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西安警方破獲了一起重大文物盜竊案，在追繳回來的文物中，一塊墓志引起了專家們的高度關注。這塊墓志的主人，正是唐朝開國太子李建成。它的出現(xiàn)，猶如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審視玄武門之變的大門。

李建成，作為唐高祖李淵的嫡長子，在唐朝的開國過程中并非碌碌無為。從晉陽起兵開始，他便參與其中，與李世民一同為唐朝的建立四處征戰(zhàn)。攻克長安，他立下戰(zhàn)功；平定河北，他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唐朝建立后，身為太子的他，承擔起鞏固北境邊防、管理軍需后勤以及協(xié)助李淵處理內政等諸多事務。可以說，在唐朝建立初期的政治舞臺上，李建成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度在與李世民的儲君之爭中占據優(yōu)勢。

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fā)生的玄武門之變，徹底改變了一切。在這場血腥的宮廷政變中，李建成命喪當場，他的子嗣也遭到清洗，其政治影響力瞬間煙消云散。李世民隨后登上皇位，開創(chuàng)了 “貞觀之治”，成為后世敬仰的一代明君。但玄武門之變始終是李世民一生無法抹去的污點，也是后世史學家們不斷探討的話題。

李建成的墓志，于 2005 年在陜西西安長安區(qū)出土。但不幸的是，出土后不久便被盜墓分子倒賣，流入非法文物市場。直到 2012 年警方破獲文物販賣案，這塊墓志才得以重見天日，并在 2013 年移交西安博物院收藏。墓志分為志蓋和志身兩部分。志蓋為盝頂形，刻有陽文篆書 “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銘”，且鐫刻時摻雜有鳥蟲書的裝飾性筆畫，四周分布著寫意的花鳥紋飾。志身為方形，邊長 52 厘米，高 11 厘米，四側無紋飾。志文共 7 行，滿行 8 字，總計 55 字，內容為 “大唐故息隱王墓志，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 。

從墓志的規(guī)格和內容來看，存在諸多令人費解之處。首先，以唐代墓志撰寫的規(guī)范要求相比，建成墓志僅書卒年和安葬時間、地點及謚號，內容過于簡短，與其 “息王” 身份應表達的內容極不相符。一般來說，唐代皇室貴胄的墓志往往較為華麗且體量較大，會詳細記錄死者的生平、功績、評價等信息。例如，李建成妃子鄭觀音的墓志邊長為 71 厘米，上面刻有 1185 字，詳細記錄了她的一生。而李建成的墓志不僅尺寸較小，內容更是簡略到極致，這顯然與他曾經的皇太子身份不相匹配。這種異常情況，暴露出太宗及其政治團隊對玄武門事件和前太子蓋棺定論一事的棘手。太宗以政變形式奪取本應屬于建成的政權，對于建成的生平，如何寫，寫什么，寫了之后后人如何評價等，是太宗面臨的一個兩難窘境。

其次，墓志中 “隱” 字的出現(xiàn)，也暗藏玄機。專家們仔細辨認后發(fā)現(xiàn)，“隱” 字有明顯修改過的痕跡。在 “隱” 字之下，原本應該是個 “靈” 字。也就是說，李世民原本給李建成定的謚號，是 “靈王”。在古代，謚號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對死者一生功過的總結和評價。像 “靈” 字，在《謚法表》中的定義是 “不勤成名曰靈，死而志成曰靈，死見神能曰靈，亂而不損曰靈，好祭鬼怪曰靈，極知鬼神曰靈” ，可見 “靈” 并不是一個好的謚號，古代帶有這個謚號的人，大多做過一些荒唐事。而李世民將李建成的謚號從 “靈” 改為 “隱”，其中大有深意。“隱” 字既沒有過分貶低李建成作為失敗者的命運，又帶有對他悲慘結局的憐憫。同時，“隱” 字也有將玄武門之變這件事隱去的意味，這也是李世民對此次政變的一種定性，希望歸隱蔽去，既往不咎，展現(xiàn)出他寬廣的仁君胸懷，也試圖讓臣子們和民眾慢慢淡忘這件事。

據《新唐書》記載，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 “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將他們從皇族族譜中剔除出去，作庶民看待。但到了貞觀二年，又 “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最終于貞觀十六年恢復其太子名號，“詔復隱王曰隱太子”。這一系列舉動，反映出李世民對李建成態(tài)度的復雜性。一方面，他通過政變登上皇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需要對李建成及其勢力進行打壓；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意識到需要對李建成進行一定程度的安撫，以緩和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

李建成墓志的出土，讓我們對玄武門之變有了新的思考。傳統(tǒng)觀點認為，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是出于無奈，是為了自保。因為在當時，李建成作為太子，得到了李淵的支持，且在朝廷中擁有眾多勢力。他對李世民的軍功和威望日益忌憚，與李元吉聯(lián)手打壓李世民，甚至設計謀害他。李世民在多次遭受迫害后，為了生存和爭奪皇位，不得不先發(fā)制人。但從李建成墓志所反映出的信息來看，李世民在政變后對李建成的處理，并非簡單的成王敗寇。他對李建成的定性，經歷了一個反復權衡的過程。從最初可能傾向于給予帶有貶義的謚號，到最終改為相對中性的 “隱”，這表明李世民在內心深處，對自己殺害兄長的行為還是有所顧慮的。他既要維護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又要考慮到社會輿論和人心向背。

此外，墓志的簡短和對李建成生平功績的只字不提，也反映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團隊對玄武門之變的敏感態(tài)度。他們試圖淡化李建成的存在，減少對玄武門之變的關注。但這種做法，反而引發(fā)了后人更多的猜測和探究。畢竟，李建成在唐朝開國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他的政治才能和影響力也不容小覷。將他的一切痕跡幾乎抹去，只能說明李世民對這段歷史有著復雜的情感和矛盾的心理。

從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來看，玄武門之變是唐朝初期統(tǒng)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的必然結果。李淵稱帝后，雖然立李建成為太子，但李世民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屢立戰(zhàn)功，威望日隆，麾下聚集了一大批能征善戰(zhàn)的武將和足智多謀的謀士。這使得李世民的勢力逐漸膨脹，對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構成了嚴重威脅。而李建成作為太子，也不甘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zhàn)，他努力鞏固自己的勢力，與李世民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這場權力斗爭中，李淵的態(tài)度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既希望維持 “立嫡以長” 的傳統(tǒng)，又對李世民的功績和勢力有所忌憚。他試圖在兩個兒子之間尋求平衡，但這種平衡最終被打破，導致了玄武門之變的爆發(fā)。

李建成墓志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為我們重新審視玄武門之變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證據。它讓我們看到了歷史背后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李世民雖然通過政變登上皇位，但他對李建成的處理并非簡單的殘忍和無情，而是在政治利益和道德情感之間進行了艱難的抉擇。

而李建成，這位曾經的唐朝太子，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應僅僅被視為一個失敗者，他在唐朝開國過程中的貢獻和他與李世民之間復雜的關系，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思考。通過對李建成墓志的解讀，我們對玄武門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也對唐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發(fā)展有了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