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普林斯頓大學進化心理學教授，2009年《外交政策》雜志評選的全球百位具影響力思想家之一

密爾先生在他的名著《功利主義》中將一些社會感覺描述為“強有力的自然情操”，同時也是“功利主義道德情操的自然基礎”。然而在之前幾頁他還寫道：“如果像我所信仰的那樣，一些道德感覺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后天獲得的，它們并不會因此而顯得不自然。”我很猶豫是不是可以對他這樣一位知識淵博的思想家表示異議，但是我認為，既然低等動物的社會情感是本能和天性的一部分，為什么這一邏輯在人類身上就不能適用呢？

——《人類的由來》（1871）

達爾文第一次接觸到原始社會時，他的反應就像你能想象到的一個19世紀英國紳士的反應一樣。當時“小獵犬”號駛入火地島的一個海灣，他看到一群印第安人大喊大叫，“雙臂瘋狂地搖擺”。在給自己的導師約翰·亨斯洛的信中，他寫道，“他們長發飄飄蕩蕩，就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不安靈魂”。后來，更近距離的觀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印象。“從我們的概念來看，他們的語言很難稱得上是清晰明確的語言”，他們的房子“就像孩子們在夏天用樹枝搭成的屋子”。這些住所也缺乏夫妻溫馨感情的滋潤，“也許只有在主人虐待下的奴隸的艱辛生活與此接近”。

更讓人驚訝的是，當食物匱乏時，火地島人會習慣于吃掉老婦人。達爾文曾記錄過一段可怖對話，當問到一個火地島男孩為什么選擇吃人而不吃狗時，他的回答是：“狗抓水獺，女人一無是處，男人很餓。”達爾文在給姐姐卡羅琳的信中寫道：“我從未見過如此駭人聽聞的殘暴之事，在夏天像對待奴隸那樣，驅使她們去做飯，而在冬天時又要把她們吃掉。一聽到這些可憐野蠻人的聲音，我就厭惡作嘔。”

后來證明，吃女人的那部分故事可能并不符合事實。但達爾文在環球航行中考察許多前現代文明社會時，確實目睹了大量的暴力例子。他在幾十年后出版的《人類的由來》中這樣描述原始人：“他們以折磨敵人為樂，不在乎流血犧牲，能夠毫無負擔地殘害嬰兒。”因此，我們很懷疑，即便達爾文知道火地島人并沒有真的吃掉老年人，他恐怕也不會改變在《小獵犬號航海記》中對原始島民的印象：“我無法相信，野蠻人和文明人之間的差異有這么大。這簡直比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之間的區別還要大……”

盡管如此，火地島人當時的生活確實包含一些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文明生活的核心元素，例如：友誼——以相互間慷慨互惠為標志，伴隨著表達團結的儀式。達爾文曾記述過火地島人的另一件事：“我們送給他們一些鮮紅的布料，他們立刻把布系在脖子上，然后我們就成了他們的好朋友。一個老人拍著我們的胸膛，發出一種人們喂雞時常發出的那種咯咯的聲音。我和老人走在一起，這種表示友誼的儀式重復了好幾次，最后，他在我胸部和背部用力拍了三下作為結束。然后他袒露胸膛，讓我回敬他的動作。我做完后，他看起來非常高興。”

達爾文對野蠻人人性的認識隨著一項跨文化研究而得以進一步加深。在之前一次的航行中，菲茨羅伊船長將四名火地島人帶到了英國，現在其中的三人將被送回家鄉，他們在英國剛剛接受了教育和文明禮儀教化（包括完全體面的穿著），當局希望他們可以在新大陸傳播啟蒙思想和基督教道德觀。這項實驗從很多方面看都失敗了，最讓人沮喪的是，一位新開化的火地島人偷取了另一位同伴的全部財產，在黑夜的掩蓋下逃往了島嶼的另一個區域。不過，這項實驗起碼催生了三位會說英語的火地島人，因此達爾文有機會和當地人深入交流，而不只是難以置信地盯著他們。他后來寫道：“美洲原住民、黑人和歐洲人的心理差異就像三個可以單獨命名的物種那么大，然而，在‘小獵犬’號上與火地島人一起生活時，我不斷受到震撼，因為他們性格中許多細微的特征都顯示出他們的心理與我們的是多么相似。另外，我曾密切接觸過一個純種的黑人奴隸，他的心理與我們的也沒多大區別。”

