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廣州市律師協會通報：近日，網絡平臺有關廣東泰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鄧某涉嫌違規收費的情況引發社會關注，我會高度重視，立即進行核查。經查，2024年8月19日我會收到韋某相關投訴材料，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并依法依規啟動調查程序。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鄧某律師還存在其他涉嫌違法違規執業行為需一并調查處理，目前該案處于聽證階段。案件的處理結果我會將及時公布。

我會對會員執業違法違規行為堅持零容忍的態度，發現一宗，查處一宗，絕不姑息。歡迎社會各界對我會工作予以監督。

廣州律協通報截圖

“孩子沒了，醫院賠了88.8萬元，我的律師拿走了55萬元。”韋先生無奈道，他自稱文化水平低，稱事后才意識到代理律師好像騙了他。

對此，曾為韋先生代理的律師鄧某說，案件起初沒收費，但不是風險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鑒定，本應給次責賠償，他們努力讓韋先生獲得了主責賠償。案件處理差不多了，雙方簽訂了正式協議，確定了55.5萬元律師費，結果后來韋先生反悔了。

據悉，2024年8月27日，廣州市律協對此事立案處理，至今尚無結果。

孩子早夭——

6月大嬰兒在醫院等待治療時狀況惡化

尸檢顯示與吸入異物有關

1975年出生的韋先生是廣西河池人，小學文化。20多年前，他前往廣東打工。2019年6月5日，他的二兒子出生，然而僅僅6個月，孩子便夭折了。

韋先生說，2019年底，二兒子生病，在家附近的診所治療無果。2020年1月1日凌晨5時，因孩子出現咳嗽、咳痰、流鼻涕癥狀，他帶孩子前往佛山市南海區第七人民醫院就診。因為當天是元旦，他帶孩子趕到醫院后，被告知醫院急診沒人，讓等待一下。

“醫院當時沒多少患者，但遲遲等不到醫生。我問其他醫護人員，他們一直讓等，結果孩子沒了。”韋先生回憶道，早上7時56分左右，他發現孩子狀況惡化，便大聲呼救，醫護人員這才介入搶救。孩子最終因搶救無效死亡。

尸檢顯示，為呼吸道異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蹊蹺來電——

嬰兒父親投訴醫院第二天

有律師主動打電話幫維權

韋先生說，此前，他認為孩子的夭折與此前在家附近診所開的藥有關，便投訴診所。維權大約兩年時間，最終法院判診所賠償2萬元。

“后來我覺得在醫院排隊時間太久，孩子錯過最佳治療時機。”韋先生說，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醫院投訴。次日，他便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一名律師，姓鄧，稱可以幫忙去處理，“我不清楚他為什么能主動聯系到我，但他對我的事很清楚，甚至知道我孩子在哪里出事。”

韋先生稱，對方表示可以先不收律師費，等結果出來了，再談錢，“當時沒說律師費多錢，只問我想要多錢，我覺得耽誤治療應該得賠二三十萬元，便給他大概說了一下。”

簽約“咨詢”——

與科技咨詢公司簽協議

“賠償金23萬元以上部分作為乙方咨詢費”

韋先生說，6月18日，他與該律師見面，雙方簽訂了一份《咨詢合同》，上面寫著乙方為“新諸葛（廣州）科技咨詢有限公司”。咨詢費用為，乙方為韋先生（甲方）提供300個小時的法律咨詢服務，韋先生所獲得的醫療損害賠償金23萬元以上的金額部分作為支付給乙方的咨詢費。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注意到，下方的日期打印著2022年6月，但未填寫具體日期。

2023年3月1日，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受佛山市南海區某醫調委委托，對韋先生孩子的夭折，進行了醫療過錯鑒定。

9月15日，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認為，南海第七醫院在韋先生孩子診療過程中，存在對其病情不夠重視，未盡到急診負責義務，一定程度上錯過最佳救治時機等過錯行為，與韋先生孩子死亡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原因力大小為次要因素，過錯參與度為16%至44%。

