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第五次戰役結束以后,抗美援朝戰爭形勢和戰略任務發生了變化。經過在“三八線”附近反復拉鋸式運動戰的較量,交戰雙方都感到用現有手段不可能將對方趕出朝鮮半島,于是均轉入戰略防御。
在戰略防御階段,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利用朝鮮多山的有利地形組織了陣地防御,并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確定以陣地戰來實現“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總方針,進行了為時兩年又一個月的陣地戰。
如此大規模、長時間的陣地戰,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根據以往國內戰爭中的經驗,人民解放軍以劣勢裝備在固定的陣地上和敵人對壘,往往難以持久和取勝。在朝鮮戰場運動戰階段,志愿軍也很少采取死守一地的陣地防守,并避免對敵強固據點實行攻堅。
自1951年夏季轉入陣地戰之后,志愿軍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固定的戰線上能不能守得住。在成功地粉碎了敵人的“秋季攻勢”,發揮群眾智慧又創造出坑道戰術這一全新戰法后,終于證實了在戰略防御階段采取陣地戰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當時條件下的最佳選擇。
一、由運動戰改為陣地戰,志愿軍作戰形式的這一轉變經歷了一個認識上逐步升華的過程。
1951年6月中旬到7月末,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雙方在各自的戰線上都處于守勢,休整部隊,前沿只有小部隊接觸。此時,志愿軍部隊對陣地堅守作戰還普遍缺乏經驗,在初期一段時間內,經受了較大的損失。
在運動戰期間,志愿軍各部隊一般是打進攻戰收獲大,打防御戰則總是被動挨打,因此,“寧愿攻三個山頭,不愿守一個鐘頭”,一時成為部隊中頗為流行的順口溜。
第20兵團司令員楊成武于6月上旬奉命入朝前到北京接受任務時,毛澤東對于能否守住“三八線”一線的陣地非常關注,并對楊成武交代說,你們的防御線只能在“三八線”至38.5度線之間機動。
7月8日,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根據毛澤東的交代,在《論朝鮮戰場的持久戰》一文中闡明了志愿軍的戰略意圖是:“在(敵)正面不增兵、側后不登陸的情況下,必須堅持‘三八線’及38.5度線”。
作戰方式采取“運動防御與反擊相結合的拉鋸戰形式,亦即積極防御與短促突擊”,對敵打小殲滅戰,爭取每次戰役每軍能殲美軍一個營,對南朝鮮軍則全殲一個團。每次戰役“只打到三八線為止,不超過南漢江、水入川”。
抗美援朝戰爭軍事行動的“底”,至此已經確定下來。不過,這時準備采取的作戰形式,還是小規模的運動戰。
9月初,經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意,志愿軍正式決定將第六次戰役推遲到11月初再進行。此時,毛澤東和志愿軍領導人都認為,停戰談判一時難有明確的成果,志愿軍以后進行“大踏步進退的機動戰”的機會已經日益減少,而“陣地戰的戰爭形式”則一天天明顯。
盡管志愿軍“寧愿攻三個山頭,不愿守一個鐘頭”,但是當一種全新的作戰形式已切實地擺在了每一個志愿軍官兵的面前時,不管愿不愿意,中國軍隊必須學會陣地攻堅和陣地防御。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是人民軍隊的一項光榮傳統和優良品質。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邊打邊學的中國軍隊,無疑是站在了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對手和“陪練”,或者說是“老師”,是號稱世界第一的美軍。
二、舊事重提,兵團司令、政委出思路,要在朝鮮打“地道戰”
