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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北京北郊德勝門外的冬天格外冷。

那時候，有人提起“功德林”，還是會以為是個寺廟。

確實，它原本就是。

但那年冬天，它的身份早已變了——變成了新中國最早的一處戰犯改造所。

說起來，這地方的確特殊。

地方不大，前身是“石佛禪林”，清朝末年改成了“習藝所”，又在民國時期發展成監獄。

到了1949年，解放軍接管了這所歷史悠久的舊監獄，改成了戰犯管理所。

關的不是普通罪犯，而是那些在戰場上與共產黨對陣過的國民黨高官將領。

事情的出發點其實挺簡單：新政權剛建立，戰犯怎么處理，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殺？那不是長久之計。

放？也不現實。

于是就有了功德林。

目標是一個——改造。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個現實。

那年年底，有五個人，沒能走出這座八角塔樓下的監獄。

他們不是因為抗戰時打了多少仗，也不是因為曾經的身份，而是因為他們之后的選擇——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依然頑固、敵對，甚至圖謀不軌。

他們的名字，如今大多數人已經記不清了。

但在那段特殊的歷史里，他們的結局，實在難以忽略。

鄧子超是第一個讓人想起的。

他是黃埔一期，年輕時候跟著蔣介石打中原大戰，身手不凡，戰功赫赫。

抗戰時期，他確實拼過命，打過硬仗。

可到了1946年以后，他幾乎沒贏過一場仗。

哪怕如此，蔣還是重用他。

鄧子超很感激，也很固執，哪怕戰敗被俘，哪怕身陷功德林，依舊認定蔣介石是“圣人”。

他在功德林的日子并不好過，不是因為待遇差，而是因為他始終不愿接受現實。

有人勸他：“你這樣，怎么改得了？”他說：“我沒錯，為什么要改？”后來他多次試圖自殺，還拉人越獄。

這不是態度問題，而是安全問題。

最后，中央下了決心，執行了死刑。

另一個被處決的，是楊清海。

他的經歷更復雜。

年輕時候在東北抗聯打過日本，后來還加入過共產黨。

可誰想到，抗戰勝利后，他又倒向了國民黨。

原因說不上多復雜，就是老部下李華堂找他，說“國民黨這邊有機會”，他就動了心。1946年，他帶人起兵叛亂，結果兵敗逃到沈陽，在那里當了幾年小商販。

后來被群眾舉報，身份才被揭開。

他的問題不是當年打了誰，而是戰后不服管，還想搞破壞。

其實黨內曾經有人提議給他一次機會，但他態度太惡劣，最終也沒能保下來。

張國勛的結局也類似。

他是黔軍出身，打仗很猛，長沙會戰的時候表現不錯。

可他后來進了軍統，跟毛人鳳走得很近，做了不少秘密任務。

據說他手上有幾樁暗殺案，都是在西南搞的。

被俘之后，他表面表現得還行，但沒多久就被查出在監內聯絡舊部，結果也只能走到那一步。

張卓的背景也不簡單。

他留過學，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待過一段時間，還在云南講武堂教過書。

可惜這人太圓滑，見風使舵。

國民黨在中原大戰贏了，他立馬投靠蔣介石。

后來混進了西南軍政系統。

解放軍進城前他被俘。

可他進了功德林后，還想著翻盤，策劃獄中暴動，最后被發現，只能以死收場。

最后一個是陸萌楫。

他是蔣介石的學長，資格老，威望高。

抗戰結束后被派去貴州，負責“穩定西南”。

可所謂穩定，就是大規模鎮壓進步力量。

他在貴州搞了不少清洗，手段極狠。

被俘后態度強硬，拒不認罪。

別說悔改，連“話都不愿多說一句”。

關了幾個月，中央決定不再保留。

這五個人，是功德林里唯一被判處死刑的高級戰犯。

那會兒，全國大概有1100多名戰犯被關押，功德林能容納大約一半以上。

大多數人都經過了漫長的思想改造，最終獲得了自由。

像杜聿明、黃維、宋希濂這些名字，后來都被特赦了，還活躍在政協、文史領域，有的還給年輕人講過抗戰歷史。

可這五人，沒有等到那個機會。

他們的結局，不是因為過去打過誰，而是因為戰后做了什么。

態度決定命運，這話放在功德林，是真得不能更真。

執行完那幾次死刑后，功德林的風格就徹底定了下來。

對戰犯不搞肉體懲罰，改造為主。

后來幾十年，哪怕再嚴重的犯人，也沒再出現過死刑案例。

功德林的八角大廳還在，只是塔樓上再也沒有守衛拿著望遠鏡看監區了。

戴茂林、李蓉，《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紀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戰犯改造與特赦資料匯編》，人民出版社，1985年。

徐焰，《解密戰犯特赦》，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資料長編》，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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