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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在上海采取死守策略，當然最基本因素是蔣介石自己的戰略信念和抗日決心，和他認為只要堅持最后五分鐘就會得到勝利的性格。但是除了企圖在現場給予日軍迎頭痛擊之外，他可能還受到兩種考慮的影響。

第一是在國內希望影響華北戰場，第二是在國際希望取得支援。需要分別加以考慮。

1、何以不在華北戰場？

南京政府正是因為它在1930年代內政上的勵精圖治，激發日本受威脅感而決定加緊它的侵略步伐，但是它無法同步強硬抵抗日本侵略又使它在國內飽受批評。

到1937年，它的信譽已嚴重下降。如果盧溝橋事變爆發而南京政府再不表現堅定立場，則人們便更會有理由懷疑政府是在為養精蓄銳部署內戰而避免外戰。在此情形下，南京政府將會百口莫辯，也會更難說服地方實力派加入抗日行列。鑒于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猜疑與隔閡，南京軍事領袖們必須采取堅定立場，才有可能贏得地方部隊信任，使之與中央并肩結成統一戰線。

但是事與愿違，因為南京政府對華北作戰部隊缺乏直接控制權，因此使它對于中國軍隊在華北抵抗所表現出來得的極端懦弱和無能，產生了極大擔憂，而又缺乏影響力。而對于軍紀的維持，更是有心無力。

南京政府既不能在華北戰場維持軍紀，又不便把這些現象公之于世，只能在內部文檔（報告、電文、日記）中看出端倪。

比如說軍令部接到報告稱，孫殿英部隊在曲陽地區到處奸搶百姓和偷襲友軍奪取槍支，挪用軍餉購買軍械，而又向老百姓強取軍食軍餉，其所得額超過其應得軍食軍餉好幾倍。軍令部又接到中央軍衛立煌報告，抱怨許多部隊的訓練和配備都低劣到無法固守陣地。

這些部隊賞罰不明、官無斗志，而且自由撤退、無法指揮。南京政府派遣地方軍隊去作戰之前必須先和它們的將領們進行磋商。地方軍人有權力拒絕中央指派作戰任務，可以拒絕中央派遣的軍隊進入他們地盤，也可以拒絕中央政府把他們的軍隊調開。

換言之，華北地區對日抗戰仍然是地區分割，互不呼應。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軍隊非常有限。該戰區并不是軍隊不夠，而是用兵的政治考慮太復雜，政治考慮超過軍事考慮。

比如說，劉汝明部隊不服從指揮、自由行動，“彼不接受電報，惟恐給他任務，東閃西避，惟恐遇著敵人。”軍令部情報還顯示，馮欽哉部隊既不接受命令，又不能控制部隊，“擁兵觀望”。門炳岳與馬占山兩個部隊不和而分道揚鑣，放棄原定防守計劃。鄧寶珊無法控制部隊，而其給養又被馬占山奪走，使之無法作戰。對于這一切行為，南京政府完全無法施加影響力，只能由蔣介石親自發電報加以個別勸導或勉勵。

華北前線軍隊時常不戰而亂，有如中邪，而且各軍之間缺乏聯系，無怪乎它們的部下多數在潰散中而不自知，產生大批潰兵軍紀敗壞，大量擾民。此類情形惡劣到連山西領導人賈景德也感嘆，“前方作戰之不力，丑態百出。”

雖然閻錫山此時立場仍然主戰，并且請求蔣介石派中央軍入山西支援，而蔣介石也派衛立煌，郝夢齡，馮欽哉，曾萬鐘馳赴支援，但是閻錫山自己的山西部隊同樣地作戰無能。根據何應欽接到的報告，山西軍隊從來沒有堅持過3個小時以上戰斗，大同重鎮失守是山西軍隊“聞風潰散”而不是打敗仗。

2、激勵士氣的失敗

日軍在華北作戰順利的部分理由固然是因為平原作戰讓它可以發揮武器優勢，但是山西、察哈爾并不是平原，而抵抗力依然薄弱，主要原因是西北軍、東北軍、山西軍普遍存在士兵缺乏訓練和軍官懶惰，才會出問題。其中特別是西北軍的骨干部隊第29軍，號稱十萬人而且裝備充沛，但是除了少數單位的確奮力守土，大部分部隊陷于指揮混亂，缺乏作戰決心。

為了阻遏將領們貪生怕死，南京政府曾經在1937年8月份頒布了一系列的嚴刑峻法，對于軍人不服從命令，臨陣退卻，通敵，降敵，擾亂軍心，擾民欺民者一律判處死刑。

又在9月份設立“軍法執行總監部”。該月山西將領李服膺未奉命而自行撤退，在全國一片嘩然指責中，成為第一個被槍斃的地方實力派將領。與此同時被處罰的有29軍軍長和中央軍劉峙。這類處罰在戰前絕無可能，但是南京政府希望借此嚴刑厲法去提高士氣。