認識到人類中人性的基本統一，這是成為進化心理學者需要邁出的第一步。達爾文還邁出了第二步，即用自然選擇理論來解釋人性的各個部分。特別是，從達爾文在“小獵犬”號的日志和信件來看，你可能會認為火地島人和其他“野蠻人”根本不具備某些人類心理特征，但這恰恰是達爾文試圖去解釋的內容：“道德感，它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以及良知，如果我們違背了良知，它會譴責我們……”

就像面對昆蟲的不育問題一樣，達爾文又一次選擇面對他進化理論的主要障礙：很難看出道德情感是自然選擇的產物。

在某種程度上，達爾文對不育問題的回答也正是對道德問題的解決方案。他的“家族選擇”或親緣選擇概念能夠解釋哺乳動物的利他主義行為，進而可以闡述良知的由來。但親緣選擇只能說明家族內部的利他行為。對于不具有親屬關系的人，人類也有高尚的良知去同情和幫助他們，并且會因為沒能幫助對方而感到內疚。馬林諾夫斯基在20世紀早期曾注意到，特羅布里恩群島的島民會用兩個詞來表示“朋友”，而具體用哪一個取決于這個朋友是來自自己的宗族還是另一個宗族。他將這兩個詞翻譯為“界限內的朋友”和“界限外的朋友”。甚至連火地島人這種“可憐的野蠻人”也能和一個遠渡重洋的年輕白人男子成為朋友。即使在親緣選擇理論被提出之后，這個問題依然存在：為什么我們會有“界限外的朋友”？

這個問題遠不止如此。人類同情心的對象不僅包括“界限外的朋友”，也包括那些算不上朋友甚至素昧平生的人。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好心人？為什么大多數人從乞丐身邊走過時，都會感到良心被刺痛？

達爾文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現在看來，他的回答是有誤導性的，可這種誤導本身又非常富有啟發性。它源于一種讓生物學界始終困擾的疑惑。直到20世紀末，該疑惑才最終被掃除，這為現代進化心理學的發展之路掃清了障礙。雖然達爾文犯了一個大錯誤，可重要的是，他對人類道德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堪稱典范，即使以今天的標準看，他的方法也為進化心理學立下了一座標桿。

道德基因

任何想要從進化角度分析道德的學者，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都是道德巨大的多樣性。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崇尚拘謹和文雅，野蠻人對野蠻行徑表示道德認可，還有許多介于二者之間的道德形態。達爾文對“荒唐的行為準則”困惑不已，這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打破種姓制度的印度人會感到恐懼”，以及“穆斯林婦女因暴露臉部而羞愧不已”。

如果道德基于人類的生物屬性，那么道德規則怎么會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差異？難道阿拉伯人、非洲人和英國人有著不同的“道德基因”？

這并不是現代進化心理學所支持的解釋，也不是達爾文所強調的解釋。當然，他確實相信不同種族具有一些先天的心理差異，而且某些正和道德有關。這種看法在19世紀是一種標準觀念，在那個年代，許多學者（不包括達爾文）熱烈地辯稱所謂的種族其實根本就不是種族之別，而是不同物種。但達爾文相信，世界上如此形態各異的道德習俗都源于人類共同的天性，至少在一般意義上是這樣的。

首先，達爾文注意到所有人類都對公眾聲譽非常敏感。他主張“對贊美的熱愛和對罵名的排斥，以及給予他人表揚或責備”都是出于本能。逾越規則會引起一個人的“懊惱”，即便是違背一些瑣碎的禮節，當多年后回憶起來時，還是會帶給人“面紅耳赤的羞恥感”。因此，人類具有遵從道德規則的內在基礎，只是道德規則的具體內容不是天生就有的。

