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光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基于線上逝者紀念文本的分析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 | 政光景

責任編輯 |劉保中

本文基于公開的線上逝者紀念文本，依據道德的四分類模型，探討了1950—2019年的道德變遷時期效應和1901—2000年的道德變遷世代效應。研究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呈現“雙拐點，兩階段”特征：即時期變遷上的“千禧年拐點”和世代變遷上的“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在兩個拐點前，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呈現下降趨勢，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在兩個拐點后，四類道德則呈現相反發展趨勢。本研究描繪了一幅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歷史圖景，對過往關于道德變遷的改革開放拐點論和道德滑坡論進行了修正。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宗等傳統美德”（習近平，2024）。由此可見，道德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能完整準確地呈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圖景，無疑對探索當代中華文明走向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與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相關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滑坡論、反道德滑坡論與道德轉型論之爭。道德滑坡論的基本觀點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道德出現了下滑（李德順，1994；孫立平，2001；舒毅彪，2011；陳偉宏、陳祥勤，2014）；反道德滑坡論主要強調道德滑坡論的判斷有誤，中國社會道德并沒有下滑（Crittenden，1992；郁樂，2014）；道德轉型論主要強調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道德轉型，而不是道德危機（Lee & Ho，2005；閻云翔、郎帥，2016）。二是與道德變遷密切相關的現代價值轉型論和個體主義價值轉型論。現代價值轉型論認為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正從傳統型走向現代型（Yang，1996；英格爾哈特、黃語生，1996；Egri & Ralston，2004；Tang et al.，2017）；個體主義價值轉型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主，改革開放后集體主義價值觀弱化，個體主義和物質主義價值觀強化（哈爾曼，1996；Xu & Hamamura，2014；Zeng & Greenfield，2015；高海燕等，2022）。

總體來看，過往關于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征或局限。一是公認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重要拐點，即“改革開放拐點論”。二是關于道德的理論維度較為單一，缺乏系統性的道德類型理論作為基礎。三是對道德變遷的判斷以宏觀的方向性判斷為主，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圖景的長期、精確和明晰的定量刻畫。基于過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將基于系統性的道德類型理論，并采用長時段的線上逝者紀念文本作為經驗資料，以求精確描繪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圖景。

二、理論、文獻與假設

（一）道德內涵及類型

道德是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涂爾干認為道德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核心（謝立中，2021），“任何社會團結的根源，任何促使人們去體諒他人的動力，任何對自身行為不帶私心的規定，都可以稱作道德”（涂爾干，2000）。韋伯（2007）主要從社會倫理的視角論述了道德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將道德規范視為社會行動的基本要素（Parsons，1991）。默頓（Robert K. Merton）則主要關注規范、失范等道德問題（Merton，1938）。由此可見，在經典的社會學道德理論之中，道德是關乎社會團結、社會行動、社會規范何以可能的基礎性概念。

然而，將道德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進行分析難免過于宏大和寬泛。在經典的社會學道德理論基礎之上，道德的內涵在不同學科研究的發展下愈益豐富，其可以被歸納為幾個基本層次和維度。一是道德同時具有個體和社會層次的內涵（Whiteley，1960），包括個體的思想、品質、價值、情感與行為（Ayala，2010；Dahl，2023）和社會的規范、習俗、風氣、價值、觀念、實踐與制度（Durkheim，1960/1933；Haidt，2008）。二是道德既包括自我取向道德，也包括他者取向道德。前者指私德，即關乎自我的優秀品質；后者指公德，強調關注他人和社會的福祉（梁啟超，1997；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 斯密，2017；陳來，2019）。三是道德包括發展取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前者指積極進取、關乎應該做什么的道德，后者指克制自我、關乎不能做什么的道德（斯密，2017；王小章，2023）。

本研究將從包含個體和社會層次內涵、自我和他者取向、發展和克制取向的綜合性視角來研究道德的變遷趨勢。通過將道德的自我、他者取向與發展、克制取向的維度進行交互分類，構成了自我發展、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的道德四分類模型（政光景，2024）。此四者分別強調了提升自我以利己、克服欲望以利己、采取積極行為以利他和克制自我以利他，在內涵上分別與個體主義、短缺價值、利他主義和底線道德接近。

