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人體科學館館長周國民經常為參觀者講解，10多年來他收集了很多故事，通過各種手段對外展示，希望讓更多人記住這些故事。俞佳一/攝

　　這兩天上海的最高氣溫飆升到38攝氏度，但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以下簡稱“復旦上醫”）校園內的人體科學館里，來來往往的青少年學生依然絡繹不絕。幾乎每一位參觀者，都會在參觀后寫下長長的感言。

　　在這個小眾的博物館，有人為了一排胚胎標本推門十余次，有人因一封遺體捐獻申請書讀懂生命的“新生”，這個展館用千余件人體標本與珍貴的臨床醫學史料，將與公眾有些距離的人體科學“焐熱”成直抵人心的生命課堂。

　　“令人感動”“震撼心靈”“寶藏博物館”……社交平臺與該館有關的熱門帖子很多，其中不少還是“快餐式”閱讀平臺里不多見的數百字長文。

　　提到解剖與標本，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害怕，但10多年來人體科學館吸引了無數參觀者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有人更是已經來過十余次。這里到底為什么吸引人？

　　醫學生的“浪漫”，該捐就捐

　　復旦大學人體科學館依托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解剖與組織胚胎學學科建設而成，該館前身是國立上海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于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人體標本陳列室。作為國內最早成立的人體標本陳列室之一，該館起初僅對醫學院校的師生開放。2013年大規模重建后，陳列室更名為現在的人體科學館，并于2014年正式向公眾開放。

　　11年來，已有數不清的人來到這里，接受一場場直抵人心的生命教育。不管抱著怎樣的心態來到這里，最后人們都懷著莫大的觸動，依依不舍地離開。

　　復旦大學醫學科普教育中心主任、人體科學館館長周國民經常親自為來訪者做導覽，他給學生上課或外出時由志愿者為來訪者講解。只要參觀者愿意了解，周國民恨不得把館內所有展品都介紹一遍。

　　蘇女士在孩子生日當天走進了這家小眾的博物館，沒想到被感動得淚流滿面，“我和啾啾沒有預約，沒有門票，就遇到這位謙和館長（周國民），他手拿百年前的載玻片對著顯微鏡，在場的十來個孩子就再也沒能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

　　有不少參觀者是聽說人體科學館收藏著復旦老校長顏福慶捐獻的早夭雙胞胎孫女標本，決定專程來看一看。“這就是館內的‘鎮館之寶’嗎？”這是周國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而他的回答一直是“在我看來，這里的1000多件展品都是最珍貴的館藏，因為它們都代表了生命最無私的饋贈”。

　　70多年前，國立上海醫學院創始人顏福慶的雙胞胎孫女不幸夭折，從此她們就“安家”人體科學館。顏福慶被譽為“中國現代醫學之父”，他堅持解剖應是醫學院學生的基本課程，但在百余年前，人們普遍認為人體解剖違背倫理道德，雖然政府明令準許醫院及醫學院解剖尸體，但實施起來仍然困難重重。

　　顏福慶的長孫顏志淵回憶：“20世紀50年代，祖父經常帶我到學校里來。有一次帶我參觀放置標本的解剖教研室，他指著一個大瓶子里的兩個雙胞胎嬰孩標本說，這是你的兩個姐姐。”臨終前，顏福慶留下遺言，希望百年后把遺體捐給學校做解剖，然而這個遺愿在20世紀70年代并沒有實現。顏志淵決定去世后把自己的遺體捐贈給學校，替爺爺完成遺愿。

　　“一代學者的風骨，除了治學的嚴謹求真，還有的一定是對學科神圣性的熱愛。尤其解剖學，沒有解剖學就沒有現代醫學。”蘇女士感嘆。

　　還有一個名叫靳安庸的上海醫學院教師，她全家13口人，都簽署了遺體捐贈書。“一輩子都在做切片研究的人，最后把自己的遺體捐獻出來供研究用。”周國民每次都會花大量的時間來給觀眾講述靳安庸的故事。

　　靳老師生前在學校從事組織胚胎學研究，日常工作圍繞著人體解剖、大腦切片和標本制作展開。1997年，年過七旬的靳安庸和丈夫決定辦理遺體捐獻。兩位老人相繼去世后，受到感化的全家13口人都決定捐獻遺體。

　　周國民得知此事后，專門為二老做了一件紀念銅像放在館里展出，“我們沒法展出這種標本，但這樣的故事，需要被具象化”。

　　周國民說，人體科學館的“溫度”，蘊含在“對‘大體老師’的尊重與感恩中”。他回憶自己大學時的解剖課，“大體老師”非常稀缺，一個班幾十人共享一兩名“大體老師”。如今，經過社會各界的不斷努力，復旦上醫的局部解剖學課程中，8-10名學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體老師”學習，“現在條件好了，更要懂得感恩，未來學生走上從醫道路，我想這是他們會記一輩子的事情”。

　　沒有束之高閣的神秘感，只有連載的故事

　　對于人體科學館的建設，周國民經常說：“不是說富麗堂皇就好，最重要還是內涵，一定要有故事。”人體科學館之所以能持續吸引公眾參觀，又讓一些人成為這里的“常客”，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這是一個不斷生長和延展的空間，是連載的故事而不是封存的陳列。

　　復旦上醫是全上海接受遺體捐贈數量最多的醫學院，相應留存的檔案也最豐富。2013年，周國民擔任人體科學館館長后，就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館內便有了一面“遺體捐獻申請書展示墻”。一張張泛黃的薄紙承載著沉甸甸的人間大愛與真情。

