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各個十惡不赦、死有余辜。但為了促進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為了發展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關系，只能從寬處理戰爭罪犯。1956年，特別軍事法庭誕生，用于執行對在押的1000多名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

該法庭是由兩個法庭組成，庭長是賈潛。他負責露面審判，而全程參與指揮的，卻不在第一線的，是開國中將鐘漢華。凡是出面露頭的事，鐘漢華總不愿參加，自稱是不善言辭，但總的事情，大到審判程序的安排，小到參與人員的言談舉止，鐘漢華都有具體要求。

鐘漢華早在1955年3月，就被任命為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院長是陳奇涵。鐘漢華初來乍到，陳奇涵就找他談話：“近年，我身體不大好，不能堅持日常工作，主持法院的日常工作的事，就交給你了?！?/strong>此后，鐘漢華在該單位工作了長達6年時間。

同年授銜時，陳奇涵是唯一的一位軍法上將軍銜，鐘漢華是唯一的一位軍法中將。軍法軍銜與其他軍種和兵種的不一樣，是白牌。

1956年12月，高克林副院長建議，中國不能有兩個最高人民法院，建議把軍事的，改稱“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就這樣，陳奇涵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鐘漢華擔任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庭長。

鐘漢華在任上，駁回了很多死刑。鐘漢華說，戰爭年代，槍決強奸犯，那是戰爭年代所使用的必要手段，在和平、法律健全的時期，不宜用非常時期非常手段，主張不殺，不判重刑，酌情能保留軍籍的，也不宜一律開除。

有這么一樁案子。有個領導的秘書，調到北京工作時沒有帶愛人。他愛人來京看望時，夫妻發生爭吵，不久有人報案，說這個秘書的愛人到頤和園跳湖死了。

秘書單位的法院定案是，秘書殺了妻子，建議死刑。情況上報到鐘漢華這里，他馬上派調查組去調查取證。結果并非是秘書殺妻，而是兩人感情不和，妻子一時想不開選擇了跳湖，是自殺。

在鐘漢華的主持下，男方被無罪釋放了。類似這種駁回死刑的案例很多，他一貫主張“力爭不殺人，或者少殺人，一時弄不清，有爭議的案子，先把人的命留下來，再弄清問題?！?/strong>

在判決日本戰犯前，高克林副院長向鐘漢華傳話：“要克服民族感情的障礙……從寬審判要落到實處?！?/strong>當時，一部分參與執法的同志，很難接受這個現實，一些同志明確表示，拒絕參加這種審判。鐘漢華夾在中間，只能硬著頭皮做執法同志們的思想工作。不能怪底下人“不干活”，不少人都認為，我國對日本戰犯太寬大了。

1956年6月，沈陽共審判了30名日寇戰犯。這些人每個人的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這里只講述兩個日寇戰犯的罪行。

一、鈴木啟久。從1941年2月至1944年10月，鈴木啟久從聯隊長一直升任為師團長。他的指揮部設立在河北，他曾親自下令，制造了6起集體屠殺河北老百姓的大血案。

其中，鈴木啟久的隊伍光在潘家戴莊一次就屠殺了1280多人。開庭時，村里活著的農民周樹恩出面作證，他一家12口，被殺了6口。他被日寇用刺刀刺了數刀，大難不死撿回一條命。在這些證據面前，鈴木啟久跪地磕頭求饒。

二、藤田茂。1939年4月，藤田茂擔任聯隊長時，在山西的上段村，屠殺老百姓180多人。開庭時，村民張葡萄出庭作證。她一家5口全部被藤田指揮的兵，用刺刀刺死刺傷后，丟在了一口枯井里。

藤田茂帶隊離開后，鄉親們返回村子，把人從井中撈起。張葡萄僥幸存活，卻也落下了終身殘疾。張葡萄在控訴時，滿眼悲傷、憎恨。她憤怒到極點時，一度想奔過桌子一邊來抓藤田茂。

其實，藤田茂的罪行還有很多。比如，他曾親自指揮手下用中國人作“活靶”，對士兵進行“試膽訓練”；還強迫老百姓踩雷，作“地雷威力”的試驗。對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藤田茂和鈴木啟久一樣，供認不諱。

鐘漢華受命對這些戰犯進行審判時，他一開始也是無法理解上級要求寬容審判戰犯的指令。但他的腦海中，時不時地會想起小林靜夫同志。此人就是從一個沒人性的法西斯軍人，轉變成和八路軍并肩作戰的革命同志，最后犧牲在了冀南抗日前線。

鐘漢華認為，中央作出采取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的決策，比殺幾個鬼子的頭，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

藤田茂返回日本后，擔任日本侵華軍生還者協會會長，積極從事反省悔過，促進日中友好的工作。他還多次來到中國訪問、謝罪，并且還受過毛主席的親切接見。

鐘漢華在審理日本戰犯的過程中，并未露面，但他全程指導了工作，很好的完成了中央交給他的任務。鐘漢華臨終前，提及此事后，依舊堅持說：“做的沒錯?！?/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