（二）道德變遷文獻及假設

時期變遷和世代變遷是研究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本研究在時期上主要關注1950—2019年，將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簡稱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合并，統稱為“改革開放后時期”，并主要回顧關于這兩個時期的道德變遷相關研究；在世代上主要關注1901—2000世代，包含了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簡稱“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世代（簡稱“社會主義建設世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世代（簡稱“改革開放后世代”）三個世代群，并主要回顧與這三個世代相關的道德變遷相關研究。

1.自我發展道德變遷研究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偏個體主義的自我發展道德總體上是被抑制的，國家和社會倡導的是責任和自我奉獻的集體主義倫理（閻云翔、郎帥，2016；侯松濤、程美東，2018）。改革開放后時期，中國逐步開始了市場化和加速現代化的進程，經濟社會越發展，人們越不用擔心生存問題，這會導致后物質主義價值的興起（英格爾哈特、黃語生，1996），由此進一步導致個體主義上升（哈爾曼，1996；Rofel，2007；閻云翔，2019）。以上研究主要從價值觀視角強調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從集體主義走向個體主義，因此可以根據以上研究推斷出自我發展道德時期效應假設。

自我發展道德時期效應假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呈現下降趨勢；改革開放后時期，自我發展道德水平隨著時代發展逐漸增強。

從代際變遷來看，20世紀上半葉出生的世代普遍仍處于儒家倫理的道德規范影響之下，傳統倫理構成了當時中國老百姓最基礎的道德生活規范（黃濱，2009）。但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新啟蒙運動等社會運動的引領下，個體主義道德也逐漸從精英群體中開始擴散開來（張光芒，2001；孫向晨，2015）。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社會主義文化與傳統儒家文化均強調集體主義道德，而相對抑制個體主義道德，因此可以推斷，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相對于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的個體主義道德應該是有所下降的。隨著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的發展，代際的價值觀也會朝著后現代主義價值觀變遷（哈爾曼，1996），年輕一代比老一代更注重個體主義（Ma et al.，2016；李春玲，2020）。由此，可以推斷出關于自我發展道德世代效應假設。

自我發展道德世代效應假設：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在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呈現上升趨勢，在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存在下降趨勢，在改革開放后世代存在上升趨勢。

2.自我克制道德變遷研究

當代中國經歷了從短缺經濟走向豐足的現代經濟的歷程。人們的欲望形態從抑制性形態轉向享樂構建性形態，從節儉主義走向消費主義（王寧，2010）。除了經濟形態的轉變，制度的差異也會帶來不同的道德。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發展重工業，國家推行了抑制消費的策略（侯松濤、程美東，2018）。因此，在這一時期，“黜奢崇儉”的短缺價值觀與國家戰略需求高度一致，導致自我克制道德盛行。在改革開放后時期，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消費主義逐漸取代了節儉主義（王寧，2010）。所以，從時期變遷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自我克制道德與自我發展道德的發展趨勢大體應該呈現大致相反的分布。由此可推斷出自我克制道德時期效應假設。

自我克制道德時期效應假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自我克制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在改革開放后時期，自我克制道德水平隨著時代發展逐漸減弱。

在世代變遷上，新中國成立前世代普遍處于生活貧困化的狀態之下（張慶軍、劉冰，1996），再加上連年戰爭的影響，短缺狀況更為嚴重（蔣杰，2017）。在新中國成立后，人們的物質生活雖然提高緩慢，但生活水平整體超過了民國時期（朱高林，2014）。改革開放后世代則成長于一個物質更為富足的時代。因此，按照短缺程度決定自我克制道德的邏輯，整個20世紀的世代群擁有的物質條件越來越充足，這就導致自我克制道德水平逐漸降低。綜上，可以得到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應假設。

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應假設：在20世紀的世代群中，越是新生世代，自我克制道德水平越弱。

3.發展型利他道德變遷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眾和學術話語中關于道德滑坡、道德淪喪、道德危機的論調持續不斷（李德順，1994；孫立平，2001；舒毅彪，2011；閻云翔，2019）。總的來看，道德滑坡論主要強調改革開放后時期相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其核心原因是陌生人社會取代了熟人社會，因此熟人社會的互惠型利他難以維持。按照這個邏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社會總體上保持著熟人社會的狀態，因此發展型利他道德應該處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隨著改革開放后市場化、城市化的發展，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應該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可以得到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

