呢？首先我們要對封建時代文人士大夫的價值觀念和所處環境有所了解。當時，“科舉取士”為正道，“學而優則仕”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主流價值觀的體現，“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的最高理想追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們的處世原則和策略。

馮夢龍很早考中秀才，后來卻一直未能中舉，他恨主考官有眼無珠，也看到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科舉制度的種種弊病，但這并不等于說他就否定或放棄了“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

《馮夢龍文藝思想研究》

在他屢屢落第、生活無著的情況下，為了生計（當然也寄寓他的憤懣和追求，但這也是不能明言的），他不得不編纂出版“三言”等暢銷書，卻羞于公開自己的身份。為此，不得不布下重重迷陣。

即使到了晚年，馮夢龍已從壽寧知縣的任上退隱回鄉，《三言》又受到讀者廣泛歡迎，馮夢龍也僅僅十分謹慎地透露自己“向作《老門生》”（即《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門生三世報恩》），于是后人長期認為《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說中僅能認定《老門生三世報恩》一文為馮氏作品。這是當年那個時代造成的畸形現象，不能由此苛責馮夢龍！

二、凌濛初評馮的“輯”和“纂”

當然，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由于《三言》出版后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很好，于是引發了馮夢龍好友凌蒙初（他也是才學淵博，而又長期科舉未中）的創作靈感，他開始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的創作與出版活動。

此時由于《三言》的巨大成功，凌蒙初認為不必再為馮夢龍作太多的掩飾了，于是他在《初刻拍案驚奇·序》中稱：“……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按，這八個字著重說明《三言》與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并無根本決突），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

我們知道，“龍子猶”是馮夢龍為當時世人知曉的名字，常用于文學和戲曲作品，與故意隱匿自己而用的“茂苑野史”等筆名不同;當然，它與馮夢龍出版儒學研究作品時直接署名“馮夢龍”又有不同。

不管怎樣，凌濛初在這里首次披露了《三言》系馮夢龍所“輯”的事實。但凌濛初尊重馮夢龍的底線意見，仍沿用《三言》的說法，稱“宋元舊種”被馮氏“搜括殆盡”，也就是僅僅說馮夢龍是搜集匯編者。

《凌濛初全集》

與馮夢龍不同的是，凌濛初（當然，他的前提是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比較大膽袒露自己創作《拍案驚奇》的藝術手法。他在《初刻拍案驚奇·序》中說：應“肆中人”之請，“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

“演而暢之”即創作之義也。后人僅僅看到這些，又產生了曲解，認為凌蒙初的《拍案驚奇》系創作，而馮夢龍的《三言》反而只是匯編。

實際上，凌蒙初也并不愿意徹底“埋沒”馮夢龍的藝術創作貢獻。故過了若干年后到崇禎十二年，馮夢龍與凌蒙初合作選編并出版《今古奇觀》時，其原書內封頁題有“墨憨齋手定”字樣，說明選編者確為馮夢龍（按，這個觀點見于高洪鈞《馮夢龍集箋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1版，我很贊同）。

其時馮夢龍已從福建壽寧知縣任上退休回蘇州，有時間從事這項工作（而此時凌濛初正式出任徐州通判，無暇兼顧編書出版此類雜務）。這時馮夢龍用出了“墨憨齋”這個常用筆名，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嚴格使用掩飾身份的筆名。

《壽寧待志》

既是馮、凌兩人作品的合集，由凌濛初寫“序”當在情理之中。此時凌蒙初因在官位上，故用的是“姑蘇笑花主人”的筆名寫“序”，沒有出示自己的真實身份；提到“《拍案驚奇》”，也僅說是“即空觀主人”所作，也不說是個人創作。

而對其時已退休在家的馮夢龍(墨憨齋)，則說得較直白：“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按，已充分肯定馮夢龍增補《三遂平妖傳》中的創造性勞動)。至所纂(注意，不是以前說的‘輯’)《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觀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抜新，洞心誡國。而曲終奏雅，歸于厚俗。”

“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已成為對“三言”的經典性評論，應當也是對馮夢龍“纂”寫“三言”的高度評價。

但凌濛初對馮夢龍“三言”評價提法從“輯”到“纂”的巨大變化，卻似乎長期以來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更沒有人（包括本人在內）對“纂”的內涵作具體分析。

現在是揭開歷史真面目的時候了!學術界多年來對“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說素材來源的詳盡考究，已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材料，關鍵是采用何種方法加以認定！

三、馮夢龍編纂“三言”的藝術創作貢獻

對馮夢龍作品的發現和研究有個很長的過程，很多人做出了貢獻。我在1984年撰寫《試論馮夢龍及‘三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福建論壇》1986年2期采用時改題目為《“三言”為文學史提供了哪些新東西？》，《中國人民大學全國報刊資料復印中心》立即于1986年第5期在《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中全文轉載，更為權威的《新華文摘》也于1986年第7期作了摘載）時，根據當時考據的成果，認定馮夢龍編纂（請注意，我用的是編纂二字，既不是編，也不是纂）了“三言”，并進行了總體分析和評價。

