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號,李在明又一次回應中國的閱兵的問題,這一次沒有專業的記者和外交部為他包裝,他給出了一個十分接地氣的答案。
他說自己還在考慮,暫時還沒想好。
李在明自從上任以來,支持率不斷飆升,說到做到的風格,讓民眾對他十分滿意,一般情況下,一個總統的支持率飆升到64.6%,這通常意味著他可以大展拳腳,放手施政。
但是中國閱兵的邀請函,卻將他地推進了一個無論如何選擇都風險極高的絕境。這早已不是簡單的外交禮儀問題,而是一場關乎韓國國運,對他個人政治生命的終極壓力測試。
李在明在國內的處境,遠比他光鮮的支持率所顯示的要復雜。他依靠社交媒體塑造親民形象成功贏得了民心,也容易被毀掉。
上一次問他來不來中國看閱兵,他高興的回答說,自己要盡快改善跟中國的關系。韓國各大媒體也積極配合,贊揚被中國邀請是好事,為他進行輿論造勢。
韓國民間也十分支持,正當大多數人都覺得,應當赴約的時候,一場浩浩蕩蕩的反華游行,大量對中國的抹黑,挑動中韓仇恨的帖子在網上批量出現,
它的背后推手,是前總統尹錫悅所屬的國民力量黨。他們憑空捏造出一系列聳人聽聞的謊言:
“中國正在干涉韓國大選”、“韓國選舉委員會的系統密碼居然是中國政府的便民熱線”。
一名父母是韓裔華僑的年輕女性,僅僅因為在彈劾集會上發言,呼吁一個包容各種群體的“民主制度”,就立刻成了網絡暴力的靶子,被貼上“中國騙子”的標簽。
國民力量黨議員劉相凡甚至僅憑一個網絡聊天室里“聽到周圍都在說中文”的帖子,就敢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宣稱“中國公民大量參與了彈劾集會”。
這種操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將任何對華友好的姿態,都提前定義為“通敵”和“叛國”。這就徹底綁架了李在明。
保守派隨時準備將他任何一個試圖平衡的動作都解讀為“親華賣國”。本來他和中國外交是好事,結果被這股被精心培育的輿論罵成了賣國,這讓他舉步維艱。
國內的火還沒撲滅,國外的催命符就接踵而至。韓國收到的,根本不是來自美國的“建議”,而是兩道無法共存的“催命符”。
白宮毫無根據地指責“中國干涉了韓國大選”,給李在明的勝選蒙上陰影。他們還給韓國加關稅,要求韓國出錢在美國建工廠。
這等于是在逼迫韓國提前站隊,在中美之間劃下楚河漢界,營造一個鐵桶般的反華軍事同盟。可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經貿上又對中國搞起了“全面放水”。
他不僅與中國互相大幅削減關稅,還令人費解地解除了對芯片設計軟件、乙烷、高端噴氣發動機乃至H20人工智能芯片等一系列敏感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禁令。
這種“軍事上極限施壓,經濟上突然擁抱”的矛盾行為,讓首爾的決策者們徹底陷入混亂。沒人能猜透特朗普的真實意圖。
這種不確定性,對李在明來說是致命的。因為他心里還有一個更大的盤算——將韓國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從美國人手里拿回來。
在這個敏感的節骨眼上,他更不敢有任何可能忤逆華盛頓潛在紅線的舉動。他就像一個被兩個巨人同時推到墻角的孩子,動彈不得。
就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中國的閱兵邀請函送到了。它首先是一道“歷史題”,因為閱兵的核心主題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最初,韓國媒體對此感到興奮不已。韓聯社、《中央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認為這是中國將韓國與美俄等大國置于同等地位的體現,是一種“被世界強國重視”的榮耀。
他們覺得很有面子,但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這份邀請函迫使李在明必須在中、美、日三國之間做出一個公開的選擇,徹底打破他競選時所承諾的“實用外交”和“等距外交”神話。
這是一個無解的局。韓國若是派總統出席,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公開站在日本的對立面,慶祝日本的戰敗。
這在日本人看來,是一種極大的羞辱。日本網絡上的反應極其激烈,這等于將剛剛有所緩和的韓日關系再次打入冰點。
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搖擺不定。如果特朗普最終決定不出席,而李在明自己跑去了北京,這在華盛頓眼中,無異于公開的外交背叛,是脫離美日韓同盟、倒向中國陣營的明確信號。
誰也無法保證,那個習慣用關稅當武器的美國總統,不會因此龍顏大怒,給本已步履維艱的韓國經濟再來一記25%的關稅重錘。
他還要面對中國。在收到邀請后,李在明政府足足“長考”了13天,最終給出的回復是“很難參加”,理由是“行程沖突”和“外交對等”。
這種模棱兩可的拖延和最終的拒絕,本身就是一種外交上的怠慢。它讓李在明口中所有“盡快改善韓中關系”的承諾,都顯得無比蒼白。
尤其是在他的前任文在寅,曾為修復“薩德事件”造成的損害,上任后就迅速訪華以示誠意的前例對比下,李在明的猶豫更像是一種缺乏擔當的表現。
這份邀請函,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切開了李在明“等距外交”的華麗外衣,露出了下面虛弱無力的內核。
李在明的時間不多了,11月在韓國本土舉辦的APEC峰會。這本應是李在明上任后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舞臺,一個向世界展示其領導力和韓國國際地位的絕佳機會。
但如果在此之前,他無法穩定與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重要鄰國——中國的關系,這場峰會很可能會變得黯淡無光,甚至淪為一場尷尬的獨角戲。
他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他越是害怕國內反對派的攻擊而猶豫不決,就越是無法向中方展現出修復關系的誠意。
他越是無法獲得中方在經貿上的支持與合作,就越是難以應對來自美國的關稅壓力和國內日益嚴峻的經濟困境。
而韓國經濟越差,國內的政治就越混亂,保守派的攻擊火力就會越猛烈,這又反過來讓他更加不敢在外交上邁出任何一步。
如果他最終決定不出席閱兵,看似規避了眼前風險的選擇,實際上是以一種最被動、最難看的方式,同時疏遠了中美兩個巨人,還得罪了鄰國日本。
他贏得了暫時的國內輿論安寧,卻可能輸掉了韓國未來數年的戰略空間。他所承諾的那個在強權間游刃有余的“實用外交”,在殘酷的現實政治面前,被證明已經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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