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體保持在高位，在改革開放后時期整體呈現下降趨勢。

與“道德滑坡論”相左的是，一部分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并沒有發生道德滑坡。郁樂（2014）認為，造成“道德滑坡”判斷的原因是人們用傳統的道德規范來評價新的道德現象，這給人造成較強的道德滑坡的錯覺。克里滕登（Jack Crittenden）認為，中國社會由權威倡導的道德觀念轉向了個人化的道德觀念，這導致了道德的多元化，但這并不能代表道德觀念的衰落（Crittenden,1992）。綜上可見，部分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后并沒有出現“道德滑坡”，但也未明確提出存在道德水平上升的現象，只是對“道德滑坡論”進行了反駁。由此可以推斷出關于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的競爭性研究假設。

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競爭假設：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整體上未呈現下降趨勢。

從不同世代來看，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和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總體上都成長于熟人社會。但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的成長環境更為短缺和惡劣，且受西方個體主義價值影響較大，而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受集體主義價值影響較大。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處于相對惡劣的環境下，個體的利他道德水平會顯著下降。此外，集體主義價值相比于個體主義價值更倡導積極利他。由此可以推斷出關于新中國成立前和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的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1。從改革開放后世代和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的對比來看，其與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的推導邏輯一致，因此也可得到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2及其競爭假設。

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1：從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到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

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2：從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到改革開放后世代，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下降趨勢。

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2的競爭假設：從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到改革開放后世代，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未呈現下降趨勢。

4.克制型利他道德變遷研究

中國的傳統道德強調“制高點”，但在底線道德的規定上并不嚴格，因此中國傳統道德不能適應現代流動性的、陌生人社會（鄧曉芒，2014）。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我國總體上仍屬于熟人社會，底線道德總體水平是較高的。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加速，人口流動性增加，熟人社會規則已無法發揮效用，因此違背公德、突破底線的行為開始出現。到了21世紀，隨著法治建設的逐步完善，違背底線道德的行為有所減少（馮秀軍、楊中英，2019）。由此推斷，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底線道德水平會降低，但隨著現代價值體系和規則體系的完善，底線道德水平會再次提高。由此可以得到關于克制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

克制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體保持高位穩定，在改革開放初期呈現下降趨勢，但在后期有一定上升趨勢。

從世代變遷來看，在新中國成立前，相對惡劣的經濟社會環境導致社會失序、風俗敗壞、道德淪喪（蔣杰，2017；張慶軍、劉冰，1996）。因此，這種成長環境會導致較低水平的克制型利他道德。而社會主義建設世代成長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且國家的集體主義權威較強，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會有顯著的提升。到了改革開放后世代，其邏輯與前一假設所闡述的時期效應類似，可能存在一個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由此可以推斷出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

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從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到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呈現上升趨勢，從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到改革開放后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

三、數據與測量

（一）數據與加權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中文線上逝者紀念網站的逝者紀念文本，這些線上逝者紀念文本主要由逝者的親朋好友在逝者過世以后通過建立線上逝者紀念館的方式進行登記錄入，屬于典型的用戶生成內容。逝者紀念文本包含的主要信息為姓名、性別、建檔時間、出生年、逝世年、逝者生平介紹等與逝者相關的信息。其中，逝者的生平介紹是逝者的親朋好友為其撰寫的紀念性文字，包含了對逝者的性格、品行等道德特征的描寫。本研究提取所有包含逝者生平介紹的樣本作為本研究的數據。這些數據生成的時間在2000—2021年，研究對象為逝者，其逝世年份限定在1950—2019年，出生年份限定在1861—2000年，年齡限定為20歲至89歲之間。符合以上條件的樣本有64600個。

