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如何區分采礦權轉讓合同和股權轉讓合同？

原則上根據合同名稱判斷，但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的，應以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結合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確定合同性質

閱讀提示：

實踐中廣泛存在合同內容與名稱不一致的情形，此時應如何認定合伙合同的真實性質？李營營律師團隊長期專注研究與合伙有關業務的問題，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陸續發布。本期，我們以最高法院處理的采礦權糾紛案件為例，與各位讀者分享法院審理類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原則上根據合同名稱判斷，但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的，應以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結合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確定合同性質。

案件簡介：

1.2009年10月26日，大宏山煤礦取得采礦可證，執行合伙人為柳某金。

2.2011年1月10日，柳某金、馬某奎（甲方）與肥礦光大公司（乙方）簽訂《大宏山煤礦股權轉讓協議》（下稱《協議》），肥礦光大公司如約支付轉讓款。

3.2014年，有權部門明確不予批準采礦權轉讓，肥礦光大公司認為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實現，遂以采礦權轉讓糾紛為由訴至貴州高院，請求解除《協議》，柳某金、馬某奎返還轉讓款、賠償損失。

4.被告二人辯稱，本案不是采礦權轉讓糾紛，而是企業并購糾紛，雖然采礦權不能轉讓，但煤礦可以繼續履行轉讓，合同不符合解除條件。

5.2015年3月19日，貴州高院一審認為協議名為股權轉讓，實為采礦權轉讓，因原告肥礦光大公司怠于履行報批義務而未生效，一審判決解除合同，被告二人返還轉讓款，駁回原告要求賠償損失的請求。原告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

6.2015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

爭議焦點：

案涉《協議》性質及效力？

裁判要點：

一、案涉《協議》是未報批未生效的采礦權轉讓協議。

（一）合同性質原則上根據合同名稱判斷，但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的，應以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結合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確定。綜合來看，案涉《協議》是采礦權轉讓協議，而非企業并購協議。

最高法院認為，關于合同性質的認定，原則上應根據合同的名稱予以判斷，但如果合同名稱與該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的，則應以該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簽約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某金、馬某奎作為轉讓方與肥礦光大公司作為受讓方簽訂的《協議》，名稱規范、明確，如該協議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與名稱一致，則該協議即應定性為股權轉讓協議。經審查，盡管該協議約定轉讓的是股權，但由于大宏山煤礦屬于合伙企業，并沒有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投資人的柳某金、馬某奎轉讓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礦的合伙財產份額，且屬于全部轉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的規定，合伙人有權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轉讓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一般合伙企業財產份額轉讓并沒有行政審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業屬于礦山企業，而礦山合伙企業全部財產份額的轉讓將導致原投資合伙人全部退出該企業，原登記在“威寧縣大宏山煤礦（柳某金）”名下的采礦許可證亦需要進行相應變更，而采礦權的變更必須經由地質礦產主管部門的行政審批。因此，在礦山合伙企業投資人轉讓其全部財產份額、采礦權主體發生變更的情況下，應按照采礦權轉讓的規定對案涉《協議》的效力進行審查。就此而言，一審判決將本案雙方的交易定性為采礦權轉讓、雙方之間的協議定性為采礦權轉讓合同并無不當。柳某金、馬某奎主張本案屬于企業并購協議糾紛，采礦權變更只是企業并購協議履行項下的一個組成部分即附隨義務的主張與上述事實和法律規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因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采礦權轉讓并未辦理審批手續，《協議》未生效。

最高法院認為，關于案涉《協議》的效力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二項關于“已取得采礦權的礦山企業，因企業合并、分立，與他人合資、合作經營，或者因企業資產出售以及有其他變更企業資產產權的情形而需要變更采礦權主體的，經依法批準可以將采礦權轉讓他人采礦”的規定，案涉采礦權的轉讓應報請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批準，未經批準不發生法律效力。鑒于本案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采礦權轉讓并未辦理審批手續，一審判決根據《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之規定，將案涉協議認定為未生效并無不當。

二、案涉協議轉讓采礦權的目的已不能實現，可以解除。

（一）有權部門明確不予批準采礦權轉讓，受讓人可以據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為由請求解除合同。

最高法院認為，采礦權轉讓合同盡管在未經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批準前未生效，但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對報批申請明確不予批準的情況下，受讓人可以據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為由請求解除合同。本案中，貴州省國土資源廳針對肥礦光大公司提交的《關于是否審批同意煤礦采礦權轉讓的請示》，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關于威寧縣草海鎮大宏山煤礦采礦權轉讓相關事宜的復函》，明確“涉及煤礦采礦權的轉讓，我廳根據《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推進全省煤礦企業兼并重組工作的通知》（黔府辦發電（2013）107號）的規定，按省能源局公示的名單和煤礦采礦許可證載明的現狀，將煤礦采礦權過戶到對應的兼并重組主體名下。即是只受理向兼并重組主體企業轉讓采礦權的申請”，而貴州省能源局公示的兼并重組主體名單中并沒有肥礦光大公司。

