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50716

目錄

引子

一，特朗普的行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特征

二，特朗普的職業經歷對其影響

三，特朗普的價值體系

四，特朗普的政治追求

五，特朗普的政治訴求

六，特朗普之外的美國政治——尋找最大公約數

結論

引子

特朗普上任以來，攪動美國，攪動全球。全球似乎都在圍著特朗普轉。各國政府最后發現，自己鬧了半天都需要搞清楚：如何給特朗普提供“情緒價值”。同時，各國也不得不思考，

對于特朗普的人格、觀念、價值、訴求等，到底應該如何分析？如何基于此預測特朗普的行為和政策——如果不能預測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可以理解他的行為，將其納入到某種解釋框架內。更重要的是，如何預判特朗普之后的美國，為中長期做出規劃？

這成了困擾所有人的“世紀難題”。特朗普素以難以預測、難以洞察、難以理解著稱。他本人也將自己的不可預測性作為一大優勢。特朗普的第二任政府開啟不到半年，已經證明他比第一任政府時更難以預測和捉摸。

但許多人已經找到了規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拿捏特朗普。譬如：

——送特朗普大飛機、紅地毯高調迎接、吹捧特朗普的海灣阿拉伯國家；

——將特朗普引入以伊戰爭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盛情稱特朗普為“爸爸”的北約秘書長呂特。

這些都是拿捏特朗普的高手。一邊逢迎特朗普，引導特朗普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短期目標，一邊不忘規劃自己的中長期戰略——當各歐洲國家同意將軍費從GDP的2%提到5%時，他們不只是迎合特朗普，也在從長計議——美國是一個不可長期依賴的伙伴，歐洲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減少依賴美國的風險。

而回到如何分析特朗普的問題，作者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以下為正文。

作者認為，與其每日跟蹤特朗普的言行和政策，更重要的是總結規律，并試回答以下問題：

1）特朗普的心理特質到底是什么。通過分析心理特征，預判其行為；2）特朗普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是什么，與其個人經歷有什么相關性？基于此，可以進一步回答：3）特朗普對具體問題的看法和訴求是什么——特別是對中國的看法和訴求，以及可能推出的政策。

但隨后，我們很快又會發現，僅僅分析特朗普是不夠的——無論是他的心理，還是他的言行，因為特朗普實在過于特殊，在美國政壇完全不具代表性，我們必須考慮排除了特朗普個人特質之后中長期的美國。要看到，特朗普的出現確實是劃時代的，開啟了美國乃至全球政治一個新的紀元。預判分析特朗普之后的美國政治至關重要。因此，作者建議，要在“大亂之中尋找邏輯”，研究特朗普之外美國真正的政治共識或“最大公約數”——因為各方的共識，更有可能最終轉變為現實政策。

以下為對這個框架的導讀，并伴以一些分析及評論。

一， 特朗普的行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特征

首先要看特朗普的心理。一般來說，所謂的“心理分析”、“人格分析”不宜用于分析政治，但在特朗普身上卻特別有效，是理解其行為的核心。針對這個問題，作者撰文《》，分析了特朗普獨特的心理特征和行為模式，指出特朗普不同于傳統政客，其政治立場和決策深受其個人特質影響——包括心理特質。特朗普的行為模式主要體現在：在立場上反意識形態、實用主義，將國際關系視為純粹的交易，缺乏長期戰略，且專挑弱者下手、無視道德與規則等等。這與他的心理特質有關，包括病態撒謊、極度自戀、缺乏同理心、缺乏愧疚感與責任感、情緒沖動、注意力難以集中等。在心理“診斷”層面，特朗普有典型的“精神變態”（psychopathy）特征，伴隨一定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傾向”（ADHD）——如果我們要硬加標簽的話——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什么他從不閱讀，教育水平不高。 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復雜心理特質使其成為美國中長期戰略的“干擾因素”，因其難以聚焦并破壞政策連貫性，并因此削弱美國的戰略執行力。

