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由于多個國家的高校縮減文科專業(yè)，一種關(guān)于“文科衰落”的論調(diào)在世界范圍內(nèi)興起。

此處的文科，大致等同于人文學科和絕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專業(yè)，在近代早期也被叫作文化科學、人文科學等，是法學、政治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學科在近代史上的知識源頭。其研究范疇包括人類創(chuàng)造的社會、文化、歷史，與物理學等科學所探索的自然之物有著根本的不同。為了塑造自身的科學性，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展開了一場又一場效仿自然科學的運動，有發(fā)展，也有受挫，更多的是受挫。從知識的接受角度來講，通過理解人的意義、文化和感受而形成的人文知識，也在失去曾經(jīng)的吸引力。

在歷史上，有那么一本書，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與“自然科學世界”的邊界及爭議也就同時形成了。這就是《新科學》。

1725年，意大利人維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關(guān)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學的原則，由此發(fā)現(xiàn)民族自然法另一體系的原理》，這是《新科學》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為《關(guān)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學原理》。在維柯所處的18世紀，啟蒙思想在歐洲取得了絕對意義上的地位，只有可數(shù)學化的自然科學才是科學，至于研究人和人類社會的零散知識，則被認為僅是觀點、意見。作為啟蒙思想的批評者，他批評了笛卡爾的理性主義，主張從歷史源頭重構(gòu)知識。這種知識既不是可以用數(shù)學、演繹描述的，也不是純粹個體的、不可知的。

過去300年間，《新科學》經(jīng)歷了多次重版、修訂、翻譯。但是怪異而晦澀的寫作風格限制了它的傳播——“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難讀下去”。在國內(nèi)，朱光潛先生早在《西方美學史》一書中就專章評述過維柯，并在耄耋之年翻譯《新科學》。朱先生認為維柯是“美學真正奠基人”，《新科學》也主要是在美學上得到闡釋。在《新科學》初版300年之際，我們策劃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在一般意義上理解《新科學》，并討論它的當下性。（導(dǎo)語/羅東）

下文是學者范昀重讀維柯《新科學》后的思考。

本文內(nèi)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11日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的B02版。

撰文丨范昀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學家、語言學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作品有《新科學》《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他的寫作是一種應(yīng)對

1744年1月20日，備受病痛與貧困煎熬的哲學家維柯在那不勒斯溘然長逝。六個月后，其一改再改的《新科學》第三版得以問世。并不熟悉維柯的當代讀者很可能對作品標題采取“望文生義”的理解，以為是一部頗為“現(xiàn)代”的論著。然而細讀之下，他們定會發(fā)現(xiàn)這部作品既不“新”，也不“科學”。它不新，其所討論的內(nèi)容涉及古希臘羅馬，甚至更為早期的人類歷史；它也并不科學，其中不僅摻雜了大量有關(guān)宗教、神話以及風尚的討論，而且其文風枝蔓，繁復(fù)而缺乏推理，與其時代的幾何學精神格格不入。

《新科學》1744年版（意大利語）插圖。

維柯生活在一個“激進啟蒙”同時也是充滿“思想危機”時代。歐洲在科學領(lǐng)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得益于思想層面的重大變革，培根與笛卡爾等哲學家引入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改變了傳統(tǒng)的自然觀念（“自然的數(shù)字化”），也改變了人們對倫理、法律以及政治世界的認知（“倫理科學”與“政治科學”得以誕生）。數(shù)學模式日益改變?nèi)藗兊恼J知方式，并成為衡量真知與社會實踐的標準，在笛卡爾等人看來，諸如語文學、修辭學、歷史學這類缺乏清晰特質(zhì)的人文學問都應(yīng)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這場變革還塑造了一代新人，他們開始認為自己發(fā)現(xiàn)的東西比它繼承的東西更重要，科學理性比人文傳統(tǒng)更重要。當代英國哲學家歐克肖特指出，17世紀以來這樣的人的數(shù)字在穩(wěn)步增長，他們的“心智沒有大氣層，沒有季節(jié)和溫度的變化；他的理智過程盡可能與外部影響相隔絕，在真空中進行”。

維柯的寫作可被視為一種應(yīng)對。這一應(yīng)對，既是對時代危機的回應(yīng)，也是其基于民族尊嚴對人文主義的捍衛(wèi)（作為意大利學者對北方思想的回應(yīng)）。

《維柯的哲學》

作者：[意]克羅齊

譯者：陶秀璈 王立志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09年6月

維柯一輩子生活艱辛，疾病纏身，事業(yè)上坎坷重重，其作品在同時代應(yīng)者寥寥，其后世影響亦不瘟不火。但正如其同胞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所言，《新科學》“自始至終都是天意的作品，它的巨大用處不能以凡間的渺小尺度來衡量”。在今天看來，維柯通過對古代世界詩性智慧的發(fā)掘，實質(zhì)是對人文知識的發(fā)現(xiàn)，這種知識始終是對人類最深層需要的回應(yīng)，并不會因時過境遷而喪失價值。