具體內容為什么會有差異？達爾文相信，不同地方的人之所以會形成不同的規則，是因為他們根據自身的歷史淵源，認為符合集體利益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達爾文說，這些判斷往往是錯誤的，所產生的行為模式基本毫無意義，甚至會“與人類真正的福祉和幸福背道而馳”。這給人一種印象，那就是從達爾文的觀點來看，英國或者至少是歐洲是最少犯這種錯誤的地方，而野蠻人犯的錯誤顯然要多得多。他們似乎“缺乏足夠的推理能力”來辨別道德律令和公共福利間不顯著的關聯，而且他們也許天生缺乏自律。“別說他們那些有違人性的犯罪行為，就是平時無法無天的作風也夠駭人聽聞的。”

盡管如此，達爾文認為，這種野蠻狀態不應該干擾我們對人類道德第二個普適元素的認識。火地島人和英國人都同樣具有“社會本能”，其中最核心的是對同胞的惻隱之心。“憐憫感和仁慈善意是很常見的，尤其是在同一部落成員生病的時候……”“有很多關于野蠻人的事例記錄，他們沒有任何宗教動機的引導，卻能做到舍生忘死而不是背叛同伴，他們的行為應該被認為是道德的。”

確實，野蠻人有一種不幸的品質，他們傾向于認為部落之外的人不具有道德價值，甚至認為傷害外人是一種榮耀行為。“據記載，一個原住民暴徒非常遺憾自己沒有像他的父親那樣，殺害和搶劫那么多的旅行者。”不過，這其實關乎于同情心的范圍，而不是同情心是否存在的問題。只要所有的民族都具有進行道德關懷的核心能力，就沒有哪個民族是無法教化的。在《小獵犬號航海記》中達爾文曾這樣描寫智利海岸附近的一個島嶼：“土著人的文明在進步，向著白人征服者達到的文明程度靠攏，不管進步多少，看到這一切總是讓人欣慰的。”

因此，達爾文認為野蠻人也具有充分的惻隱之心和潛在的社會本能，不過任何對此感到受寵若驚的野蠻人都應該意識到，達爾文將類似的“殊榮”也賦予了一些非人類動物。他從許多關于動物的報道中都看到了憐憫同情，例如烏鴉會盡職盡責地喂養失明同胞，狒狒從狗群中勇敢救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當牛群圍繞在垂死或已然死去的同伴周圍并凝視著它時，誰能知道它們的感受？”達爾文還記述過兩只黑猩猩間的溫馨一幕，一位動物管理員目睹了它們第一次相遇時的瞬間，并轉告給了達爾文：“它們面對面坐著，用突出的嘴唇碰觸對方，然后一只黑猩猩把手搭在另一只的肩上，接著它們互相擁抱對方。后來它們站起來，將一只手搭在對方的肩上，抬起頭張開嘴，愉快地喊叫起來。”

其中一些例子可能是近親之間的利他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親緣選擇就是一種簡單的解釋。黑猩猩相識的那個場景可能被這個喜歡擬人化的動物園管理員過度美化了。但是，從其他記錄來看，黑猩猩也確實會建立友誼，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達爾文的觀點：無論我們認為人類是多么特殊的物種，但在共情能力上，我們不是獨一無二的，甚至對家族外成員的共情行為也并非人類的專屬。

當然，達爾文指出，人類能將道德行為提升到獨一無二的水平。通過復雜的語言系統，他們能準確地了解到，自己為了所謂的“公共利益”該采取怎樣的行為。他們也可以回顧過去，回憶當他們允許自己卑鄙的“底層本能”凌駕于“社會本能”之上時，所引發的痛苦后果，并因此下決心之后要做得更好。達爾文同意，從這些層面看，道德這個詞確實是人類的專屬。但他還是認為，雖然人類的進化極大地豐富了道德，但早于人性而出現的社會本能才是道德根基之所在。