志愿軍在1951年夏、秋防御作戰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很大的。基本原因是志愿軍剛剛轉入還不熟悉的陣地戰,在“聯合國軍”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突擊下,依托一般野戰工事往往人亡地失,很難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持久的防御作戰。
對此,志愿軍副司令員、第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上將曾作過如下的回憶:
在朝鮮戰場上,從麥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范佛里特,以至后來的泰勒,都是十分迷信于炸彈的,無論從天上還是在地面,總是把成噸成噸的鋼鐵往我軍陣地上、往朝鮮的土地上傾瀉。
我兵團作戰科副科長余震作過一個小小的試驗。他在老禿山的陣地上,隨意劃了一尺見方的地方,能撿出大小炮彈皮287塊。
作戰科作過一個統計,第19兵團進入陣地防御期間,敵僅投擲在我陣地上的炸彈就達778.4萬多發。這些炮彈要用5.1萬多輛汽車或4,400多節火車皮才能裝下。
說我們的陣地土翻三尺,寸草皆無,那不是夸張的。戰士們走在陣地上,松軟的焦土,有時陷到腳脖,陷到小腿。
楊得志幽默而又不無感慨地說:“那時候,我們的陣地最好認,哪座山頭、哪塊高地光禿禿的,哪里就準是我們的陣地。”
楊得志說,“在這種情況下,要保存自己,守住陣地,還要消滅敵人,而且要大量地消滅敵人,是很不容易的。”
敵人發動秋季攻勢之前,第19兵團第65軍在開城以南及東北、西北地區布防,保衛開城。當時的開城在政治和軍事上都具有重大意義,是“聯合國軍”進攻的重點,志愿軍部隊防守任務很重,傷亡也很大。為了幫助解決前沿陣地出現的問題,楊得志和兵團政委李志民,專門來到第65軍進行視察。
第65軍的指揮所設在一個半山腰的掩蔽洞里,用木板搭起的桌案上點著幾支蠟燭。軍長肖應棠、政委王道邦、軍政治部主任陳宜貴都在。緊張的戰場上沒有寒暄,肖應棠軍長向兵團首長匯報說:“這兩天打得不好,部隊損失很大!”
第65軍是華北的一支老部隊,該軍的干部有好幾位參加過石家莊戰役,也有人參加過抗戰時期的冀中地道戰。楊得志請他們回憶一下攻克石家莊的情況。
“這個戰役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第一次打攻堅戰,攻克具有堅固設防工事的大城市。”楊得志說,“為克服這個困難,我們采取了在進攻出發地構筑工事的辦法,把大部隊運動和囤積在敵人沒有發現的戰壕和坑道里,突襲敵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楊得志重提精彩的石家莊戰役,引起了與會將領們的注意,他們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肖應棠軍長若有所思地說:“最近發現戰士們為了防炮,有的在陣地挖了防炮洞,效果不錯。”
“很好!”楊得志敏感地注意到這里面有文章可做,他說,“要認真總結經驗,加強指導,不斷激發戰士們的創造性。我們的戰士是能夠創造出奇跡的。”
“早在抗日時期,我們就在冀中開展過地道戰。”楊得志話音剛落,李志民就接著說道,“沒有地道的地方,我們就在防御陣地挖好掩體,既能觀察敵人,又能暗中射擊。現在我們把過去的經驗,結合朝鮮戰場的具體情況,加以利用和發展,豈不更好?”
在朝鮮打“地道戰”,司令員和政委的這一思路非常新穎,但也并不陌生,會場氣勢一下子熱烈起來,與會的干部們順著這一想路紛紛提出各自的意見,接著楊得志和李志民做在肖應棠等人的陪同下,冒著敵人不時打槍打炮的危險,到工事前沿視察。
三、“先想辦法不讓敵人打著,再解決把敵人打死的問題”
到了前沿,楊得志他們一看,整個高地看不見一棵完整的樹,半截半截的樹干橫躺豎臥,大片大片的樹根祼露在外。楊得志走遍整個高地,偶爾碰到一兩個樹樁,只有一二尺高,上邊也是彈痕累累。
有基本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炮彈落在相同或相近彈著點的幾率是很低的,而這個高地上打成這番景象,顯然是敵人的密集炮火反復“犁耕”的結果。
前沿戰壕有一個挖得比較深,在里面可以直起腰來走動。戰士們看見兵團和軍首長來了,都非常高興。盡管他們臉上布滿了灰煙和塵土,但那一雙雙明亮的眼睛格外有神,透出分外的激動和堅毅。長期堅守陣地的戰士們這時一個個雙足并攏,腰桿筆直,對首長表示歡迎。
看到這般情景,楊得志和李志民心里滾燙滾燙的,他們握著一雙雙結滿硬繭的手,撫摸著他們被彈片撕得成縷成條的軍衣,不時地說:“謝謝大家,謝謝同志們!”