這部分內容，包含了對特朗普行為特征及其背后心理機制的解讀與分析。如果得出特朗普是認知和行為特異（“病人”）的結論，那么聚焦點也應該逐步從特朗普身上轉移出去，聚焦更廣泛的美國政治共識與中長期趨勢。

二，特朗普的職業經歷對其影響

就這個問題，作者主要看兩塊，一是特朗普的開發商經歷，二是娛樂電視經歷，因為這兩個經歷是他和一般政客最主要的經歷差異。

《》：作者認為，很多人將特朗普視為“商人”，擬通過他的商人背景，分析、概括及預測他的行為。但這個分析“顆粒度”恐還不足夠，要進一步分析他的房地產商人特質。這篇文章具體探討了房地產商業背景是如何深刻影響特朗普政治決策與治理方式的。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房地產思維模式塑造了其獨特的認知框架和行為邏輯，主要體現在：1）本地化思維導致其低估全球供應鏈復雜性，因此容易低估轉移供應鏈/產業的難度，高估關稅的作用；2）零和博弈觀念主導其貿易政策與國際談判；3）始終將土地視為可交易資產，影響其領土擴張主張（如格陵蘭島、加拿大、加沙計劃）思維；4）產權邊界感強化了他的排外移民政策（如業主驅逐“非法闖入者”思維）；5）“項目制”決策模式使其將國際關系碎片化為獨立交易；6）對利率高度敏感（源于房地產融資特性），并因此左右他的經濟政策選擇（受制于美債市場）；7）習慣于高杠桿操作及高風險偏好，因此風險耐受能力高于常人；8）短期項目周期認知導致其輕視制造業復興的長期性；9）將商業營銷與品牌策略應用于政治傳播。文章認為，理解這種行業背景，是解讀特朗普非常規政治行為及特定的政策取向的關鍵。

《》：這篇文章探討了特朗普的娛樂電視經歷（尤其是主持真人秀節目《學徒》）是如何深刻塑造其獨特的政治風格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成功地將真人秀的底層邏輯系統應用于政治實踐，并作為其治理思維和政治策略的一部分。關鍵內容包括：1）簡化敘事與二元對立框架，將復雜議題標簽化為“好人vs壞人”的沖突；2）主動制造爭議和沖突以主導議程，追求“收視率”效應；3）構建“真實”人設與表演性政治，強調個人主角定位；4）依賴情緒動員與情感共鳴，而非理性說服，鞏固選民支持；5）采用“交易的藝術”及所謂的“反套路”決策，偏好戲劇化的談判，以及短期見效的政策；6）基于“上鏡效果”選人用人，將選民轉化為忠誠的“粉絲”，強化既有的民粹主義敘事。文章認為，特朗普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將政治娛樂化，并將模糊現實與表演的界限。這個特質當然也使得解讀特朗普政策異常困難。

但如果從美劇角度看特朗普政治，一下就容易理解得多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國王特朗普”第二季，目前拍了不到四分之一。之前的劇情里，雖然內容緊張激烈，但主角特朗普沒有什么斬獲，還在尋找真正的“開張”，而最近劇情的唯一主線就是伊朗——主角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獲得了一個小小的高潮，讓觀眾頗為滿意。如果美以伊沖突終結，他將探索新的劇情線。也由于中國“很難對付”，使得他有意無意地邊緣化了中國的劇情線（在最近一集里，沒有我們的“劇情”）。