那么線上逝者紀念文本何以成為研究道德變遷的可行資料呢？逝者紀念文本類似于口述史，差異在于前者是由他者對逝者生平經歷與品質特征進行描述和評價，屬于他述史。逝者紀念文本是對逝者一生的、全面的、整體的“蓋棺定論”，而不是對某一行為、某一情境、某一階段的階段性、單一性評價，所以其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綜合性和客觀性。逝者紀念文本與口述史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資料的方法論意義是相通的：一是具有真實性，與其他史料一樣具有歷史研究價值（周曉虹，2021）；二是個體的歷史不僅能反映人類生命及體驗的深度與結構（周海燕等，2020），也能反映社會結構和時代特征（周曉虹，2021）；三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傳統歷史聚焦于精英群體，而口述史以普通老百姓為主，能展示歷史的多元性（桑兵，2005）。

因線上逝者紀念文本的生產過程存在選擇性，因此應該對該數據進行加權調整，以使數據的分布與真實分布更為接近。本研究采用校準加權方法，依據迭代比例擬合算法，基于更為準確的代表性死亡人口統計數據對線上逝者紀念文本進行加權調整，以提高統計估計的準確性（Rueda et al.，2007）。加權調整思路與政光景、梁玉成（2022）的研究思路一致，在此不贅述。

（二）操作化測量

在文本分析中，對一個概念進行測量的常用方法就是詞典法（Chen et al.，2021），因此構建道德詞典是對其進行操作化測量的基礎。參照梁玉成、政光景（2022）和政光景（2024）研究的做法，依據道德四分類模型，本研究構建起基于道德四分類模型的道德詞典，其中，自我發展道德包括勤勞、博學、樂觀等詞匯，自我克制道德包括節儉、律己、節制等詞匯，發展型利他道德包括樂善好施、和善、友愛等詞匯，克制型利他道德包括誠實、忠誠、謙讓等詞匯。下一步，本研究采用詞對主題模型（Biterm Topic Model，簡稱BTM）作為文本聚類工具對以上理論驅動的人工分類詞典的合理性進行驗證（Yan et al.，2013）。聚類結果顯示，基于理論的道德分類與基于數據驅動的道德分類具有很強的一致性，證明了道德的四分類模型及詞典的可靠性。

在建構道德的四分類詞典后，接著就需要基于四類道德的得分進行操作化測量。這一測量主要需要克服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每一個逝者紀念文本長度長短不一的問題；二是進行道德評價時因“死者為大”的緣故主要強調美德的選擇性問題。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研究采用詞旋轉器距離法（Word Rotator's Distance，簡稱WRD）計算每一個逝者紀念文本與四類道德詞典的相似度，該方法在解決文本相似度計算中的文本長度不一問題上具有較好的效果（Yokoi et al.，2020）。針對第二個問題，本研究采用總文本相似度錨定的方法計算文本相似度（梁玉成、政光景，2022），其得到的是四個道德得分的相對值，體現出四類道德的相對重要性，即逝者更傾向于表現出哪方面的道德特質。依據WRD和總文本相似度錨定法，分別計算每一個逝者紀念文本與四類道德詞典的文本相似度，即可得到每一個逝者的四類道德得分。經測量得到的四類道德加權前后的得分情況見表1。

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主要是逝者的年齡、時期和世代，逝者的出生年份代表世代，逝世年份代表時期。年齡為20~89歲，每10歲一個組，共分為7個年齡組；時期為1950—2019年，每10年一組，共分為7個時期組；世代為1861—2000年，每20年一組，共分為7個世代組。逝者紀念文本撰寫時期為2000—2021年，每2年一組（最后一組為3年），共分為7個撰寫時期組。以上變量加權前后的描述性統計值如表1所示。

四、模型與結果

要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進行研究，需要在模型上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從個體層次的道德上升到宏觀社會層次道德的問題。因在逝者層次測量的道德屬于個體層次的道德，而本研究關注的道德變遷是宏觀層面的，因此需要在模型上實現從微觀向宏觀層次的躍升，即從“微觀旨趣”轉向“宏觀觀照”（陳云松，2022）。二是需要解決道德變遷中的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共線性問題。因逝者時期=逝者世代+逝者壽命（逝世時年齡），時期和世代顯然存在強共線性關系。三是要解決撰寫者和撰寫時期的控制問題。因逝者紀念文本是由逝者的親朋好友撰寫的，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逝者，所以需要控制撰寫者和撰寫時期的道德對逝者紀念文本中道德表達傾向的影響。