獲得賠償——

“律師說賠償下來了，一共79萬

我打印流水，發現實際88.8萬”

“維權大約兩年，一直是鄧律師在處理此事，前后也沒有給我說過。”韋先生說，2024年5月23日前后，鄧某讓他在一份《承諾書》上簽字，“上面沒寫金額，他說簽字就對了。”

根據韋先生當時拍下的《承諾書》顯示，調解書編號，一次性補償金額均為空白，后方有韋先生的簽字和手印，但沒寫日期。代理人為“鄧某”。

韋先生當時拍下的《承諾書》照片

5月31日早上，鄧某和韋先生碰面。韋先生說，對方稱賠償下來了，讓他帶自己的證件一起去銀行。他前往銀行后，鄧某轉賬了54萬元，給他剩了25萬元，“他說一共賠了79萬元，多給我剩2萬元。”他認為鄧某不可信，便現場打印了銀行流水。

銀行流水顯示，5月23日南海第七醫院便將88.8萬元賠償款打入了韋先生賬戶，5月27日、5月29日，韋先生賬戶將兩筆4.9萬元轉入鄧某賬戶；5月31日，韋先生賬戶將54萬元轉入鄧某賬戶。

韋先生合鄧某轉款的銀行流水

“實際的賠償金額是88.8萬元，我當時就發現鄧律師騙了我。”韋先生說。

實際的賠償金額是88.8萬元

重簽協議——

“律師拿著銀行卡自己用不了

只能簽委托合同給對方律師費55.5萬元”

韋先生解釋道，“收賠償款的銀行卡，是按照鄧某要求新辦理的，對方一直拿著卡，我用不了，所以只能跟對方協商。”鄧某稱，按照醫療鑒定結果，醫院最多給他賠償30多萬元，多余的錢都是其“憑本事拿的”。

“我不懂這些，也說不過他，但就感覺不合理。”韋先生說，鄧某可能怕他糾纏，便于當天下午，帶他去律師事務所溝通，“他意思退給我8.3萬元，讓我重新簽份《委托合同》。他說，他的收費是合理的，我最開始只想要20多萬元，現在給我30多萬元，賠償已經超過我的預期了。我感覺好像有道理，就簽字了。”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注意到，《委托合同》顯示，乙方為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韋先生一次性支付律師費55.5萬元整，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

《委托合同》律師費相關條款截圖

韋先生解釋道，實際簽字的時間是2024年5月31日下午，簽字后，對方便轉賬了8.3萬元。

簽字后，對方便轉賬了8.3萬元

根據銀行流水顯示，5月31日下午，鄧某轉賬8.3萬元給韋先生。也就是說，患兒家長韋先生落到手的賠償款為33.3萬元，律師鄧某獲得55.5萬元。

發覺受騙——

“調解時律師故意隱瞞沒叫我到場

朋友稱律師風險代理最多收18%”

6月中旬，韋先生找到了南海區某醫調委，對方出具了《調解協議書》，他進行了拍照。他說，“后來我找到了鑒定中心的人，他們說鑒定的時候讓鄧某叫我到現場，他說我來不了。醫調委的人還說，調解的時候想找我去，結果鄧律師也不給他們我的電話。我現在想，這都是鄧某故意向我隱瞞情況。”

“我這才知道，5月17日鄧某便在醫調委，與南海第七醫院簽訂了《調解協議書》，上面有寫賠償金額88.8萬元。”韋先生說，5月23日前后，鄧某讓他簽《承諾書》，系因為賠償款到賬了，但《承諾書》卻沒有寫具體賠償金額，“我認為他故意隱藏了該信息。”

后來，韋先生回了趟老家，詢問了老家從事法律工作的朋友，確認自己上當了，“老家的朋友說，風險代理最多只能收標的額的18%，正常找律師不可能花這么多錢的。”

投訴維權——

廣州律協立案一年無結果

司法局稱將督促律協盡快回復

7月份，韋先生向廣州市律師協會投訴。

根據廣州市律協2024年8月27日出具的《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顯示，你們投訴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鄧某律師一案，本會經審查已決定立案。

