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乾元國學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學自覺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奔放、放浪形骸的年代。縱橫變換的500余年，文人們的飛揚、灑脫、玄談、墮落、無恥、卑鄙集之于一身，一個恍然是黃金翡翠般的時代，緊接著便陡然承載著無邊的黑暗，阿爾泰語系諸民族幾乎把漢族推到歷史懸崖之邊緣，無奈的歷史在血與火中淬煉著無盡的痛苦與煎熬。那一時代之劉伶，一個文人，一個嗜酒如命的漢人，一個五尺之軀放縱并享受著歡樂、飲美酒嬖于婦人的狂放之士，他的身上盡顯那個時代的悲歌和那近500年的戰亂、血腥、殘忍，還有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救亡圖存以及未來之路。

一

劉伶，西晉沛國（今安徽宿州）人（約公元221—300年），字伯倫，“竹林七賢”之一，曾為晉建威參軍，生活的年代為魏文帝皇初二年至晉惠帝永康元年。魏晉易代之際，廟堂之上殺機四伏，魏文帝曹丕逼漢獻帝劉協禪位之后，倚重世家大族力量，司馬氏倚軍功而崛起，歷經多次殺戮，265年奪得政權，爾后平吳，統一全國。晉初，政治便已腐爛，人心士氣日趨萎靡，整個政治社會風氣表現為兩種極端之趨勢：一是上自天子以至公卿生活奢侈糜爛，如當時晉武帝于泰始九年、十年兩次選妃，母子相別、號哭宮中、聲聞于外。貴族之間比富殺人近于普遍，奢侈淫靡為世所罕見。何曾（公元199-278年）曾說“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問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但何曾自己卻“日食萬錢，猶云無處下箸”。二是清談玄學盛行，玄學始于正始（公元240-248年）到兩晉而盛，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故人生玄虛，凡是不宜認真，引導人們放縱自己的感官欲望。這兩種現象表現的都是生理及生活的放縱和不負責任，一反兩漢儒家的嚴肅態度。

二

劉伶就是這些談玄之人，他和山濤、嵇康、阮咸、向秀等人號為竹林七賢，名勝于一時，每日游樂嬉戲。這其中，嵇康、阮籍比較特殊，他們雖表面“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實不盡然，表面的放誕只是遠離政治而已，他們內心還是頗從于古之禮法的，如春秋接輿“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王戎、王衍則為誤國之輩，即講虛無，又居國之高位，然其好名好利，社會人心，隨之大壞。羯族之石勒殺王衍，剖東海王司馬越靈柩，曾為之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史載劉伶“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他在歷史上留下的名聲便是好酒及放誕了。

劉伶所生活的魏晉之交是一個社會急劇動蕩、紛繁蕪亂的時代，飲酒成了一種麻醉自己，追尋感官刺激的手段，也是一種及時行樂、虛幻人生的方法。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大腦呈現迷狂的狀態，而在此迷狂下可以拋棄責任，為所欲為，更可做禮法所不容之事，盡泄人之本性，魏晉之人多半如此。劉伶《酒德頌》有“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之句，意思是“把天地開辟作為一天，把萬年作為須臾之間，把日月作為門窗，把天地八荒作為庭道，行走沒有一定軌跡，居住無一定房屋，以天為幕，以地為席，放縱心意，隨遇而安”。從此詩可以看出劉伶感到人生本來有限，自己又何必承擔太多的苦楚，一切都如煙云一般，轉瞬而逝，如不把握住現在的快樂，將永遠成為遺憾。然此種享樂，純為一種感官之性，固而其甚好酒、舉止放誕，頗類古羅馬之末世之為也。當時羅馬人為了追求純粹之享樂，無所不用其極，每天高談著美食，放蕩似的狂歡，喝著大量的酒，麻醉著自己的感官，每天都在為淫欲而生存，甚至為了享受感官的刺激，不惜發明了嘔吐的藥丸，以便吃了再吐，吐了再吃。誠如當時人所言“羅馬在感官中墮落，也在淫欲中毀滅”，她的歷史和酒還有淫欲連接在一起的時候，她那衰亡的命運就近乎于天定了。蠻族的長槍輕輕一刺，這個永恒之城便永久地毀滅了。劉伶和那個時代的名士們好酒放達，他就經常乘著鹿車，攜帶一酒壺，使人荷鍤相隨，道：“死便埋我”。社會風氣墮落如此，當匈奴、鮮卑鐵騎成群，進攻河洛、長安之時，國之干城早已不在，這些所謂的魏晉名士也只能隨黃河同赴大海了。

