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三中院通報一起勞動糾紛案，華北某公司的訂單員高女士在兩年內，因為兩名同事接連離職，陸續被要求接手兩名同事的工作，因為拒絕接手第二名離職同事的工作，高女士被公司以“拒絕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為由辭退。法院最終認定用人單位屬于違法解除勞動關系，判決用人單位向高女士賠償12萬元，這一紙裁決揭開了“職場過勞”時代的維權困境。

公司開除高女士的核心依據是勞動合同中的條款：“拒絕工作交接、安排等行為可立即解除合同且無補償?！边@一看似合法的約定，卻被法院直接否定。法官指出，合同自由不等于權利濫用，當高女士因工作量完全飽和而拒絕第三份職責時，本質上是對不合理任務的正當抗辯，而非惡意對抗管理。

更關鍵的是，法院戳破了企業用“約定條款”掩蓋違法實質的慣用手段。根據勞動合同法，企業調整工作內容需符合“協商一致”原則，而高女士此前已額外承接一名離職同事的工作，二次加碼明顯超出合理范圍。所謂“違紀解除”，實則是將人事成本轉嫁員工的粗暴手段。

此起勞動糾紛案例暴露了當前許多企業的思維誤區，將離職員工的職責轉移給在職者被視為理所應當，甚至將“一人多崗”美化為“降本增效”。然而，法院的裁決直指本質，高女士拒絕的不是“工作”，而是“無補償的剝削”。企業管理者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勞動效率存在物理極限，當高女士從專業訂單員淪為“雜工”，工作錯誤率風險必然攀升，最終損害企業自身利益。與其強壓任務，不如及時增聘工作人員。

高女士的勝訴超出12萬元賠償的意義，成為千萬職場人的精神燈塔。在“優化”“狼性”等話術泛濫的當下，法院以判決宣告勞動者不是無限耐耗的“機器人”。其深層價值在于重新定義“合理勞動”的邊界，當企業因離職、調崗導致工作再分配時，必須評估工作總量是否突破行業常規標準、是否需補充人力資源、是否匹配等價經濟補償。否則，勞動者有權說“不”。

當“能者多勞”異化為“能者過勞”，高女士的勝訴是一劑清醒劑，法律永遠站在舉起權利之劍的人身旁。每一個“拒絕”的背后，都是勞動尊嚴的覺醒，而司法的有效回應，終將讓“過勞的齒輪”減速。（馮平）

來源：四川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