守衛這個高地的連的連長是四川人,艱苦的防御作戰一點也沒有消磨他的英武之氣,他神采奕奕地帶領兵團首長視察了他們的戰壕和防炮洞。每一個洞蹲一個人,有的兩個洞連在一起,形成小坑道,還能多藏幾個人。連長介紹說:“敵人打炮了,我們撤下來躲進這防炮洞里,敵人炮火停了,我們再到戰壕去。”
“很好!”楊得志打心眼里欣賞戰士們的發明,他對那位連長說,“還可以沉住氣,等敵人靠近了再開火,這樣可以多殲滅敵人!”
“再挖深些行嗎?”李志民一面觀看戰士們的工事,一面回想起當年的翼中地道,說,“挖通它,把它們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地道網,再多幾個了望孔和射擊孔,既能掩護自己,又能打擊敵人!”
“要得!要得!”那個連長高興得雙手一拍,以濃重的四川口音說,“我們馬上就干!”
楊得志他們回到兵團不久,就接到第65軍的報告,說他們已按兵團首長的要求,把單個掩體連在一起,形成一條條大的坑道,可以容納一個班、一個排,甚至一個連了。
在楊得志等人的支持和鼓勵下,第65軍已經構建了坑道工事的雛形。他們沒有想到,單兵掩體的延伸和貫通,竟然會逐步發展到綿貫朝鮮半島大大小小山嶺的坑道,會發展成為朝中軍隊乃至“聯合國軍”方面在朝鮮戰爭今后近兩年時間里陣地戰的主要作戰樣式。
這種由戰士們創造出來的初級工事,在“聯合國軍”炮兵、航空兵的猛烈火力襲擊下,經受了考驗,對保存志愿軍有生力量,保證防御的穩定性,起了明顯的作用,證明了它是劣勢裝備的志愿軍同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的一種好方法。當楊得志將第65軍的坑道防御工事向志愿軍司令部報告后、彭德懷立即給予了高度評價。
1951年6月中旬,第47軍第140師接替第65軍第一線防務后,繼續發揚第65軍的經驗,在陣地上大量構筑“貓耳洞”式的防炮洞。交通溝內每人構筑兩個寬0.8~1米、深1米多、頂厚2~3米的“貓耳洞”,這樣構筑的1個連或1個營的陣地,可以抗住“聯合國軍”1,000~2,000發炮彈的轟擊和美軍10架飛機用輕型炸彈的轟炸。
1951年7月3日,志愿軍司令部將第47軍的經驗向各軍作了通報。9月16日,志愿軍領導人以朝中聯合司令部的名義向志愿軍和人民軍發出指示,要求“以后我重要陣地必須是隧道式的據點,特別是核心陣地……要求能抵御榴彈炮炮彈的侵澈” 。
第一線各部在要點上構筑坑道式堅固工事剛剛開始,“聯合國軍”就發動了秋季攻勢,志愿軍第一線部隊隨即轉入了艱苦緊張的防御作戰。但已有的尚不完善的坑道式工事,很快在防御作戰中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
特別是第64軍第191師堅守馬良山和216.8高地的戰斗,從10月4日至7日,英聯邦第1師平均每天向這兩個陣地發射炮彈1~2萬發,但志愿軍防守這兩個陣地的分隊,頑強抗擊4晝夜,陣地始終屹立未動。
其中堅守216.8高地的1個連,從5日到7日,依托坑道式掩蔽部,頑強抗擊3晝夜,擊退英軍第29旅先后共2個營兵力22次的沖擊,斃傷敵700余名,自身僅傷亡26人。
1951年夏、秋防御戰之后,敵我雙方進入對峙局面,朝鮮戰場上的作戰就轉入了以陣地戰,即陣地攻擊與陣地防御為主的新階段。
進入新階段后,志愿軍的作戰方針是持久戰,戰術原則是遵照毛澤東指示的“零敲牛皮糖”,襲擊、伏擊、反擊相結合,殺傷敵人有生力量,積小勝為大勝。
志愿軍總部于10月21日指示第一線各部,“主要工事最好是隧道式的,厚度要達五米以上”。根據持久作戰的原則,志愿軍總部強調修筑工事要注意山頂、山腰、山腳相結合,平地與山頭相結合,掘開式掩體與坑道火力點相結合。為防敵迂回,陣地要組成多個品字形結成魚鱗狀,以便相互支援。
還強調了小部隊夜間出擊問題。“夜戰,是我軍所擅長的傳統戰法,也是我軍歷來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有效戰法。”楊得志形象地說,“夜間出擊,打一把就走,這邊一拳,那邊一腳,就像孫悟空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一樣,攪得敵人坐臥不安,這是陣地防御戰中應該經常使用的法寶。”