劉伶和魏晉名士們飲酒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所謂“尊從老莊、藐視禮法、向往逍遙”，也就是追尋一種虛無縹緲的境界，此即莊子所謂不依賴外界而自由馳騁之境界。“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搖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皎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志適情”。盡管這一境界是一種較為純粹的境界，但他們仍然希望在感官上能對這一境界進行把握，所以便出現了把酒作為一種迷狂的麻醉劑，一種自以為可以達到“逍遙”境界的媒介，這也是他們嗜酒如命的原因，他們希望通過此舉，達到對老莊哲學也就是玄學的更深層次的把握。劉伶在他唯一傳世的文章《酒德頌》就說“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三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意思是說“安靜地聽，聽不到雷霆之聲，仔細地看，看不見泰山的形體，感覺不到寒暑近身，利欲動心，俯瞰萬物，猶如萍之浮于長江、漢水，隨波逐流，不值一提”。這種麻醉的主觀意識極強的表現形式被美化為一種美的境界。《世說新語》曾記載：劉伶有一次想喝酒，他的妻子不讓他喝酒，他說我在神面前發誓不喝酒，才能戒掉，他的妻子把祭神的酒準備好，而劉伶卻把祭神的酒給喝了。對于劉伶來說這種莊嚴的祭祀活動，都可以用來滿足自己嗜酒之私欲，可見當時，士大夫對玄學的尊崇以及自身的頹廢到了一種什么地步，毫不顧忌當時之禮節人倫。《說文》有言“酒，就也，就人性之善惡”。從劉伶的表現可以看出，老莊的思想已經進入他們的血肉，進入他們的靈魂了，在他們的心中，只有自身的境界，以及對自然的尊崇才是唯一。

三

無論哪一種境界，無論是追尋感官抑或是“逍遙”，當個體沉湎于自己人性之中，沉醉于放縱之中，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離衰亡亦不遠矣。古之巴比倫、羅馬、魏晉之中國，近之中非博薩卡之流都是如此，悠悠千年，每一次中國歷史之循環，每一次王朝之興替，雖全然不是如此，但是上層階級的墮落、貪腐、好酒、縱欲卻總是那最為彰顯和外在之原因。魏晉之時，經濟凋敝、谷帛為市，但卻出現了魯褒的《錢神論》，出現了石崇與王愷的斗富，出現了亂倫性交，裸體狂奔等種種不可思議之行為，劉伶的嗜酒與放蕩或許僅僅是那個時代道德失范中的一種吧。

何以如此呢？古中國雖表面尊儒，然申韓之術、老莊之道才是其實質。儒學地位最為尷尬，它決然的不能像基督教價值觀那樣真正主宰中國人之心靈，千百年來，多少大儒都認為“內圣”容易而“外王”太難，其實國人心中要么是劉伶一樣的放蕩，要么是趙高一樣的權謀，或者集兩者于一身，口誦伯夷之言，身行桀紂之事，既無內圣，又何以來外王？王夫之曰“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一語可謂中的。如司馬昭之于曹髦，昭的手下殺死了皇帝曹髦，司馬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可謂虛偽至極也。中國人多半對自己申韓，十足之利己，而對別人卻多半要求仁義道德，此種背離性格一般人多精神分裂，而國人卻可借助道家學說游刃有余，應對自如。道家本是“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的，倡自然，任“逍遙”，不辯是非，萬物齊一，以難得糊涂而至玩世不恭之道。年深日久，國人越來越聰明，糊涂者越來越少，同時又越來越“絕圣棄智”，價值理性也越來越湮滅。申韓之自私、權謀、刻薄、馴下之道和老莊的清談、逍遙、圓融通透大行于世，真正的儒家思想卻越來越遠離人們的心靈，一旦王朝法律松弛，社會不能控制，人們便由申韓而老莊，逍遙的大縱其欲，便出現了綱常掃地，禮崩樂壞的局面，而早就看透了一切的“名士”、官僚就會無節制地放縱自己之私欲，墮入無邊的享樂主義泥潭中。劉伶為代表的“魏晉風度”、“名士逍遙”、“孝治天下”多半如此，侈談老莊，以痞相尚，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腐敗到了幾近于變態的程度。

推而廣之，在以權力為中心的社會中，在強權之下，說堯舜之言，而內心則是申韓之術；強權不及之處，則老莊大盛，道德失范，幾成叢林狀態，魏晉之時，尤為代表。因為叢林而呼喚強權，因為有了強權，又行申韓之術，久而久之，國家又近傾頹，又演為叢林，誠如西哲所言“無政府狀態下的民眾更迫切的希望專制”。人們普遍以申韓之術馴下，以老莊之術敬上，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涂，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的血脈不絕如縷，但卻經常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地位。中國人如果不能從這種內心申韓及老莊中走出，或許仍將在經歷一次如劉伶那個時代的禮崩樂壞、綱常掃地的局面，或許仍將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趄趄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