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的認罪認罰環節，如何與檢察官有效協商談判、爭取更有利的量刑結果，是許多刑辯律師關注的核心問題。不少律師會遇到這樣的困惑：同樣是與檢察官溝通，為何有的律師能順利開啟協商并達成理想結果，而自己往往“只能得到量刑出來會通知你”的回應，最終要么接受既定方案，要么放棄簽署，缺乏討價還價的空間。其實，這并非依賴特殊關系或人脈，而是因為談判過程中存在可遵循的技巧與邏輯。

在刑事案件中，和檢察官談判有個基本原則：一味求情行不通。很多人覺得律師可以靠關系求情，但實際上，檢察官愿意給出較低量刑建議，前提是即便日后案件被復查，他能為這一量刑說出正當理由，不會因此承擔職業風險。畢竟，沒有人會冒著風險給出不符合規定的量刑，哪怕關系再好也不例外。而且，量刑較低的認罪認罰案件要上檢察官委員會，檢察官不可能在會上說因為律師或家屬求情就定了這樣的量刑，這不是法定理由，必須是律師論證出該量刑符合法律規定，他才有底氣，即便日后被查，也能以律師的合理意見和法律規定為依據，所以求情或許能得到正常結果，卻得不到理想結果，理想結果需要靠論證得來。那么，刑事律師與檢察官談判認罪認罰有哪些籌碼呢？

第一個是全額退贓退賠，用這個談判往往比較容易，因為很多檢察院對此有考核指標，而且退贓的地方不同，效果也可能不一樣。不過這需要律師和家屬高度配合，必須征得家屬同意，畢竟錢是家屬出的。律師要讓家屬明白，每一分錢都要花得有價值，能換回好處才值得。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很多家屬在監委調查階段就急著全額退贓退賠，甚至在財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下借錢去退，事后卻不清楚退的是什么錢，這種情況其實可以避免，退贓前應和律師商量。

第二個籌碼是多交罰金，以此換取較低的量刑。如果家屬經濟條件允許，愿意多交罰金來爭取緩刑或減少刑期，律師就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和檢察官談，有些情況下是能談成的。

第三個是程序違法問題。程序違法非黑即白，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刑訴法有明確規定，違法了就是違法了，比如應當公開審理卻沒有公開，兩次取保候審超過12個月等，這些都是明顯的程序違法。檢察官在這些問題上難以抵賴，如果在審查起訴階段用程序違法作為籌碼，有可能換取較低的量刑，當然，哪些程序違法問題在檢察院階段用，哪些在法院階段用，有相應技巧。

第四個是證據問題。像開設賭場這類涉及境外網站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難免有缺失，這些缺失的部分就是談判的籌碼，敵人的漏洞正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地方。

除了這些，錢需要家屬準備，程序違法和證據問題需要律師論證，在一些案件中，還可以創造其他籌碼，比如嫌疑人的社會貢獻、社區證明，在涉及有組織犯罪的案件中，有時會有多數人的請愿等，這些可以作為明面上的理由。

還有一個重要籌碼是獲得被害人諒解，在涉及被害人人身的案件中，檢察官很看重這一點，因為這關系到社會危害性的評估。根據最高院量刑指導意見，獲得被害人諒解可減刑 40%，幅度很大。但有時會遇到被害人獅子大開口，即便嫌疑人有賠償意愿也難以獲得諒解。這時就需要律師去和檢察官溝通，依據相關規定，有賠償意愿但未獲得諒解，也屬于可以酌情從輕的情節。比如有個故意傷害案件，嫌疑人造成被害人輕傷二級，被害人索要天價賠償，根本無法達成，嫌疑人希望不起訴以免影響即將高考的女兒。律師就和檢察官溝通，提出依據指導意見，是否不起訴不需要必須征得被害人同意，最終通過積極賠償，結合自首等情節，成功為嫌疑人爭取到酌定不起訴。不同案件情況不同，要根據實際情況尋找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