《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

到1989年，我根據當時考據的新成果，并針對不少人只把馮夢龍認定為資料、故事的搜集、匯編者，從而對馮夢龍藝術創作貢獻估計不足的情況，又寫了《從“情史”到“三言”》，并在1991年蘇州召開的中國俗文學學會學術討論會上宣讀。

該文首次具體論述馮夢龍編纂“三言”時進行再創作的四個層次的貢獻：一是“移花接木”，進行部分改編；二是豐富情節，充實作品內容；三是根本改動，提高了思想性；四是根據現實生活，直接進行創作。

在當時許多史料尚未得到挖掘的歷史背景下，我僅作出這樣的判斷：“雖然目前有十分確鑿的證據能說明系馮夢龍創作的小說僅《老門生三世報恩》一篇；有數篇反映明代生活，卻又找不到出處的小說，極可能是馮夢龍根據現實傳聞編寫的。”我舉了“楊八老越國奇逢”和“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為例，并做了簡單的說明。

《馮夢龍》，馮保善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

后來我逐步發現，該文尚有許多不足之處，特別是沒有充分反映馮夢龍直接根據生活進行創作(而不僅是收集或簡單改編宋元舊作)的實際成就。

最近我重新匯總研究多年來學術界考據的成果，做出了以下新的判斷：馮夢龍編纂“三言”時，當然也有不少作品是取自宋元舊作。

但至少有幾十篇作品，主要源于他的藝術創作。這些作品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沒有任何舊本依據，完全是馮夢龍根據生活創作的。第二類是有原始出處；但馮夢龍作了根本性的改動，尤其在根據現實生活塑造人物方面有重大突破。

以上兩類均屬于馮夢龍本人原創或原創性作品，應當據此肯定他的藝術創新貢獻。從而確證，馮夢龍無愧于偉大作家的稱號。

要具體論證幾十篇作品的來龍去脈，非一兩篇文章所能完成。本文且以《三言》中故事發生在蘇州地區的幾篇小說為例，具體論述這些屬于馮夢龍本人原創或原創性作品的根據。我在此提出了以“排除法”為主的認定方法。

先講第一類，即沒有任何舊本依據，完全是馮夢龍根據生活創作的作品。

例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醒世恒言》，明朝事，發生在吳江縣。故事出處僅見于馮夢龍《情史類略》卷二“情緣類”(岳麓書社《情史類略》第51頁)中的“吳江錢生條”，時間標明為“萬歷年間”，地點明確為“吳江縣之‘下鄉’和‘洞庭西山’”。

《情史》中并沒有進一步說明該故事的最早來源和出處，僅注明“小說有錯占鳳凰儔”。我覺得，“情史”“吳江錢生條”應是馮夢龍以文言文的形式，把他創作的小說《錢秀才錯占鳳凰儔》的主要內容壓縮改寫而成。

《情史故事源流考述》

因為我們至今也沒有找到在此之前的任何筆記或史料中，寫有類似的傳聞。《情史》又注“沈伯明為作傳奇”；經查沈伯明的傳奇寫在“三言”之后，該傳奇應該也是根據“三言”小說《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改編的。所以可以斷定，該小說是馮夢龍獨立創作的作品。

例二，《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恒言》，明嘉靖事，發生在吳江縣盛澤鎮。

與該小說有關的資料僅見于馮夢龍編《古今譚概》卷36“張生失金”條(引自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古今譚概》第1167頁)。

“張生失金”條全文如下：“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于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日，‘吾等隨子父，今別子去江頭韓謙家。’覺而疑之，索于枕，金亡矣。躊躇嘆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明知? ’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為四，各裹并中，臨行賜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

這個故事被寫進《施潤澤灘闕遇友》，成為小說的一個細節；但與主人公施潤澤一生的故事比較，該細節是極微不足道的。

《古今譚概》

此外，我們至今找不到本篇故事主要情節和人物性格發展的重要細節從何處來。這只能反證，該小說是馮夢龍根據自己對生活的觀察積累而創作的。

與此同類型的，還有《張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明萬歷事，發生在蘇州市區“ 門外寶華亭”；《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15，明朝事，發生在昆山縣。此二篇均至今未見任何出處，應當是馮夢龍的原創作品。

概括來說，以上四篇屬第一種類型，即至今找不到小說的任何出處，反證它們是馮夢龍的原創作品（當然還要分析原作全文，確證它們反映的是蘇州明代生活）。以上方法，我稱之為“排除法”，是否準確，請大家討論！

第二類作品，經研究找到了馮夢龍小說依據的原始出處；但對照后發現，馮夢龍已作了根本性的改動，尤其在人物塑造方面有重大突破。對這種馮夢龍作了根本性改動的改編作品，我們應當肯定他的藝術創新的貢獻，并列入原創性作品。

例一，《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醒世通言》，明正德事，發生在昆山縣。這是有原始出處的。馮夢龍《情史類略》“情貞類”卷一“金三妻”條（岳麓書社《情史類略》第11頁)寫出故事梗概，并注明引自王同軌《耳譚》一書。