廣州市律協2024年8月27日出具的《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

截至2025年7月，韋先生稱自己始終沒有收到廣州市律協的回復。他此前還向廣州市司法局等單位進行投訴，均未獲得回應。

7月16日，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聯系到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說，鄧某已經不在該律所，具體投訴情況需要了解后回應。

廣州市司法局2024年11月公布的《律師執業證領證名單》顯示，鄧某在廣州元恩律師事務所執業。天眼查顯示，其已執業18年。廣東元恩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確認鄧某在此執業，但表示不清楚具體情況，建議直接聯系鄧某本人了解。

記者聯系到廣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會聯系律師工作管理處，督促廣州市律協盡快回應立案處理情況。

律師回應——

“案件起初沒收費不是風險代理

約定好的費用事后他又反悔”

7月16日下午，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聯系到鄧某，他表示，自己已經不在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執業。韋先生將他投訴到律所、律協以及司法局，“律協、司法局都覺得他沒道理。這事對我沒有影響。”

鄧某講述道，當初確實系他們主動聯系的韋先生。因為韋先生孩子出了問題，我們便簽了合同，約定了律師費。案件處理好后，對方便反悔了，“認為我們拿的錢多，他錢少。”

“這個案子是一個難度很大的案子。”鄧某解釋道，韋先生以前自己起訴過，法院就判了5萬元，可見其起訴診所的案件并不成功。醫院這邊的訴訟，按照醫療鑒定，院方是承擔次責的，“我們律師通過想辦法，把賠償倒過來了，醫院承擔了主責的賠償。”韋先生知道他付出了勞動，也同意給這筆律師費，雙方簽了合同，“他反悔了，不符合法律規定，也不符合市場規則。”

《委托協議》是2024年5月31日（賠償款到賬后）簽的嗎？鄧某未正面回應，“不管協議是什么時候簽的，都是雙方意思的真實表示。”韋先生和咨詢公司簽合同時，他沒有收取其費用，律所的時候事情處理差不多了，大家再簽了一份正式的協議。

其代理韋先生的案件，是否系風險代理？鄧某說，不是風險代理，是雙方商量了一個律師費的數字，然后他做了韋先生的代理人。

對于韋先生的投訴，鄧某表示，讓韋先生起訴，他又不肯去，就想搞臭自己的名聲，“他沒想過我們付出勞動的人多辛苦，作用多大。”

法律人士——

代理類型符合風險代理特征

收費比例高達62.5%遠超合理范圍

7月16日，一位知名律師介紹，根據現有的司法判例以及司法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律師服務收費的意見》，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可以適用風險代理合同，但對于收費金額有較為嚴格的限制，“風險代理收費最高限額是18%，我們先不討論能否按照18%進行收取，本案賠償款為88.8萬元，按此規定最高收費不應超過16萬左右，但律師實際收取55.5萬元，遠超法定上限”。

其次，代理類型存在矛盾，律師稱非風險代理，卻實際采取“先服務后收費”模式，符合風險代理特征卻不遵守相關比例限制。合同方面也有問題，最初簽訂的《咨詢合同》乙方為科技咨詢公司，該公司可能不具備律師執業資質卻從事代理業務，涉嫌超范圍經營；后來的《委托合同》標注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實際簽訂于2024年5月31日，存在日期造假嫌疑。

律師存在隱瞞關鍵信息的行為，告知當事人賠償79萬元，實際為88.8萬元，還讓當事人簽署空白《承諾書》，刻意隱瞞賠償金額，若屬實，構成欺詐。同時，收費占比高達62.5%，遠超合理范圍，且律師主動聯系當事人并知曉其詳細情況，可能涉及不正當承攬業務，整體收費過程既違反了相關規定，也違背了公平誠信原則。

來源 廣州律師協會、華商報·大風新聞

編輯 高欣奕

審核 羅祎 王晨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