然而此類措施顯然不能奏效，因為在整個華北戰區，失職潛逃和抗命不戰的實例依然層出不窮。10月份津浦線之敗，就是因為東北軍不戰而退，但是卻向外界訛稱軍長壯烈犧牲，成為笑話。在山東前線情況則是敵軍既不進攻，中方也無力增防，類似空城計。

而韓復榘擁兵自重，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和對中央若即若離，更是讓南京政府無計可施。而此時軍令部接到傅作義報告稱舊國民軍和馬占山部隊數千人“紀律極壞，惟思擴張實力”，而東北軍和山西軍又“皆各不相顧，亦不尋敵”。

上述這些情況，導致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將軍做出分析，認為華北地方軍隊戰敗的根本原因是“內外不一”，指的是他們做足表面功夫，展現慷慨激昂的抗日姿態，但是內心懦怯消極，用兵時留下后路，不肯吃虧。他們最初的動機是舍不得喪失土地而派兵，隨后又盲目增兵。

這種“為地派兵，非為戰派兵，結果地兵兩失。”

徐永昌的分析把開戰初期就已經顯露出來的，地方實力派軍隊的政治盤算非常清楚地指出，難怪中央軍在華北戰場和地方軍隊并肩作戰過程中屢屢遭受巨大傷亡率。而且在此后八年抗戰過程中，中央軍隊和地方軍隊難以化解的矛盾早在此時已經露出兆頭。

這些華北部隊作戰無能無勇的丑態，很可能增加蔣介石的壓力，使他感到如果他對日本“不戰而屈”陰謀的對策是“戰而不屈”，則他必須另辟戰場把中國軍隊“戰”的實力表現出來，而淞滬地區是他可以控制的地區。

其次是他也必須在淞滬戰場做出好榜樣去激勵華北守軍和吸引日軍主力南下，才能維持長期抗戰，徹底打破日本不戰而屈的美夢。

而這個壓力也可能讓蔣介石超乎尋常地堅持“死守”接受犧牲。不幸的是，上海部隊英勇作戰榜樣并沒有感染華北部隊去加倍努力作戰，因為后者多年養成的心態和陋習絕不是朝夕之間可以革面洗心的，更何況許多部隊根本缺乏國家民族意識。

閻錫山下令槍斃李服膺，雖然全國稱快，但是這種壯烈精神很快就消失無蹤。到了年底，濟南失守，日軍過黃河的部隊不過千余人，便把偌大城市奪去。蔣介石這個樹立榜樣的企圖的代價是讓上海參戰部隊無法恢復元氣，也讓此后整個抗戰過程遭受到無可扭轉的巨變。但是對于激勵某些地方部隊成為善戰之師的愿望，則大部分落空。

3、淞滬會戰是為了西方干預？

八一三淞滬會戰另外一個需要檢視的因素就是它和國際局勢的關聯。在錯綜復雜的近代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對于“和、戰”如此重要的考量，除了國內因素之外，當然必需兼顧國際情形。如果國家領袖們居然只考慮單方面因素而忽略其他方面，則顯然屬于失職或是失智。南京政府當然也不能例外。

多年來頗流行出一個論點，認為南京政府選擇在上海作戰，其原始動機并不是要和日軍一決高下，而只是想做出作戰姿態去驚動西方列強的積極干預，最終達成全面性停戰，借外力去替中國火中取栗。

其實平心而論，如果南京政府領袖們果真具有這份“以夷制夷”的巧思和手腕，圖謀借西方外力去阻擋日本侵略中國，這本來就應該受到褒揚而不是針砭之事。

但是核心的問題依舊是：1937年國民政府究竟只是想挑起適度而象征性的戰爭去激發國際干預？還是不惜血本地抵抗日本侵略？

對于那些把淞滬戰役看成是南京國民政府醉心于國際權謀的人們，他們的動機可能是企圖矮化南京政府的抗日決心，淡化淞滬會戰的壯烈性，甚至把它看成是“偷雞不著蝕把米”的愚蠢。

但是這個論點在邏輯上最無法說明的道理，就是蔣介石為何會投注他全部的軍事實力作為外交籌碼，去換取最多只能促成恢復現地戰前狀態的外國干預？難道中國還能期待外國軍事干預最終實現收復九一八事件以來的失土？這正是那些持“外國干預”論點的人士避免回答的問題。

這類論點還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多半來自當時西方在上海的媒體，自我感覺高人一等的“中國通”，和地方領事館層次的外交官。他們出于種族優越感，既自以為可以洞察中國人心中淺薄的小秘密，又不免自抬身價地認為西方國家在中國事務上肯定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因此自作聰明而又自以為洞若觀火似地提出上述見解。