三，特朗普的價值體系

作為一個1940年代出生，在紐約富豪家庭長大，一輩子里大多從事房地產及電視娛樂行業的商人，特朗普到底有哪些價值理念？可以概括如下。

1. 國內經濟方面，相信“低稅收、去監管、小政府”，相信原始資本主義的力量，相信“涓滴經濟學”。這些都是老一代傳統美國人，特別是商業精英階層里常見的價值理念，從Ayn Rand的資本主義理念，到馬斯克的商業實踐。從政治政策角度看，這套理念在1980年代里根時期（即特朗普壯年時期）成為主流經濟意識形態和顯學。特朗普也深受其影響，一直將里根視為政治和政策上的楷模。他大力推行減稅、去除監管、減少政府補貼的做法，和這套價值觀有關，也是他在第二任競選初期獲得華爾街與工商業界青睞的原因。此外，他還信奉一些傳統價值觀，比如人人都應該工作，個人應為自己的貧困負責，社會不應“養懶漢”；國家要有自己的產業、實業才能振興；相信傳統行業的力量（能源、汽車等）。這些價值觀在美國有很大的市場，而且實際上和一些中國傳統觀念也很接近。

2. 國際經濟方面，受到上個世紀末“鍍金時代”的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認為理想的模式是對外征收關稅（將成本轉嫁給外國），對內免收所得稅（刺激經濟增長）——一種早于全球化時代的舊式重商主義思維。他非常關注貿易平衡，認為一國進口大于出口就是吃虧，就是失敗，是被其他國家占了便宜。這套價值觀在個別老一代人里存在，但無論在美國的政界、業界、知識界都沒有廣泛基礎。

3. 文化上，他不屬于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他生活在紐約，對于多樣性、多元化的熟悉度和“耐受度”高于美國人，更多相信政府不要過多干預個人的價值導向——無論是政府強力禁止某些行為，或者強力引導某些行為（例如性別多元化、DEI、政治正確）——都是他不喜歡的。由于他后來選擇共和黨作為平臺，為了迎合選民，不得不在墮胎等話題上作一些的“順應”，但這些并不是他感興趣的話題。他在文化問題上發聲，主要集中在個別議題——例如批評變性人參加體育比賽等。綜上，特朗普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觀點，更接近所謂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ism），即認為政府不應該在經濟和文化上扮演過多的角色。

4. 國內政治與治理模式方面，特朗普崇尚權威主義和強人政治，不喜歡受到其他權力機構與部門的掣肘和限制；他強調絕對的政治忠誠，因此也傾向于委任家人和私人親信。這里的管理方法，實際上就是典型的家族企業家管理方式，他所推行的治理方式，實際上是所謂的“家產制”（patrimonialism）——即統治者將國家視為個人財產或家族企業，以個人忠誠和關系網絡替代制度化治理，通過獎賞盟友、打壓異己鞏固權力，系統、全面、公開地進行公器私用及化公為私）

5. 國際政治方面，特朗普可以被納入“現實主義”（Realpolitik）范疇，即相信國家的目標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勢力范圍，國際秩序就是靠實力說話，不存在什么國際社會、國際法律、倫理規則。這是一個實然分析（即世界實際上是怎樣的），也是一個應然分析（即世界應當是怎樣的）。他相信的，本質上是“舊世界”（二戰之前）的秩序和邏輯，與戰后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一套格格不入。有幾個概念經常和特朗普聯系起來，第一個是“孤立主義”，即美國不應該參與和干涉其他國家的事情——但實際上特朗普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孤立主義者”——他只是認為美國參與其他國家事情必須有明確的好處，有清晰的利益交換，有可控的成本和風險，只要“能算過賬來”，他并不介意美國的參與。這在他襲擊伊朗核設施展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個概念往往又與第二個概念聯系起來，即“美國優先”——在參與國際事務時，始終優先考慮美國而非其他國家的利益。但究竟什么事情符合美國的利益？短中長期利益如何權衡？物質與非物質利益如何權衡？個人與國家利益存在沖突時如何處理？這時，特朗普有自己的見解：他膨脹的自我、專斷、缺乏同理心、責任心和道德感占了上風（即前面心理分析的一段）。他認為自己的直覺優于所有人，而作為“美國優先”的提出者，只有他一個人有權定義何為“美國優先”，別人必須聽從他。可以這么理解：在特朗普的世界里，不存在什么“美國優先”，只有“特朗普優先”，特朗普優先 = 美國優先。

