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物“近大遠小”，看人“近小遠大”。當一個人離開的時候，更覺其可貴。周汝昌先生正是這樣的人，他的為人處世以及紅學觀點和詩詞、書法等，在他去世后，還常被學術界文化界提及。清明時節，我又回想起與這位前輩鄉賢交往的舊事……

與周汝昌先生相識，緣于編寫一部辭典時涉及他的詞條。早已功成名就的周汝昌，本不需憑辭典收錄的詞條再去宣傳，但我還是去信征詢其意見。喜出望外的是，他很快回了信。信中對那部辭典涉及他的詞條進行了認真辨析，并提出了中肯建議。回信中說：“我的生日是1918年4月14日（陰歷三月初四），辭典編輯寫成1981年，這樣今年我才8歲（指與我通信的1989年）。”周公的這種幽默一直伴隨著與我的交往，如天津師范大學當年有南北兩個校區，他給我的信有時輾轉兩個校區之間，我因此收到信會延遲，他就寫信給在津的原燕京大學老同學石建國：“建忠是否放假了？總‘抓’不住他，乞兄代我‘抓’一次。”幽默之情，溢于言表。他的這種性格可能受到作為曲藝之鄉的天津俗文化的影響，因為生活本身就多有沉重，樂觀面對才是積極入世，而幽默可以消解生活中的煩惱。

周先生性格中還保留著一份童真，一次我托朋友轉贈給他一件小玉佩，不久北京北普陀影視城舉辦“周汝昌八十壽誕暨從事紅學五十周年紀念”學術活動，周先生攜玉佩到會場后不時用手摩挲，高興得像個孩子。他第一次回信中稱我為“賢鄉契”，雖尚未見面，卻讓我有種親切感，于是約了時間去位于北京紅廟他的寓所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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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想不到的是，享譽全國的大學者的生活環境，是未裝修的水泥地面，家具也很破舊，簡陋書房里雜亂的書籍幾乎占據了全部的空間。知道我來自他的家鄉天津，他就用京腔里夾雜的未改鄉音與我交流，所談多是天津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在我心目中，這位老人固然可敬，但更多的是可親可愛。周先生深情地回憶起紅學起步階段與天津的不解之緣，其處女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就發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圖書副刊》。初次見面，我本想多請教些紅學問題，誰知周先生卻說他從事紅學研究“不夠格”，充其量只是個“三流紅學家”，而紅學應由陳寅恪那樣學殖深厚的大學者去探究，才會有進境。他認為文、史、哲三者相得益彰的品質，是紅學的真諦所在。這話也并非他心血來潮隨口說出，而是他長期深入的思考。后來周先生寫成文章《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發表在1995年第4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作為紅學大家，每次見面，周先生從不表白自己近期又出版了什么專著、提出了什么“石破天驚”的新觀點等。其實即使他不表白，業內研究者也早知道并關注著他的研究動態。反觀有些“專家”，對自己的學術成果刻意賣弄，無非是表白自己“有學問”，就顯得小家子氣，如擺地攤似的將什么都擺出來，此舉絕非“良賈深藏”的大家所為。

盡管周汝昌先生謙遜地說他從事紅學研究“不夠格”，自稱只是“三流紅學家”，但卻無人能否定其在現代紅學史上的重大貢獻。胡適雖根據清代文獻史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但僅提供了作者的身世輪廓，同時他又認為“《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俞平伯在紅學史上雖有貢獻，但也曾錯誤地判斷說“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魯迅曾高度評價《紅樓夢》：“打破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但僅是談到中國古代小說的歷史變遷時籠統提及，當時《紅樓夢》在國人的心目中遠未達到現今“四大名著之首”的崇高地位。真正深入系統地從思想內容、文學價值、文化價值對《紅樓夢》進行全方位研究論證的，當自周汝昌始。其代表作《紅樓夢新證》，將《紅樓夢》作者的生平連點成線，使得人們心目中的曹雪芹形象逐漸清晰。他還進一步提出：家世、版本、探佚、脂評這四方面的研究，才是“正宗”紅學的范圍，這些構成了周汝昌獨特的紅學體系，他為這個體系的構建和不斷完善奮斗了一生。為一部作品及作者耗費65年心血，在二百多年的紅樓“尋夢”之旅中，唯此一人而已。只有周汝昌這樣苦行僧式的“解味道人”，才能從天津咸水沽小鎮走向全國，成為一代紅學巨匠。

我感受更多的，是周先生的人格魅力。他歷盡坎坷卻不消沉，一生盡瘁學術并為之執著進取。紅學研究不是其一生成就的全部，他的書法也頗具特色，詩詞賞析方面更是別有會心。他閱盡人生卻并不世故，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來往的多是名流學者，也不乏“達官顯貴”。我去北京紅廟寓所造訪，有時會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客人。這種情況下，周先生不慌不忙，仍有條不紊地和我將該說的話說完，才去接待新一撥客人。于周先生而論，我不過是紅學晚輩，但與他的交往有種平等感。他對任何人，表現出的都是不厚此薄彼的大家風度。他對紅學晚輩的關心，業內有口皆碑。他曾特別為我研究生畢業之際的工作就業問題，給時任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夏康達教授寫了推薦信，使我感受到長者的一份關切。

周汝昌先生雖然離開人世間已經11年了，其身影漸行漸遠，但對我而言，他似乎從未曾走遠過。每當我人生處于低谷或逆境的時候，仰面瞥見書房里懸掛的周先生肖像及他給我的書法題詞“薪傳日朗，俊彥多賢。學積山崇，后來居上”，就油然喚起我學術研究的熱情與良知。于是沏上一杯清茶，埋頭書案，度過那“煮字生涯墨磨人”的寂寞時刻。

（刊于2023年4月4日《天津日報·滿庭芳》）

作者：昊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