可以說，《耳譚》中故事的基本情節是具備了。但從人物的塑造角度來說，則十分平淡，毫無特色，更看不到性格的發展變化。

馮夢龍在小說《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根據生活作了詳細鋪寫和重大改編，完全是一種藝術創作活動。

明萬歷刊本《耳譚類增》

他把主人公由金三改為“宋小官”，把宋小官設計為家庭逐日衰敗的書生后代(其一是父死，其二是母不善經營。在當時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蘇州，是十分典型的)。

宋小官在家景敗落后被昆山舟師楊姓者收留，經過艱苦的改造，才逐步轉變為能自食其力，且懂得人情世故的小商販。有了這樣的轉變條件，后來他因病被岳父拋棄荒島后，才能采取變被動為主動的冒險舉動，轉變就有了合理的依據。

可以說，馮夢龍通過小說這種藝術手段，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一個由世家沒落子弟轉為暴富商人的真實形象。

基于這樣的理念，小說結尾也作了重要變動。《耳譚》原記：“會劇冠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幕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金三在《耳譚》中依然是個堅守仕途的封建人士。而馮夢龍小說的最后安排是， 宋小官夫妻發跡后，回到昆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家族親戚各有厚贈。此時原先刻薄過宋小官的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余不敢入城，可見當時蘇州社會風氣發生了從“重文重官”到“同時重商”的巨大變化。

《古今閨媛逸事》

小說結局是：“宋金定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子孫為南京世富之家，亦有發科舉者”。宋小官成為商人世家的小說結尾，更符合時代的潮流。

“金三妻”這個故事，當時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古今閨媛逸事》卷四《情愛類·破氈隱語》也轉載了《耳譚》的記錄。《古今情海》卷十七《金三妻》條亦引自《耳譚》，文字完全相同。馮夢龍《情史》卷三“金三妻”條亦注“事載《耳譚》”，文字略有出入。

說明《耳譚》確為原始出處，其對馮夢龍創作靈感的啟發是不言而喻的。馮夢龍也是十分尊重這個事實的！但我們更要看到，馮夢龍通過自己的藝術再創造，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新商人形象，則是《耳譚》原載故事遠遠不能企及的。

例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世恒言》。小說中把故事放在“大宋景祐年間”的“杭州府”。

細讀原作卻是寫蘇州的生活。經多人考據，查其原始素材出于南宋《醉翁談錄》丙集卷之一“因兄姐得成夫婦”。原故事發生在“廣州”，主角是“以機杼為業”的手工業者“姚三郎家”。以弟代姐出嫁后出現鴛鴦錯配，最后以私了結束，皆大歡喜。

這個故事應當說是很有意思的，但情節比較簡單，尤其是缺乏有個性特征的人物描寫。也許馮夢龍當時沒有讀過這則材料，所以在《古今譚概》和《情史類略》中都沒有提到《醉翁談錄》。

現有的材料說明，馮夢龍《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創作靈感應當更多來自生活，尤其是他長期居住的蘇州地區。

芥子園藏板《情史》

他在《古今譚概》卷三十六中，以“嫁娶奇合”為條目，記錄了自己聽到的生活傳聞：“嘉靖間，昆山民為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沖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為女，歸焉，將以為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競私為夫婦矣。(按，‘沖喜’之不良風俗是前因，錯配的雙方雖有錯，但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逾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為夫婦焉。”(按，葉御史的司法調解還是比較明智的。)

馮夢龍又在《情史》卷2以“崑山民”為條目，記載了同樣的一件事。只是在條目的最后作了明確的說明，“小說載此事。病者為劉璞，其姐已許字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孫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潤以少俊，代姐沖喜，遂與劉妹有私。及經官，官乃使孫、劉為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事更奇，其判牒云（略）……)。”（該判牒與馮夢龍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理念一致）

連環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這里又提供了一個例子，證明《情史》卷2條目“崑山民”是馮夢龍把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壓縮為文言文寫成的。

同時，馮夢龍還有意無意地向讀者透露了一個秘密：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是他根據生活傳聞編寫的，結果是“事更奇”，即情節更為曲折、豐富、復雜，更為吸引讀者。但他沒有明確點明，自己在人物塑造上作了新突破。

其實人物塑造的突破性進展，才是馮夢龍的最大貢獻。如見官之后，少女劉慧娘表現了空前堅決和勇敢。于是那個“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案如神，被稱為喬青天”的關西人喬太守才做出了判決。

判詞中體現了全新的理念：“愛女愛子，情在理中”“相悅為婚，禮以義起”。這判詞完全是馮夢龍起草的，他人寫不出來，體現了馮夢龍的愛情觀和婚姻觀，也是小說中最動人之處。

《2016福建馮夢龍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王凌、林松濤主編，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馮夢龍的這類改編（不是編輯意義上的小改動，也不是一般性的改編）體現了巨大的創造性藝術勞動，包含了原創內涵，應列入原創性作品，與上述第一類共同構成馮夢龍作品的精粹！

2017.4.30稿

2024.9改

2025.6.26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