6.拜金主義、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特朗普認為金錢是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志，也是一個人社會價值的標志。他之所以對馬斯克仍然保持尊重，當然和馬斯克全球首富的身份和暗藏的能力直接相關。特朗普認為追求財務回報是一個理所當然、理直氣壯、不需要掩蓋、大大方方的事情，是一個個人或家族維持長久安全的基本要素。因此，他樂見家人利用他的總統身份攬財，也容忍親信跟著他利用職務和信息賺取財務回報。他崇尚物質生活，也標榜物質生活。對金錢和物質的追求，使得腐敗和裙帶資本主義成為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特質之一。

四，特朗普的政治追求

在分析了特朗普的人格、認知、價值體系之外，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特朗普的政治與政策訴求。這個問題，即“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

首先，從宏觀層面看，特朗普不是一個由價值觀和理想信念驅動的政治家。相反，特朗普是一個以自己為中心，赤裸裸追求權、名、利的政客。一般來說，我們不宜對一個政客作出有如此之強主觀道德判斷的評價，但這個做法對于特朗普而言恰恰又是合適的：這是對他認知和行為的最準確描述，同時能夠最準確的預測他的行為。如果要蓋棺定論的話，則也是他個人政治的最大特點，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且對其他國家有溢出效應），并將使他因此載入史冊。

——權：無限擴大自己在總統位置上的權力。權力本身就是目標，同時也是實現其他目標（名、利）的手段。在此過程中，特朗普是不惜破壞美國的制度、傳統、規范，不惜破壞約定俗成的規則甚至公序良俗的——可以說，他是不擇手段的，沒有底線的。

——名：特朗普非常關注外界他的評價，并且往往只是流于表面的膚淺評價——誰如何評價他、如何認可他、如何欣賞他。他異常喜歡被他人吹捧、逢迎，而熟悉他的人（包括盟友、目標、外國政府）也在利用這一條來操縱和拿捏他，通過投其所好，為其提供“情緒價值”，獲得本國想要的東西。特朗普也希望通過標志性的事件留名，成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這是通過各種最激進、最宏大的政策實現的，包括最激進的關稅、最激進的減稅、在海外占領領土、終結重大戰爭等。他為什么對格陵蘭島有執念，也是因為放在更長的歷史周期里，擴大美國的領土更加具有標志性和歷史。只要美國的代價足夠小，風險足夠可控，他甚至不會介意在摧毀伊朗核能力之外，進一步推動伊朗的政權更迭，將其作為自己的目標和成績（這也解釋了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者，他只關心自己的功名）

——利：特朗普把總統位置作為給自己、家人和親信攬財的機會，對此不加掩飾，并將此作

為籠絡和控制他人的工具。特朗普有商業上的稟賦，但更多的是一個生意人，而不是出色的企業家。但他比任何人都擅長把商場技能轉化到政治領域。他認為，在政治目標之外，也要利用有限的總統任期為自己家族打造一個比自己政治生命周期更長的商業帝國——換言之，讓政治資本和流量實現商業變現。

五， 特朗普的政治和政策訴求

進行了前述分析后，我們可以更近一步，分析特朗普具體的政策訴求。就此問題，筆者寫過兩篇文章。

第一篇為《》：這篇文章寫于去年12月，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國內政策的優先級，區分了其個人核心議程與政治盟友推動的議題。文章指出，特朗普真正關注并優先推動的國內議程包括：1）嚴格限制移民（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并收緊合法移民政策）；2）大力發展化石燃料、汽車等傳統產業；3）推動本土產業發展（通過對外關稅、對內減稅、放松監管、積極招商引資等，實現更多產業回流美國，實現科技領先與自立、供應鏈安全、增加就業等目標）；4）解決芬太尼危機，將芬太尼作為重要政策議題，因其嚴重影響其核心支持者）。相比之下，“政府效率”改革（如馬斯克主導）、醫療政策（如小羅伯特·肯尼迪關注的醫療問題）、加密貨幣、人工智能發展、反壟斷、《2025計劃》推動的政府重組、社會文化議題等，主要由其政治親信和盟友推動，雖然也能獲得特朗普不同程度的認可，但在優先度上，低于其個人核心議程，其推進效果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政策與特朗普主要目標的契合度。