歸根結底，“外國干預”論是一個典型的單因素分析方法的陷阱，從來不曾提出有力史料作為證據，卻被一些人士當做是歷史定論來重復使用，反而模糊了歷史真相。幸運的是，南京政府和領導人留下了大量原始史料，可供讀者們從國內政治軍事互動的視野去剖析南京政府發動上海攻勢的決策脈略，找出更為合理的解釋。

4、西方究竟會不會施以援手？

在此還可以提出一個歷史背景作為參考。

事實上，早在1935年8月，法肯豪森將軍就曾經提醒國民政府，千萬不要在戰爭初期就指望西方國家施以援手。

他嘲諷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只是一紙具文，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在獲得任何形式外國援助前卯盡全力地獨立自衛。

1937年，另一位備受國民政府敬重的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也提出警告，除非中國能夠下定決心，無論國際與國內形勢如何發展都能堅持至少兩年的單獨作戰，否則中國就不可選擇與日本開戰。

國民政府高層所信賴的外國顧問諸如此類的觀點應該足以能讓南京領袖們打消借用淞滬會戰去挑起外國干預的妄念。說得更近一些，就在七七事變之后不到10天，美國大使館一位武官就毫不留情地警告何應欽，中國軍隊最多只能在開戰最初1-2個月內贏得幾場小勝利，卻肯定不能持久，因為日本已經花了34年光陰準備作戰，而中國只花了幾天時間去應戰而已。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也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告以美國政府不擬和英國政府共同干預中日關系，因為它們本國就缺乏足夠的武力對日本進行嚇阻，反而可能引起國內孤立主義者的攻擊。美國這個立場由美國駐華大使向蔣介石當面說得十分明白。

當然在盧溝橋事件之后，中國政府并沒有同時也不應該忽略喚醒國際輿論同情的努力。例如，中國除了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侵略暴行之外，也安排宋美齡與胡適向美國民眾做了多次演說，還向歐洲各國派遣多個外交使團。

但是我們切不可將南京政府的一舉一動都看作是只為達到列強干預這一個單純目的，因為中國領袖們內心十分清楚，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日本人在中國的挑釁行為已是多不勝數。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情況變得愈發橫行霸道。但是當中國政府訴諸國聯或試圖動員國際輿論爭取列強干涉之時，國聯除指責日本的非法行徑外無能為力，而日本則干脆直接退出國聯。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后，中方也未能獲得外國軍事干預。盡管這場危機最終在列強調停下得到暫時解決，但它足以讓中國領袖們有充分理由懷疑，能否真正依賴西方國家抗衡日本在華勢力。

5、日本的謀算

更何況南京政府領袖也逐漸覺察到，日本在對待華北和華東問題上有顯著不同的處理方式。日本的華北政策受地緣政治影響，傾向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在華東地區則更傾向依靠“和解性”的法律手段來解決爭端，愿意接受國際條約與租界秩序的約束，以提高它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

在1932-1937年間，日本人在華北從未停止武裝沖突，不斷試圖使地方部隊脫離南京政府，成立各種形式的傀儡政權。1932年上海成為戰場后，南京政府期望英美國兩國進行干預，但后者最多也只能以外交形式介入。而在華北，連這種外交形式都不曾出現。因為一旦日本在華北的戰略是由地緣政治考慮所主導，則西方列強就只能動用軍事手段才能有效干預。然而在1937年，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愿意為中國而挑戰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盧溝橋事變剛發生，蔣介石便曾向美國大使透露過自己的研判，認為日本政府企圖利用盧溝橋事變把河北和察哈爾兩省完全脫離中國控制。他估計只有當中方承認滿洲國并且和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后，日本才會同意外交解決。

而這兩個條件蔣介石都拒絕接受。如果中國故意在上海開辟新戰場僅僅是為了求得列強外交干預而已，則又何必多此一舉？又如何把上海地區的外交休兵轉換成阻遏華北的實質侵略？

其實對于南京政府是否誠心抗日的問題，或許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自蔣介石本人。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初也曾經指望西方國家進行干預，但是后者卻建議中國忍氣退讓，給了蔣介石一個深刻教訓。

他當時寫道，“余決心既定，無論各國態度與國際聯會結果如何，為保障國土與公理計，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且非與日本決戰，中國斷難完成革命也。”

幾天之后，又寫道，“事在自強，而不在人助也。”

此后幾年國際聯盟的拖拖拉拉和西方國家的軟弱漠視，也證實蔣介石原本判斷的正確性。

如果1931年，中國對日本明目張膽的搶奪大片土地（東三省）尚且無法請求西方列強加以干涉，則到1937年中國在上海主動出擊時，還被懷疑為企望西方國家施加援手，在邏輯上就更難以自圓其說了。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南京政府主動選擇上海戰場的戰略考量才是最合理的解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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