人文知識的不可替代性

維柯的貢獻首先在于，他闡明并強調(diào)了人文知識的不可替代性。在古代世界中人文知識與科學知識存在交叉聯(lián)系，并不彼此隔絕，是近代科學知識觀念的擴張迫使維柯聚焦于人文知識的特質(zhì)，致力于筑建人文知識的安全圍欄。在他看來，人文知識可以是一種不那么精確的，甚至充滿情感色彩的知識，其與科學知識只存在類別之差，發(fā)展的先后之別，而無質(zhì)量的高下之分。神話、史詩、宗教絕非可以隨意打發(fā)的迷信，而是具有內(nèi)在洞見的智慧。其所包含的對人類動機、經(jīng)驗、情感等的理解，是自然科學所無法穿透和替代的知識。

以賽亞·伯林在讀完維柯的著作后，就指出其對人類的知識所作出的分類具有卓越的獨創(chuàng)性：一類知識是對一種感情、一個手勢、一件藝術(shù)品、一個人的性格的理解；對于貧窮、嫉妒、陷入愛河、皈依宗教、背叛、經(jīng)營銀行、參與革命、流放國外的理解；而另一類知識則是對諸如一棵樹比另一棵樹高，如何拼寫單詞、如何拉小提琴、如何上火星、何為虛數(shù)、是什么阻止我們超越光速的理解。二者雖然都是理解，但意義完全不同。

《啟蒙的三個批評者：維柯、哈曼與赫爾德》

作者：[英] 以賽亞·伯林

譯者：馬寅卯 鄭想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4年11月

當然，伯林對人文知識的強調(diào)主要體現(xiàn)在個體層面，這還不是維柯思考的重點。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っ纺峥怂?，維柯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而不是作為個體的人”。

維柯更看重的是基于非個體，建立在歷史與習俗基礎(chǔ)上的人文知識。這種存在于經(jīng)年累月歷史實踐中所傳承下來的智慧，雖難以得到清晰的表達與言說，卻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可忽視的“社會知識”（羅杰·斯克魯頓語）。它具有集體性與社會性，并通過反復(fù)實踐得以延續(xù)，無法用一個公式或計劃來進行概括。在對“詩與哲學之爭”這一古老命題的回應(yīng)中，維柯認為希臘人因過度發(fā)展哲學思辨忽視詩性智慧而導(dǎo)致城邦秩序的解體，與之相反，羅馬人則由于尊重傳統(tǒng)詩性智慧，捍衛(wèi)了早期羅馬共和的穩(wěn)定與榮耀，“他們不是在談?wù)撝袑W習，而是在公共事務(wù)的直接經(jīng)驗中學習?！辈畈欢嘣缬诎乜私粋€世紀，維柯便道出了這種“反思之上的智慧”的重要性。他也通過論證歷史是“一部神意在沒有人類認識或意圖，而且往往是違反人類計謀的情況之下，頒布給人類這個偉大城邦的一些秩序的歷史”，觸及了保守主義修辭中反復(fù)提及的“悖謬命題”。

人文知識的整體性

維柯將人文知識視為一個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并突出其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重要意義。維柯并不受同時代興起的分析思維影響，不僅實現(xiàn)了哲學與語文學的聯(lián)結(jié)，提高了史學的地位，而且還以詩性智慧作為主線，對倫理學、物理學、地理學、邏輯學、經(jīng)濟學、法學以及政治學進行了統(tǒng)攝與貫通，凸顯了作為整體的人文知識的實踐價值?！缎驴茖W》看似是一部美學作品（克羅齊稱“維柯的真正的新科學就是美學”，在漢語學界，對維柯關(guān)注最多的亦是美學領(lǐng)域），但維柯對美學的理解遠遠超越（甚至反對）該學科創(chuàng)建者鮑姆加登對其所賦予的內(nèi)涵?！缎驴茖W》與其說探討的是純粹的美學問題（如“形象思維”），不如說是關(guān)注審美感知（或稱詩性思維）對于倫理關(guān)系的奠定，社會風尚的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維系所具有的價值。這種人文知識，不僅不是一種無用的知識，也不是某種單一的學科知識，而是一種涉及民族生活的歷史發(fā)展。

《新科學》

作者：[意] 維柯

譯者：朱光潛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年12月

此外，維柯還確立了致知人文知識的獨特路徑，其強調(diào)在追求知識過程中克服自我偏見與培育想象的重要性。他觀察到：“只要人們對于遙遠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任何觀念，那么他們就根據(jù)熟悉的、近旁的東西來判斷它們。”人類普遍存在“虛驕”之心，習慣以一己尺度去評判他人與過去的世界，這種偏見必然導(dǎo)致認識上的偏誤。