在理解進化如何青睞某些道德沖動（或其他沖動）時，關注這些沖動帶來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畢竟，自然選擇評判的對象是行為，而不是思想和情緒；直接引導基因傳遞的是行為，而不是感受本身。達爾文完全了解這一原理。“人們常常認為動物先發展出了社會化屬性，因此它們彼此分開時會感到難過，而待在一起時就很舒服；但可能更正確的觀點是，感受是最先發展出來的，這些感受可以引導那些能在集體生活中獲益的動物更好地共同生活；對于通過親密相處能取得更大生存優勢的動物來說，享受社交快樂的個體可以最好地避開各種危險，而那些對同胞漠不關心、離群索居的孤家寡人則會大量毀滅。”

群體選擇論

達爾文所走的進化心理學推進路徑基本是正確的，直到他陷入了群體選擇論這樣一個陷阱。考慮一下他對道德感進化的核心解釋，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寫道：“道德標準的進步，以及有崇高道德感的人數量增加，一定會給一個部落帶來強于其他部落的優勢。毫無疑問，如果一個部落的成員能做到忠誠、服從、勇敢、富有同情心，擁有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他們總是準備互相扶持，可以為了共同利益犧牲自己，那么這個部落一定會在競爭中戰勝其他部落，這就是自然選擇。”

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了，確實就是自然選擇。然而，盡管它并非不可能發生，但是你考慮得越認真，就越會覺得一切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達爾文自己也注意到了這一障礙，在幾頁之前他還論述道：“那些更富有同情心和仁慈心的父母，或者那些對伙伴最忠誠的人，他們所能養活的后代是否會比那些自私奸詐者所養活的后代更多？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相反，最勇敢、最有犧牲精神的那些人“平均來說會比其他人死得更多”。一個高尚的人“常常無法留下能繼承他高貴品性的后代”。

正是這樣。所以即使一個充滿無私者的部落將會勝過一個充滿自私者的部落，但很難想象一個部落到底是怎么從一開始就冒出這么多無私者的。災禍和不幸是史前時代日常生活的常規組成部分，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能得利的人可能是這樣的：他們將食物儲藏起來而不是與他人分享，或者讓鄰居在戰斗中沖鋒陷陣而自己不去冒受傷的風險。這種自私行為在族群內的優勢，會隨著群體競爭的激烈化而越發凸顯，比如當群體遭遇戰爭或饑荒時（除非在戰爭結束后，社會對犧牲了的英雄的親屬給予非常好的照顧）。但群體競爭卻正是達爾文群體選擇理論的核心。因此，可能并不存在一種讓生物層面的無私沖動在族群中自由擴散的途徑。即使你能神奇地將“共情基因”植入族群中90%的個體，它們也會在競爭中輸給不那么高尚的基因，從而比例也會逐漸降低。

正如達爾文所說，一旦自私特征在部落中蔓延，該部落一定會在與其他部落的競爭中滅亡。但所有的部落都遵循上述另一套內在邏輯，所以道德模范大概不是部落內的勝利者。而且從理論上講，即便一個部落成員在群體競爭中收獲了勝利的果實，他們曾奮力施展的那一點無私精神也會逐漸消失。

達爾文觀點遭遇的問題也正是群體選擇理論普遍存在的問題：很難相信，群體選擇能擴散那些在個體競爭水平上不受青睞的特質，或者自然選擇在解決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沖突時會倒向前者。確實，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場景，當群體遷徙或者種群滅絕的速度達到一定速率時，群體選擇會更青睞個體犧牲；許多生物學家也相信群體選擇確實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群體選擇論者所相信的劇本依然有些讓人費解。喬治·威廉斯認為群體選擇論要背負太多限制，以至于他在《適應與自然選擇》一書中提出了公開意見：“人們不應該將那些超越了事實限定的適應特征視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研究者應該首先努力尋找到，主導某種特征的基因如何在日常生活面對面的競爭中得以進化。只有失敗之后，人們才會訴諸群體競爭，并保持異常謹慎。這已經成為新范式不成文的原則。

在同一本書中，威廉斯生動地運用了他的學說。在沒有涉及群體選擇概念的情況下，他分析了人類道德情操的起源，這一解釋目前已被接受。該書完成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在漢密爾頓解釋親緣利他行為的根源后不久，威廉斯提出了進化可以將利他行為擴展到親屬關系之外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