年齡—時期—世代效應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以下簡稱APC模型）既可以解決從個體微觀上升到社會宏觀的問題（Bell & Jones，2015），又能解決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共線性問題。過往的研究發展出了一系列的APC模型，如代理變量法、機制分析求解方法（Winship & Harding，2008）、內生因子法（Yang et al.，2004）、多層次線性模型法（Yang & Land，2006）、APC交互模型法（Luo & Hodges，2022）等。但許琪等（2022）認為以上方法或在實際研究中難以運用，或具有明顯的方法缺陷。因此，本研究使用自然樣條算法（Natural Splines）去估計APC效應（Rutherford et al.，2010）。

因為逝者紀念文本不涉及撰寫者本人特征，所以本研究需要通過控制變量以外的其他辦法來控制撰寫者和撰寫時期效應。鑒于在逝者紀念文本中，有部分文本是由同一名撰寫者生成的（如同時給父親、母親撰寫紀念文本的情況），且撰寫者均嵌入于撰寫時期之中，因此通過多層次模型的方式對撰寫者和撰寫時期特征進行控制是一種可行的方式，該方式還可以控制撰寫者和撰寫時期帶來的不可觀測異質性。

因此，為了解決本研究面臨的較為獨特的遺漏控制變量的APC模型設置問題，本研究創新性地將多層次模型和自然樣條算法APC模型結合起來，提出了多層次自然樣條APC模型（Multilevel Natural Splines Age-Period-Cohort Model）。APC模型的基本原理是通過年齡、時期和世代的函數的相加組合來擬合因變量的值，該值是年齡和時期的函數（Sasieni，2012）。將該模型與多層次模型結合后，表達式如下：

其中，

f

A

f

A

f

A

ijk

ijk

N

σ2

0j

其中，

00

U

k

U

k

N

U

jk

U

jk

N

σ2

在模型設定上，因為研究數據樣本量足夠大，所以模型中每1年代表一個時期或世代，每1歲代表一個年齡組。另外，自然樣條函數中的內部節點數分別設定為：20~89歲共分為7個年齡組，1950—2019年共分為7個時期段，1861—2000年共分為7個世代組。因四類道德得分的值較小，因此本研究在建模時分別將其乘以10000，并在計算其預測值時除以10000。四類道德得分的多層次自然樣條APC模型結果如表2所示。為了對道德變遷的時期和世代效應進行集中分析，本研究將不展示年齡效應。此外，因各模型的世代效應時間跨度較長，本研究將主要討論1901—2000世代的變遷問題。

（一）自我發展道德變遷

圖1展示了自我發展道德的時期與世代效應。從時期效應來看，不同的年齡組均呈現了相似的分布形態，即從1950年一直到2005年前后呈現穩定的下降趨勢，在2005年后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整體上，自我發展道德在70年間呈現一個以2000—2010年為拐點的“勺子”型分布，本研究稱該拐點為“千禧年拐點”。由此可見，本研究初步證明了自我發展道德時期效應假設中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分布形態的理論預測。但研究結果表明，在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時間里，自我發展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下降趨勢，直到2005年后才開始轉向明顯的上升，這與研究假設的推論不同，也對過往眾多學者認為的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轉型肇始于改革開放的論斷提出了挑戰（Rofel，2007；閻云翔，2019）。

從自我發展道德的世代效應來看，各年齡組的世代效應分布基本一致，均呈現“V”型分布，拐點大致集中于1935—1955年。這一拐點附近世代群成長時間主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因此可以稱其為“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在拐點前，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在自我發展道德水平上整體呈現下降趨勢，這與自我發展道德世代效應假設對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的推測不一致。由此可以推斷，新文化運動等倡導的個體主義道德在開始階段影響較大（費孝通，2003；黃興濤，2006），但之后的影響下降。在“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后，自我發展道德水平總體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這與自我發展道德世代效應假設對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的推測相反，說明越往后的世代受改革開放的影響越大，導致個體主義道德水平上升。在改革開放后世代，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這與研究假設一致。

（二）自我克制道德變遷

圖2展示了自我克制道德的時期與世代效應分布。從時期效應來看，不同的年齡組的自我克制道德分布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具有“千禧年拐點”特征。這一結論證明了自我克制道德時期效應假設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推斷，自我克制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在改革開放后至2005年左右，自我克制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了持續的上升趨勢，與研究假設不同。這說明即使在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后，適應短缺經濟的自我克制道德仍然占據了重要地位。