第二篇為《》，也寫于去年12月，分析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文章指出，在美國政界普遍反華的背景下，特朗普對華政策反而展現出的相對的靈活性，為中國與美國“周旋”與博弈提供了額外空間。文章指出，盡管特朗普在第一任內塑造并推動了美國反華共識，但其個人特質使其在實踐中區別于其他美國政客：1）對抽象價值毫無興趣；對意識形態輸出即道德說教毫無興趣；2）對中國政治（制度、治理、模式、領導人、核心價值）表示接受、認可乃至贊譽，3）不會將中國與美國盟友或其他第三方國家特別區別對待；4）無意干預中國內政及領土議題；5）明確拒絕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6）主張重置美對臺關系，實際上的政策著力點是將半導體制造從臺灣轉回美國；7）對涉華技術安全擔憂相對淡漠（例如針對TikTok及留學生等）；8）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持開放態度；9）具有高度的交易屬性與政策靈活性；10）核心圈存在對華相對客觀的聲音（從馬斯克到貝森特）。 文章認為，在當前美國極端政治環境里，特朗普靈活務實、“交易導向”特點，反而使他在對華政策較其他美國政客和決策精英更具可談判性，為中國提供了額外的空間和可能性。

六，特朗普之外的美國政治——尋找最大公約數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特朗普具有極強的個人屬性，在政策和行為上就有一定的不可預測性，不能按照傳統的模式來分析和理解；2）特朗普與他的團隊、幕僚、美國的決策精英（技術官僚、智庫、知識界）、兩黨政客有著極大的差異。我們不應把“美國研究”變成“特朗普研究”——把研究變成了每天追蹤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的言論，并據此不斷調整我們的判斷和對策。如果這樣，我們將陷入被動和戰略迷失，并喪失主動性和主導性——而這恰恰就是特朗普的策略。

基于此，作者有三方面的建議。

第一，所以“打鐵還需自身硬”，堅定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夯實自己的基本面，不斷做大做強，增強應對美國的能力和韌性，不因特朗普一時個人喜好和政策調整（包括內部的博弈）而改變我們的戰略和戰術。

第二，對于特朗普也要有一個相對清晰、準確、有“顆粒度”的分析，不能流于籠統，不能將其簡單作為一種“未知”變數來看待。

第三，排除特朗普個人的干擾因素，找到美國真正的政治共識——包括特朗普之后，MAGA會如何演變；美國對世界格局及對華政策的中長期共識等等。

針對這個問題，作者寫了三篇文章，所謂的“共識三部曲”：

第一篇《》，提出在特朗普個人決策的混亂表象下，美國兩黨及政策精英實際上存在廣泛的共識，務必區分特朗普個人（其反復無常的政策常干擾既定議程）與更廣泛的執政團隊及政治力，在剔除特朗普因素后，尋找各方“最大公約數”，以此把握美國中長期政治方向。

文章指出，美國政界和決策精英的核心共識包括：1）美國需要重振本土制造業，以解決產業過度“空心化”問題，以此兼顧就業、供應鏈安全、科技自立與領先等問題）；2）認定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將是大國博弈最終的決勝場，同時軍事能力也建構在科技、產業鏈、供應鏈基礎之上；3）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需要構建一套長期遏制中國的策略，并推動與中國實現“戰略性脫鉤”；4）美國需要自己的盟友體系，不能像特朗普一樣對盟友過度打擊。但在此過程中，盟友也要為美國分擔更多的責任與成本；5）盡管對“美國優先”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但“美國優先”理念已成為一個長期延續的政治遺產，將持續重塑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上述共識，構成了理解美國政策方向的穩定框架。