停戰談判達成關于軍事分界線的協議后,從1951年12月開始,志愿軍和人民軍利用戰場上相對平靜的機會,在正面全線,展開了構筑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防御陣地的大規模筑城活動。
一個全軍性的挖洞熱潮在志愿軍的防御前沿迅速地開展起來。那些日子里,“聯合國軍”在山上面打炮,志愿軍在山體里面放炮,不同的是一個是在砸坑,一個是在打洞。志愿軍的整個防御地域內,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滾動著隆隆的爆炸聲和丁丁當當的打釬聲。志愿軍戰士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釬;一邊進行戰斗,一邊進行戰場建設。
經過志愿軍全軍指戰員的艱苦卓絕的奮斗,至1952年8月底,在橫貫朝鮮半島正在250公里,縱深20至30公里的整個戰上,一個以坑道工事為骨干、支撐點式的防御體系逐步完成了。一座座“地下長城”誕生了。
到朝鮮戰爭結束時,志愿軍憑借簡陋的條件,以令“聯合國軍”也頗為驚嘆的“天才般的工事構筑能力”,挖坑道1,250公里,等于從祖國東海岸連云港起,橫越江蘇、河南,跨過黃河,直達陜西西安的一條石質大隧道。他們挖的各種塹壕、交通壕共長達6,240公里,幾乎相當于偉大的萬里長城的長度。修的10萬多個地堡,出土在6,000萬立方米以上,如果把這些土堆成寬、高各1米的長堤,它可以圍著地球的赤道線轉1周半。
隨著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志愿軍陣地日益鞏固,傷亡也不斷減少。1951年夏、秋防御作戰時,“聯合國軍”平均發射40至60發炮彈殺傷志愿軍一人;1952年1月至8月,“聯合國軍”平均發射660余發炮彈才能殺傷志愿軍一人。
志愿軍部隊有了工事,有了物資儲備,攻、防都處于主動地位,陣地日益鞏固。志愿軍隨即在全線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的由連以下單位組成的小分隊戰斗活動,以陣前伏擊、偷襲、偵察活動不斷襲擾對方,擠占中間地帶和主動攻擊敵人突出的連排支撐點。
由于戰斗愈來愈主動,很快將敵我雙方斗爭的焦點推向了敵人陣地,由等著敵人來攻,變成主動上門揍敵人。
1952年6月15日,第39軍組織8個步兵連在112門各種火炮(包括坦克炮)支援下,反擊190.8高地,斃傷敵500余人,奪回一部表面陣地。該陣地原退守坑道部隊堅守坑道作戰5晝夜。
6月18日,第12軍先后各以2個步兵排,分別在36門和44門各種火炮支援下,反擊官華里西山陣地,全部奪回表面陣地。該陣地原退守坑道部隊堅守坑道作戰7晝夜。
志愿軍該兩陣地的堅守坑道作戰,使坑道工事經受了作戰的考驗,并積累了堅守坑道作戰的重要經驗,為之后的上甘嶺戰役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52年8月,毛澤東在政協常委會一次講話中說:“能不能守,這個問題去年也解決了。辦法就是鉆洞子。我們挖兩層工事,敵人攻上來,我們就進坑道,有時敵人占領了上面,但下面還是屬于我們的。等敵人進入陣地,我們就反攻,給他極大的殺傷。我們就用這種土辦法撿洋炮,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8月20日,在與斯大林談到朝鮮局勢時,轉達了毛澤東對志愿軍作戰能力的看法。
周恩來說,毛澤東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能不能打退敵人,我們堅信能。
第二個問題,我們能不能守住現有陣地。今年的情況證明,我們能夠守住這些陣地。
第三個問題,我們能不能發動進攻,攻擊敵人。過去我們想,我們不一定能進行7天以上的進攻作戰。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經得住轟炸,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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