維柯對虛驕的克服，并不意味著其主張放棄立場而走向價值中立?！盀榱苏_認識人，我們沒有必要放棄自己為人的身份?！本S柯想必會贊同英國作家切斯特頓的這一看法，并試圖通過培養(yǎng)進入歷史的想象來形塑一種既能克服虛驕之氣，又能不失人性關(guān)懷的立場?！拔以坏貌粡奈覀儸F(xiàn)代文明人的經(jīng)過精煉的自然本性下降到遠古那些野蠻人的粗野本性，這種野蠻人的本性是我們簡直無法想象的，而且只有費大力才可以懂得。”

讓·魯什人類學紀錄片《積少成多》（Petit à petit，1970）。

唯有通過歷史主義的同情想象，當代人才能理解過去神話、詩歌、語言、禮儀等事物，進入初民的精神世界。美國學者歐文·白璧德稱這是一種偏重“敬畏”（awe）而非滿足于“驚奇”（wonder）的想象力，后者“日益遠離事物具有的一致性因素，逐漸被引向多樣性的因素”。當代審美教育對“詩性正義”或“釋放想象”的強調(diào)，常常偏重后一種想象，對前一種想象缺乏重視，正是通過歷史想象所造就的敬畏，人們才獲得認知上的謙遜與審慎。

維柯的孤獨和他的力量

不可否認，維柯在為人文主義背水一戰(zhàn)的過程中，在客觀上制造了人文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對立，并不自覺地成為C.P.斯諾意義上“兩種文化”之爭的始作俑者。這種爭論在18世紀之前幾乎沒有可能，也毫無意義，兩種文化之間所出現(xiàn)的裂痕，至今不見有任何彌合的跡象，這對于人類的文化的健康發(fā)展而言并無益處。這一分裂也有悖于維柯的初衷，他并不是一位沉溺于昨日世界的懷舊者。馬克·里拉通過對其學術(shù)生涯的考察指出，維柯并不排斥科學方法，反倒積極借助現(xiàn)代思想來支撐自己的神學與政治觀點（晚期維柯開始采納原則、公理、推論這種典型的科學術(shù)語，并用了圖表等“幾何特點”的言說方式），最終建構(gòu)了一種帶有科學特質(zhì)的人文主義。這種科學上的反現(xiàn)代要比任何傳統(tǒng)上的反現(xiàn)代，更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

通過維柯，我們不難獲得這樣的啟示：人文知識的內(nèi)在性、歷時性以及整體性特質(zhì)，是屬于人類世界最為獨特的，同時也是對人類生活而言最為根本的知識，其重要性不會因時代變遷而遭到削弱，只要人類心靈和社會文化的問題依然存在，人文知識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劇照。

因此，真正構(gòu)成今日人文主義危機的，恐怕還不是大學裁撤文科專業(yè)，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類智慧這類社會新聞或文化現(xiàn)象，而是人類不再發(fā)自內(nèi)心地重視人文知識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不再有耐心面對那些難以被數(shù)字化了的柔性知識形態(tài)：在貌似欣欣向榮的學科發(fā)展的過程中，人文學者主動放棄了對人文知識的悉心守護，迫不及待地迎合時代對知識專業(yè)化與實用化需求，對自己身上的虛驕之氣與歷史冷漠毫不在意；在看似熱鬧非凡的文藝實踐中，藝術(shù)家與作家日漸喪失了對更高體驗與智慧的追求，滿足于抽象的反叛觀念與文化政治；而作為普通公眾，身處海量信息與圖像的洪流中，更是無暇顧及另一類知識的存在。為此，我們需要重視人文知識的價值，更需要竭盡全力去捍衛(wèi)對其有益的人文教育。

1817年版《新科學》（意大利語）內(nèi)頁的維柯畫像。

當年完成《新科學》后，維柯曾寫下如下感言：“我感謝自己在這個主題的沉思中度過這整整25年，這些年是在逆境中度過的，我時常從那些嘗試過新的重大發(fā)現(xiàn)的偉大思想家們的令人不快的事例中獲取力量?！钡拇_，當年的維柯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是其在巴黎或愛丁堡的同儕所無法想象的，“他在荒野上吶喊，無人回應(yīng)”。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維柯并不孤獨，他始終與塔西佗、培根等古代思想家隔空對話。如今，就如當年那些對維柯給予支持的偉大作品一樣，《新科學》也將激勵三百年后同樣孤軍奮戰(zhàn)的人文主義者。

作者/范昀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寧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