第二篇為《》（一個融合了MAGA、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改良版美國“全球主義”） 。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全球秩序觀的演變，提出了“新美國秩序”（Pax Americana/美國治世 2.0）框架——這一框架融合了美國傳統的“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與特朗普MAGA的“美國優先”理念，核心內容包括：1）承認世界進入多極化格局，中美成為主導性“雙極”（各自構建一個“太陽系”生態體系）；2）美國戰略收縮，在承認中國有自己的影響力范圍之際，聚焦經營自身“勢力范圍”；3）美國將維護盟友的分級體系，將盟友分為核心（英美加澳新）、重要（歐盟、日韓、以色列）、戰略伙伴（如印度等）三個層級；4）美國將要求盟友分擔更多的防務與經濟責任，以“交易主義”思維重構聯盟關系。盟友需要通過排他性合作、部分主權讓渡，換取美國市場準入及安全保障等資源；5）美國對中國將采取“選擇性競爭”策略，在核心領域遏制中國，但又避免全面對抗；6）美國將摒棄無條件的涉外干預，轉向現實主義外交（利益優先、成本控制）。 文章指出，這個策略是冷戰后美國秩序/體系的“改良版”，雖然能夠短期維系美國的影響力，但無法解決美國國內根本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因此長期可持續性存疑。

第三篇為《》。文章梳理了美國兩黨及朝野在對華政策上的核心“共識”與“非共識”部分。首先，美國對華存在五大共識：1）認定中國是美國最大戰略競爭對手，綜合實力空前接近美國；2）視中國崛起為對美國全球地位與制度模式的根本性挑戰；3）美國需在關鍵戰略產業（如芯片、AI、軍工等）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推動系統性的“戰略脫鉤”；4）美國須限制中國在戰略科技領域的發展與追趕（手段包括技術封鎖、金融斷鏈、學術交流限制等）；5）美國應僅在非敏感領域（如基礎消費品、農產品等）維持對華經貿往來，并依據國家安全敏感度等風險因素，對行業脫鉤進行“分級管理”。除此之外，美國也有許多針對中國的“非共識部分”，主要聚焦于中國的國家屬性定位、對華遏制策略的強度、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借鑒中國模式的可行性、華裔人才政策等等爭議性問題。這些共識構成了美國中長期對華政策的基礎，分歧部分則帶來不確定性。

綜上，作者認為，由于特朗普過于強烈的個人特性、不穩定性、隨機性、短暫性，不因為特朗普而“迷失”，找出特朗普之外的美國政治共識非常重要，畢竟特朗普只剩三年多時間，在特朗普之后，這些政治共識更有可能轉化為現實的美國的對外及對華政策。

結論

我們雖然認為已經對特朗普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還要不斷對其分析，根據更新的信息動態調整修正我們的分析框架，調整我們的判斷。最理想的情況（“大目標”）是：我們可以大致預測特朗普的行為；最低限度（“小目標”）是：我們總體上要能解釋特朗普的行為，避免出現“黑洞”、“黑箱”問題，即對特朗普某項主張或言論完全不明所以，甚至把特朗普作為一種完全“未知”和變數看待，放棄對特朗普的分析。不妨這樣比喻：如果特朗普是“孫猴子”，那我們就要作“如來佛”——無論他如何“飛”，也飛不出我們的分析框架。

在此之外，我們要充分吸收各種公開信息，洞悉特朗普團隊與幕僚、華盛頓兩黨政客、技術官僚與決策界、知識界、輿論界、華爾街、科技界、MAGA陣營與更廣大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看法，以及特朗普之外真正的美國政治共識或“最大公約數”，提前對后特朗普時代做出預判。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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