從自我克制道德的世代效應來看，各年齡組的自我克制道德分布均呈現明顯的“倒U”型分布。且年齡越大，拐點出現的世代越早。這與自我克制道德世代效應假設的自我克制道德隨時間線性降低的推論不一致，說明物質短缺程度決定自我克制道德的邏輯不能完全解釋自我克制道德的世代效應。圖2中，5個年齡組的自我克制道德都存在拐點前的上升階段，說明可能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節制型價值觀對不同年齡組世代均產生了顯著影響。而不同的拐點出現時間則說明這一影響在不同年齡組上產生的效應具有差異性。

（三）發展型利他道德變遷

圖3展示了發展型利他道德的時期與世代效應分布。從時期效應來看，不同年齡組呈現相似的分布，均展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且具有“千禧年拐點”特征。這一結論說明發展型利他道德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間繼續保持上升趨勢，直到“千禧年拐點”后才呈現下降趨勢。這一結論更符合發展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的競爭假設，對過往大部分學者倡導的“道德冷漠”與“道德滑坡”論斷構成了實證上的挑戰。

從發展型利他道德的世代效應分布來看，各年齡組均呈現明顯的“倒U”型分布，具有“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特征。在拐點前，新中國成立前世代的發展型利他道德總體保持上升趨勢，這支持了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1。但社會主義建設世代的發展型利他道德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與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1的預設不符，可能是因這一世代在后期逐漸受到改革開放的影響。在新中國成立世代之后，發展型利他道德整體呈現下降趨勢，這支持了發展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2。由此可見，“道德冷漠”與“道德滑坡”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世代變遷規律上相對更為成立，這可能是導致很多學者做出中國社會道德滑坡論斷的主要原因。

（四）克制型利他道德變遷

圖4展示了克制型利他道德的時期與世代效應分布。從時期效應來看，不同年齡組的分布形態大致類似，同樣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具有“千禧年拐點”特征。這一結論總體上與克制型利他道德時期效應假設的推論相反。結果顯示，在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間，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仍然保持上升趨勢，直到2000年后，底線道德水平才有所下降，這也構成了對過往“道德冷漠”與“道德滑坡”論斷的挑戰。

從克制型利他道德的世代效應來看，各年齡組的分布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呈現“倒U”型和“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特征，與自我克制和發展型利他道德的世代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部分證明了克制型利他道德世代效應假設，即從新中國成立前世代到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從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到改革開放后世代，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了穩定的下降趨勢，且在1975—1980世代后有加速下降的態勢，未觀測到研究假設推斷的改革開放后期世代的上升趨勢。這說明現代價值體系和規則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以推動底線道德水平的提升。

（五）四類道德變遷綜合分析

下面將集中對四類道德的時期和世代效應進行對比，以從總體上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狀況。為了更好地描繪道德水平的總體變遷趨勢，本研究采用局部線性平滑的方式來進行繪圖，以消除短期的不穩定（見圖5）。圖5上圖展示了四類道德在1950—2019年的時期效應。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在2000—2010年的“千禧年拐點”前保持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在此后保持上升趨勢。而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的分布正好與自我發展道德相反，且同樣具有“千禧年拐點”特征。由此可見，在1950—2019年的時期變遷上，中國社會的道德呈現明顯的由“千禧年拐點”分割的“兩階段”的分布形態。

圖5下圖展示了四類道德在1900—2000年的世代效應。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三類道德水平呈現“平行”分布，均為“倒U”型，而自我發展道德則與以上三類道德的分布正好相反，呈現“U”型分布。四條道德的分布曲線均具有1935—1955年的“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由此可見，在1901—2000年的世代變遷上，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呈現由“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分割的“兩階段”分布形態。