（二）案涉協議目的不能實現，可以解除，解除原因非為柳某金、馬某奎違約。

最高法院認為，就此而言，案涉《協議》涉及的采礦權已經不能辦理過戶并登記到肥礦光大公司名下，肥礦光大公司以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為由請求解除案涉《協議》，一審判決予以支持并無不當。肥礦光大公司主張案涉《協議》解除的依據應是《協議》第九條第4項關于柳某金、馬某奎違約導致協議解除的規定沒有事實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柳某金、馬某奎盡管不同意案涉《協議》的解除，亦不同意返還煤礦轉讓款4500萬元，甚至要求繼續履行案涉《協議》，但并未依法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故本院對柳某金、馬某奎的主張不予支持，對一審關于解除案涉《協議》并由柳某金、馬某奎返還肥礦光大公司已付煤礦轉讓款4500萬元的判決予以維持。

三、肥礦光大公司未積極履行報批的約定義務，應自行承擔相應損失，無權要求被告二人承擔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認為，基于本案已查明的事實，2011年1月10日肥礦光大公司與柳某金、馬某奎簽訂的《協議》中明確約定“甲方（肥礦光大公司）負責辦理《采礦權許可證》等丙方各類證照變更事宜，乙方（柳某金、馬某奎）應當及時根據需要提供證照及文件”；2011年1月15日柳某金、馬某奎即將涉及煤礦的證照及文件交付給肥礦光大公司；2011年3月10日雙方簽訂的《補充協議》進一步明確“變更工商登記、采礦權轉讓手續等相關事宜，柳某金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委托貴州肥礦光大能源有限公司行使和辦理”。盡管案涉《協議》由于未經地質礦產主管部門批準未生效，但不影響《協議》和《補充協議》中關于當事人履行報批義務條款及因該報批義務而設定的相關條款的效力，因此上述《協議》和《補充協議》中關于采礦權報批、變更登記義務的條款合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均有法律約束力。肥礦光大公司在協議簽訂并接管案涉煤礦后并未積極履行報批的約定義務，直至2014年12月25日才向貴州省國土資源廳提交了《關于是否審批同意煤礦采礦權轉讓的請示》，致使案涉采礦權由于政策調整已不能審批變更到自己名下，具有明顯過錯。一審判決認定“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怠于履行《補充協議》約定的義務造成的，原告因履行該協議如果產生相應損失，該損失應當由其自行承擔”，對肥礦光大公司訴請賠償損失4000萬元不予支持并無不當。此外，肥礦光大公司在案涉《協議》未報請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審批生效的情況下，即對煤礦進行投資，本身具有過錯，而在肥礦光大公司接管案涉煤礦后，柳某金、馬某奎已不能影響其投資行為，對肥礦光大公司主張的該部分損失并沒有過錯，因此一審判決肥礦光大公司自擔損失亦符合公平和誠實信用的法律原則。至于柳某金、馬某奎因肥礦光大公司解除案涉《協議》造成的損失，一審判決釋明柳某金、馬某奎可以另行主張，對此本院不持異議。

綜上，最高法院認為《協議》是未生效的采礦權轉讓合同，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來源：

《貴州肥礦光大能源有限公司與柳某金、馬某奎采礦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終字第159號]

實戰指南：

一、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名實不符”合同糾紛案件，明確了“回歸真實法律關系性質”的裁判規則。

要正確理解最高法院觀點，我們可從兩個層面解構案涉協議：第一，交易標的名為“股權”實為“份額”。公司股權與合伙份額截然不同，直接反映標的主體的法律性質，但二者在實踐中常有被“混用”的情況。此時，我們應回歸標的主體的真實法律性質，確定真實的交易標的。第二，交易行為名為“股權轉讓”，實為“采礦權轉讓”。對法律行為性質的界定直接影響到行為效力：如果本案被界定為企業并購糾紛，那么，采礦權轉讓就僅是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之一”，甚至并非主要權利義務。在這種情況下，采礦權不能轉讓的，很難導致合同“根本目的無法實現”，合同將仍然具備繼續履行的可能。

綜合以上，對于合伙人而言，在訂立合同需要首先厘清：合同目的到底是合伙、融資，還是借貸？在不同法律關系項下，合同的效力要件可能存在根本區別，例如，采礦權轉讓以履行報批義務為生效要件，而合伙份額轉讓則并無此類要求。如果合同“名實不符”，一來是可能對合同當事人、交易相關人造成誤導，二來是無法改變商事交易的真實法律性質，于合伙人而言并無益處。

二、由本案之個性推及合同之共性，我們嘗試厘清以下兩個問題：

（一）如何審查認定“真實權利義務關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應當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稱，而應當根據合同約定的內容。當事人主張的權利義務關系與根據合同內容認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締約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結構、履行行為以及當事人是否存在虛構交易標的等事實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實際民事法律關系。”據此，判斷合同性質原則上根據合同名稱，但不能局限于合同名稱。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的，應以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結合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確定合同性質。