　　周國民在2015年整理檔案時，發現了一份泛黃的遺體捐獻申請書，申請人是1983年因白血病去世的36歲研究生吳復生。吳復生在恢復高考后考入位于安徽的一所大學，后以優異成績被原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破格錄取，卻在畢業答辯前確診白血病。彌留之際，他因遺憾未能回報社會，決定捐出自己的遺體，稱這是“給國家和人民的最后貢獻”。周國民被吳復生的事跡觸動，多方尋訪后終于聯系到吳復生的弟弟。弟弟聽聞哥哥的事跡仍被銘記時激動落淚，并于2019年帶家人來到上海參觀人體科學館，目睹吳復生的申請書和照片時潸然淚下。

　　一名70多歲的上海退休工人，跑到公證處，給自己出具了一張遺體捐獻的公證書。據考證，他是全上海第一個為“遺體捐獻”這件事跑去做公證的人。

　　他在公證書中寫道：“我是舊社會生活過來的窮人，解放后，是黨和政府給我過上了幸福的晚年。為了報答黨的恩情，為了祖國醫藥事業的發展，我愿在自己故世后，將遺體獻給上海第一醫學院作科研之用。”公證書末尾，他還強調了一句“誰也不要阻止”。

　　這樣的申請書還有很多很多，有“院士夫妻捐獻者”“普通女工的感人遺愿”“第一位實現捐贈的百歲老人”等，它們全都被掛在了墻上，小小的一兩個平方米的空間，集滿了故事。

　　“如果不去翻找這些史料，這些大體老師感人至深的故事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周國民把它們裝裱起來，高高懸掛在墻上，這些承載著生命重量的紙張，無聲地感動著每一位駐足的參觀者。

　　有的人來了十余次，每次都發現之前沒看過的“好東西”：20世紀40年代去哈佛大學留學的學生寫的畢業論文；二級教授齊登科等教授的科研、教學手稿，其手繪的人體結構圖在精細程度上完全不輸現在的印刷技術；由復旦上醫教授郁慶福撰寫的從解剖學視角探討京劇演唱的原理與技巧的書籍；復旦上醫建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標本切片，一張切片就是一段發展史……很多老物件都是周國民從十幾二十年前的廢紙堆里翻出來的，“大家來了都可以直接上手翻看，‘束之高閣’的神秘感反而會讓人體科學與公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小小的展館，如何與公眾互動

　　周國民說，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來參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講解的個性化”。人體科學館的參觀人群覆蓋了全年齡段，“從幾歲的孩童到年過九十的老人家都有”，周國民會根據參觀人群的不同特征，變換講解風格，將生命教育講得鮮活、動人。

　　來人體科學館參觀的，大多數都是帶孩子來的家長。小朋友們一般對顯微鏡比較感興趣，周國民就把館內各種規格的顯微鏡都找來，和醫學先賢們制作的逾百年切片放在一起展示，“把這些拿出來給他們看一看，馬上興趣大增”。

　　來到人體骨骼模型面前，他把胸骨和肋骨比作“兩個保護心肺的‘保險箱’”，并一遍遍地告訴參觀者，這樣的構造正是想要和人們說“是為了怕你受傷害，也怕你自己傷害自己”。

　　有意思的是，這里除了有硬核的標本與切片，還有很多以人體器官結構為藍本創作的藝術作品。這里正在探索“科藝結合”的新路徑，“有溫度就要有色彩，有色彩就會有藝術”，周國民認為，這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5年前，荀子（藝名）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人體科學館尋找創作靈感，偶遇從旁邊辦公室出來的周國民，從醫學到繪畫，兩人聊得十分投緣。又過了幾天，荀子和周國民提前約了時間，帶著好友麥子（藝名）來深入了解館內展品。有感于人體的精妙與“大體老師”的無私奉獻，一來二去，三人便決定“做一場前所未有的展覽”。

　　展覽最終取名叫“打開你的盲盒”人體解剖藝術展，用時下流行的盲盒概念，來激發公眾對人體科學的興趣。這次展覽以“繪畫+裝置藝術”的形式，展出了荀子歷時4年創作的3本人體解剖圖譜畫卷和面向全國征集的百余份畫作，還推出了麥子制作的人體盲盒互動裝置，將等比例還原的人體器官、骨骼模型進行涂裝，改變觸感與質感，讓人體器官標本變得“更酷、更好玩”。

　　展出兩個月后，周國民在人體科學館的公眾號上發表文章《藝術，給了我們看待人體的新視角和勇氣》。這次醫學與繪畫的合作同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啟發，此后，人體科學館又組織策劃了多場藝術展覽，還與上海曹鵬音樂中心聯合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成立的“天使知音沙龍”合作，邀請孤獨癥兒童們到館內參觀并演出，將純真美妙的旋律留在了這個充滿愛的空間。

　　周國民仍在堅持探尋更多故事，他的這份執著也感召著越來越多的人。來自復旦基礎醫學院各個專業的學生們自發建立了“人體科學館志愿宣講隊”，從解剖課堂到講解現場，他們將這些“無言良師”背后的故事帶給了更多的人。館內現有80余名講解志愿者，有醫學院的醫學生，也有來自上海市各個中小學的同學，他們用00后的語言為參觀者講述：這片皮膚曾觸摸過多少人間冷暖，那個臟器又承載過幾多生活重量！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