（六）穩健性檢驗

在方法上，本研究將多層次模型和理論驅動的邊界APC模型相結合來進行穩健性檢驗（Fosse & Winship，2019）。基于新模型的道德分布與主模型總體一致，且顯示出“千禧年拐點”和“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在測量上，本研究采用ChatGPT4. 0對四類道德得分進行測量。基于新測量方法的道德分布與主模型總體一致，且顯示出“千禧年拐點”和“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其中，發展型利他道德的時期效應與主模型在總體趨勢上不一致。對此，本研究利用1950—2019年的《人民日報》數據對其進行確認。結果顯示，發展型利他道德水平在時期效應上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驗證了主模型結果的可靠性。

五、總結與討論

過往對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研究普遍持改革開放拐點論的觀點，并基于此發展出道德滑坡論、價值轉型論等理論。但從本研究的結論來看，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變遷轉折點并不是改革開放。從時期變遷來看，1950—2019年的道德變遷大致呈現由“千禧年拐點”分割的“兩階段”分布特征。在第一階段，偏個體主義的自我發展道德水平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偏集體主義的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在第二階段，四類道德正好與第一階段的變遷趨勢相反。從世代變遷來看，1900—2000年的道德變遷大致呈現由“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分割的“兩階段”分布特征。在第一階段，偏個體主義的自我發展道德水平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偏集體主義的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呈現上升趨勢；第二階段的變遷趨勢則與之相反。總體而言，本研究描繪了一幅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歷史圖景，即道德變遷存在“千禧年拐點”前后的“兩階段”時期變遷效應和“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前后的“兩階段”世代變遷效應，可以總結為道德變遷的“雙拐點，兩階段”特征。根據這一結論可對過往研究的主要論斷進行修正：一是改革開放并非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拐點；二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在世代變遷上發生較早，在時期變遷上發生較晚。

為什么改革開放沒有成為一個重要的道德變遷拐點呢？總結過往道德變遷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兩個因素決定了道德變遷的走向：一是物質基礎，即物質的短缺或充裕程度對相應道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二是價值規范，即主導性的價值和規范對相應道德的鼓勵或壓制程度。社會的充裕程度越高，其越可能為自我發展、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提供物質基礎，同時也減少了自我克制道德的必要性，反之亦然。社會主導性的價值和規范則可能對自我發展道德存在壓制和鼓勵的區分，也可能對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存在強規制和弱規制的區分。

表3進一步以物質基礎和價值規范對不同時期各維度道德的效應進行了解析。下面將分新中國成立前、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改革開放后、千禧年前和千禧年后四個階段，根據物質基礎和價值規范對道德的促進與阻礙作用進行深入解析。首先，為什么當代中國社會道德的時期變遷出現了“千禧年拐點”，而不是“改革開放拐點”呢？從物質基礎因素來看，千禧年前后階段形成了短缺社會與富足社會的鮮明對比，物質的極大豐富促使自我發展道德快速上升，而使得自我克制道德急劇下降。同時，有利于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的物質基礎雖已具備，但儒家倫理價值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呈現減弱趨勢，新的倫理規范尚未成熟，因而導致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有所下降。而在改革開放節點前后，中國社會的物質充裕水平差異不大，改革開放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仍以短缺狀態為主。在價值規范的轉變上，雖然改革開放后，集體主義的影響不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但西方個體主義思潮的影響也仍然有限，集體主義仍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本文認為，物質基礎和價值規范這兩個主要因素在改革開放前后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因此使其不構成道德變遷的拐點。

其次，在世代變遷上，為什么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世代拐點”，而沒有出現“改革開放世代拐點”呢？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前世代首先在兒童、少年、青年時期受西方個體主義思潮影響，而后在青年和壯年時期逐漸受到新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影響，因此自我發展道德水平在此前逐漸降低，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則逐漸升高，并在新中國成立世代達到頂峰。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世代則分別在青年、少年、童年時期經歷改革開放，在壯年、青年時期經歷千禧年后的全球化、市場化發展浪潮，因此其受物質逐漸充裕和價值觀逐漸轉向個體主義的影響，自我發展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而自我克制、發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水平逐步降低。因為改革開放前后世代同樣都經歷了物質逐漸充裕和個體主義價值逐步盛行的過程，所以在這一節點并未發生方向性轉變。當然，以上對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變遷的機制分析是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并結合過往研究進行的理論推導，這一推導是否可靠，是否還有更多重要機制未涉及，則留待未來更多的實證和理論研究來進行驗證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