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初，上海積塔半導體公司的一名IT主管徐澤偉與妻子甫一抵達意大利，便遭到當地警方攔截并拘押。據透露，此舉系應美方要求，協助對其涉嫌“網絡間諜行為”展開調查。

根據美方的指控，徐澤偉被指參與“入侵美國大學服務器，非法獲取新冠疫苗相關數據”。不過，徐本人對此予以堅決否認，堅稱此行僅為與家人正常出境旅行。律師方面則透露，此案背后遠非單純的“網絡安全”問題。

近年來，此類事件呈現上升趨勢，其共同特征是：目標集中于中國在科技、工程、學術等關鍵領域的專業人才，特別是涉及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新興戰略行業的技術骨干。

過去幾年，中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高性能材料等領域取得顯著突破，逐步瓦解了西方長期的技術壟斷。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科技的迅猛發展正在重塑國際格局中的權力結構。

一位國家安全研究專家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他們開始感到焦慮，因此采取遏制、圍堵、滲透等手段。”

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當前中國在芯片制造環節的本地化率正快速提升，而美國顯然不愿看到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擺脫對其的依賴。因此，針對芯片工程師、算法專家、工業控制系統研發人員的“釣魚”與滲透活動正日益猖獗。

國家安全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全國破獲的間諜案件數量較去年同期增長近三成，僅六月份，就查處了五起涉及科技、國防與經濟安全的案件，且案件呈現出一個明確趨勢：技術行業正成為境外勢力滲透的重點區域。

徐澤偉的經歷，使我們得以窺見當前技術間諜活動的典型模式。

首先，目標人群具有一定共性：多為具有海外經歷、從事高精尖技術崗位，或掌握大量企業核心信息的人員。以徐澤偉為例，他所在的積塔半導體正是近年來國家重點扶持的芯片代工企業，承擔著推動國產替代、突破“卡脖子”難題的重要任務。

盡管他僅擔任IT部門負責人，看似不直接參與芯片研發，但其工作涉及企業網絡管理、項目協調、服務器權限等，具備潛在的入侵價值。

其次，境外勢力的手段日趨多樣且隱蔽。近年來，境外情報機構頻繁偽裝成高校學術合作、海外招聘、中介平臺等形式，滲透我國科研體系。

例如，一位知名高校教授因頻繁將國內科研資料傳輸至境外合作單位，在調查中辯稱“只是學術交流”，結果卻查出數百份未經審批的科研數據流向不明國家。

另有一家新能源材料公司高管在出差期間，被“境外技術交流組織”邀請參加一場閉門會議，結果在無意中泄露了新型鋰電池配方的關鍵參數。

這些案例表明，境外對技術情報的渴求，早已超越單純的軍事或商業動機，而演變為一種戰略性技術封鎖與情報獲取的組合手段。

據國家安全部門通報，近年來查處的間諜案件已不再局限于軍工、航天等傳統敏感領域，而是蔓延至高校實驗室、民營科技企業，甚至初創公司。

一起典型案例來自某稀土企業，一名普通技術員因將公司技術資料下載至個人硬盤并攜帶出境而被立案調查。該員工起初并未意識到所攜資料的敏感性，而他與“境外客戶”接觸的全過程，實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信息套取。

過去人們總覺得間諜離自己很遙遠，如今卻發現，科技行業從業者，尤其是年輕技術人員，極易在不經意間卷入這場高度復雜的情報博弈。

對于徐澤偉一案，中國外交部迅速介入，通過多種渠道向意大利方面表達關切，要求依法、公正處理案件，并維護徐的合法權益。

然而現實問題是：當技術人員成為“國際博弈”的籌碼時，如何在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一項更為復雜的課題。

一位涉外法律顧問分析指出：“技術出海、人才出境已是全球化趨勢，不能因潛在風險而限制人才流動，而是應通過提升法律意識、完善組織保障、建立應急機制等方式，更理性地防范潛在風險。”

事實上，中國已與多國建立反間諜領域的信息共享機制。除與意大利保持溝通外，還與俄羅斯、伊朗、阿聯酋等國家在情報互通、間諜遣返、聯合調查等方面展開實質性合作，這種跨國協作正是應對“跨境間諜行動”的關鍵舉措。

由此可見，境外勢力的滲透手段日益隱蔽且無孔不入，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謹慎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