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2日，李先念推開國務院小會議室的門，徑直問道：‘何長工同志怎么沒來？’”熱氣裹著茶香，人群一時噤聲，空氣像被扯緊的弦。

負責匯報的干部低聲答：“何長工的政治結論還沒批，他不能參會。”一句話點燃了火藥味。李先念頓時黑下臉，“他當年為地質事業立下汗馬功勞，怎么就進不了門？”嗓音不高，卻擲地有聲，屋內外傳來的腳步聲都慢了半拍。

時間撥回二十六年前。1949年10月，天安門城樓上禮炮轟鳴后，百廢待興。一件要緊事悄然浮出水面——全國詳實地質資料幾乎是空白。沒油沒礦，工業藍圖只能停在紙面。周恩來為此連續幾晚燈下看文件，終于在深夜對身邊人說：“還是得找何長工，這人敢闖。”

此時的何長工具有兩大“短板”：一條受過傷的腿和“半桶水”的地質知識。他本人也納悶，“我跑不了多遠，又不懂巖心取樣。”可周總理一句“開創勁就得用來開荒”，再加毛澤東的點頭，這位久經沙場的紅軍老將便硬著頭皮赴任新組建的地質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

初到北京西郊的那排灰磚小樓，他先做了件看似笨拙的事——盤點人手。千余名轉業干部里，真懂巖礦的不足三十人。何長工捋著花白的鬢角說：“干部要先補課，否則全是外行帶外行。”于是，一連串速成訓練班、夜校、代培生迅速冒出。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地質學院和長春地質學院獲批，當年招生指標翻倍。我在查檔時發現，僅1954屆便有六百余名畢業生奔赴各地勘區，這批人后來撐起半壁江山。

有意思的是，人才夯實后，新難題又來了——儀器設備靠進口，既貴還卡脖子。一天清晨，何長工拄著拐杖把供應司負責人張彥文拉到院子里，指著腳下泥濘：“你光給隊伍發雨靴不頂用，還得給他們鉆機。”張彥文苦笑點頭。“有困難？”“大得很。”“說出來，我去磨機關。”這是全文第二句對話，也是當事人口述回憶，還原當時氛圍。

隨后，張家口探礦機械廠被鐵道部“讓”給地質部。援手正是呂正操，他一句“廠子歸你們”解決了燃眉之急。緊跟著，天津一家國有印刷廠改為專印地質圖件；到1960年，全國已形成十一家直屬工廠加數十個省級修造網。一臺國產繩索取心鉆機從無到有，用時不到兩年。試想一下，沒有這套裝備，中國第一口千米深鉆多半要再推遲五年。

勘探數字直線上漲。國家檔案館保存的統計表顯示，1958年底，僅巖心鉆探累計進尺就達到一千八百萬米，七十九種礦產被探明。這里面包括錫、鎢、稀土等稀有金屬，對后續尖端工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澤東看完匯報件后，曾在批注中寫了六個字：“有成績，很高興。”

然而風云無常。1966年以后，何長工因所謂“歷史問題”被調離崗位，在北京軍區總醫院邊治病邊反思。周恩來與李富春每隔一段時間打電話“問狀況”，算是給老部下撐腰。1973年4月，毛主席一句“他沒有歷史問題”讓何長工看到了轉機，可落實下來仍是一拖再拖。

他不等，接連寫信。措辭不卑不亢，既講事實也講愿望：不是為個人翻案，只求繼續干活。這種倔強帶著湘南人的火辣，也帶著老革命的固執。我個人很佩服這股勁，當年能在戰壕里挺住，現在也不肯讓歲月打垮。

于是就有了1975年的那幕。李先念一聲“有功勞”，如錘落石開。國務院有關部門旋即重審材料，當月下旬批示“應予立即解放”。9月，中央軍委任命何長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副校長。蕭克、唐亮親自登門歡迎，老戰友們舉杯，半醉半笑。身邊人回憶，那天他只說了四個字：“總算能干。”

再后來，教學樓里常見他拄拐穿梭；課堂上，他把如何在槍林彈雨中保存地圖的經驗講得活色生香，年輕學員聽得目不轉睛。1985年，何長工堅持交上請退報告。中央最初不同意，他回信只寫一句：“人要知止。”終獲批準后，他對護士說，“心里亮堂。”語氣輕松得像放下一只背了幾十年的帆布包。

1987年12月29日凌晨四時許，這位老紅軍在北京離世，終年八十八歲。病房里的燈半明半暗，陪護的醫生說，他最后斷續念叨的是“地質，地質”。這幾乎是生命與事業合二為一的注腳，卻絲毫沒有高調的矯飾，只剩質樸、固執與一生的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