（二）如何理解“名實不符”的合同？

概言之，“名實不符”可細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合同名稱與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不一致，例如，名為股權轉讓，實為份額轉讓；第二種是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與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不一致，也即實踐中常見的“陰陽合同”。第一種情況涉及到合同文本解釋，第二種情況則涉及到區分合同當事人真意表達與虛偽意思表示。對此，我們認為，無論哪種情況，核心標準都在于“回歸真實權利義務關系”，無論合同文本是什么、當事人主張是什么，法院都會通過司法審查對行為性質“剝繭抽絲”。我們也建議商事主體牢牢把握這個核心原則，做“名實相符”的誠信交易。

法律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　人民法院認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應當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稱，而應當根據合同約定的內容。當事人主張的權利義務關系與根據合同內容認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締約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結構、履行行為以及當事人是否存在虛構交易標的等事實認定當事人之間的實際民事法律關系。

1.執行中，如執行標的名實不符的情況發生在申請強制執行債權形成之前，可認定債權人享有信賴利益，如發生在形成之后，不能認定債權人享有信賴利益。

案例1：《執行案外人）、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行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287號》

最高法院認為，在不存在執行標的權利名實不符的情況下，作為債務人實際所有的財產，無論申請強制執行債權發生在何時，執行標的均可被執行追及。如果執行標的存在權利名實不符的情況下，執行債權人是否享有信賴利益是執行標的能否被執行追及的主要考量因素。若執行標的權利名實不符情況發生在申請強制執行債權形成之前，債權人存在基于對債務人的該名義財產權利的信賴才與債務人進行交易的可能，則可以認定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名義財產享有信賴利益，執行時可以追及；若執行標的權利名實不符情況發生在申請強制執行債權形成之后，因不存在債權人基于對該名義財產權利的信賴而與債務人進行交易的可能，則不能認定債權人對債務人此后的名義財產權利享有信賴利益，即此時的名義財產不是債務人對該債權的責任財產，也就不存在信賴利益保護問題，執行時不能追及該名義財產權利。

2.稅務機關依據稅收征收法律等對民事法律關系的認定，僅在稅務行政管理、稅額確定和稅款征繳程序等專門領域有既決力，當事人仍可通過仲裁或民事訴訟等方式另行確認民事法律關系。

案例2：《陳建偉、福建省地方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稅務)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09號]

最高法院認為，稅務機關一般并不履行認定民事法律關系性質職能；且稅務機關對民事法律關系的認定一般還應尊重生效法律文書相關認定效力的羈束。但是，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征收稅款系其法定職責，在征收稅款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對相關應稅行為性質的識別和判定，而這也是實質課稅原則的基本要求。否定稅務機關對名實不符的民事法律關系的認定權，不允許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經營活動的實質內容依法征收稅款，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稅收征收工作的正常開展，難以避免納稅義務人濫用私法自治以規避或減少依法納稅義務，從而造成國家法定稅收收入流失，而有違稅收公平原則。而且，稅法與民法系平等相鄰之法域，前者體現量能課稅與公平原則，后者強調契約自由；對同一法律關系的認定，稅法與民法的規定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依民法有效之契約，依稅法可能并不承認；而依民法無效之契約，依稅法亦可能并不否認。因此，稅務機關依據稅收征收法律等對民事法律關系的認定，僅在稅務行政管理、稅額確定和稅款征繳程序等專門領域有既決力，而當事人仍可依據民事法律規范通過仲裁或民事訴訟等方式另行確認民事法律關系。因而，在堅持稅務機關對實質民事交易關系認定負舉證責任的前提下，允許稅務機關基于確切讓人信服之理由自行認定民事法律關系，對民事交易秩序的穩定性和當事人權益并不構成重大威脅。

專業背景介紹：李營營，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業務培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商法碩士（公司法方向），專注于民商事訴訟與仲裁、商業秘密民事與刑事、保全與執行等實務領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成功辦理多起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辦理案件標的金額超過百億元。在合伙業務、擔保業務領域，李營營律師長期帶領團隊扎根深入研究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訴訟案件相關的法律問題和裁判規則。在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領域，李營營律師根據長期深入研究專項領域的積累成果，形成了近百篇專業研究文章，在交出版社陸續出版成書的同時在平臺上進行發布，希望讀者能夠更多了解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知識，避免使自己合法權益收到損害。同時，李營營律師辦理多件大額合伙業務、擔保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在商業秘密非訴項目方面，李營營律師團隊可以有效協助企業完成與商業秘密相關的融資、債轉等業務。李營營律師團隊深耕合伙業務、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領域多年，對涉合伙業務、知識產權（尤其是商業秘密）相關法律問題均有深入研究。截至目前，李營營律師在“法客帝國”“民商事裁判規則”“保全與執行”等公眾號發表與商業秘密、公司實務、保全與執行等話題相關專業文章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轉載，廣受業內人士好評。2022年，李營營律師結合多年來辦理大量執行審查類相關業務的經驗，以真實案例為導向，對各種業務場景下的主要法律問題、典型裁判規則、風險應對策略和解決方案建議進行類型化匯總和歸納，合著出版《保全與執行：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實戰指南》。接下來，李營營律師團隊會陸續出版商業秘密訴訟實戰的相關書籍、技術合同糾紛、擔保糾紛、合伙糾紛實戰相關書籍，以更好服務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