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蜷縮于歐洲東北一隅，人口不過六百萬，國土相加僅約十八萬平方公里，卻成為近年來國際反華陣營中最為刺耳的“高音喇叭”。

從退出中國—中東歐“17+1”合作機制，到屢次炒作臺灣、新疆議題，三國如同精密校準的儀器，對西方指令執行得分毫不差。這份近乎“魔怔”的反華執念，絕非一時興起或單純利益驅動，而是深扎于其數百年被強權蹂躪的慘痛歷史與夾縫求生的現實邏輯之中，構成了一部小國掙扎于大國棋局下的悲涼注腳。

要理解三國的敏感與偏執，歷史的鏡頭必須拉長，遠不止于蘇聯時期。它們的近代苦難，早在沙俄帝國的擴張鐵蹄下便已開始。

18世紀初，通過大北方戰爭等一系列征服，沙皇彼得一世及其繼任者們將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逐步納入囊中。對于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而言，沙俄統治意味著漫長的殖民壓迫與文化同化。

沙俄統治者視其為通向歐洲的“窗口”和戰略緩沖地帶，但對待當地人民則是嚴厲的征服者姿態。沙皇推行強硬的“俄羅斯化”政策，壓制本土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強制推行俄語教育和東正教信仰，試圖磨滅其民族特性。

經濟上，三國成為俄羅斯帝國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市場，本地經濟結構被扭曲，服務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核心利益。

更關鍵的是，沙俄時期引入了大規模的人口置換策略，鼓勵俄羅斯族移民遷入，特別是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為日后復雜尖銳的民族矛盾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這段漫長的沙俄統治史，在三國民族記憶中刻下了深刻的“被支配”烙印，塑造了他們對強大東方鄰國根深蒂固的恐懼與不信任。

歷史的車輪滾入20世紀，沙俄的崩潰并未帶來真正的自由。短暫的獨立（1918-1940）如曇花一現，三國隨即在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中被無情出賣。1940年，蘇聯紅軍以武力強行吞并三國，將其變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如果說沙俄時期是文化同化與殖民剝削，那么蘇聯統治的半個世紀則是一場更為殘酷的系統性摧毀。斯大林時代的大規模流放、強制集體化、文化清洗變本加厲。本土精英被肉體消滅，傳統文化被壓制，俄語成為絕對主導。蘇聯推行的工業化伴隨著更大規模的俄羅斯族移民潮，尤其是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俄裔人口比例急劇攀升，嚴重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面貌，成為獨立后難以愈合的社會裂痕。

三國被牢牢捆綁在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內，成為其“大家庭”中極不情愿且飽受欺凌的成員。1991年蘇聯解體，三國如驚弓之鳥般掙脫鎖鏈。這份用血淚換來的“獨立”與“主權”，成為它們最珍視也最脆弱的核心價值，對其合法性的任何一絲質疑，都會觸發其最敏感的神經。

盧沙野大使

2023年4月，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法國電視臺討論蘇聯解體后前加盟共和國地位的歷史復雜性時，波羅的海三國反應激烈如遭重擊，聯合抗議要求“承認其合法地位”。這過激反應的背后，正是深藏骨髓的歷史恐懼——它們的存在，在強權眼中是否始終懸而未決？

被沙俄與蘇聯輪番碾壓的慘痛歷史，徹底塑造了它們的生存哲學：小國若不自尋強大靠山，必被巨浪吞噬。獨立后，三國幾乎毫不猶豫地將身家性命押注西方。

2004年，它們同時加入北約與歐盟，將安全與繁榮完全系于美歐戰車之上。這種選擇帶來了表面的安穩：愛沙尼亞的數字科技、拉脫維亞的金融樞紐、立陶宛的制造出口，一度讓三國呈現繁榮景象。然而，依附的代價是戰略自主權的徹底讓渡。它們的經濟命脈——從能源供應到市場準入，國防安全——從武器系統到情報網絡，皆仰賴西方輸血。當國際風向整體轉向“遏制中國”時，三國便自覺成為西方陣營中最廉價也最狂熱的急先鋒。

于是，反華成為三國向西方遞交的核心“投名狀”。

2022年，立陶宛率先退出中國與中東歐“17+1”機制，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緊隨其后，完成了一場向美國展示忠心的“效忠儀式”。三國政客深諳，唯有在反華、反俄議題上“沖鋒陷陣”，才能從西方獲得關注、政治支持與實質資源。

立陶宛在臺灣問題上悍然挑釁中國，縱使遭受嚴厲制裁導致對華貿易暴跌97%，亦在所不惜——經濟代價可被西方援助部分抵消，而塑造出的“忠誠斗士”形象所帶來的政治庇護被視為無價之寶。

力主反俄反華的立陶宛總統瑙塞達

它們甘愿充當西方試探中國反應的“溫度計”：小國體量使其成為低成本的“戰略耗材”，即便觸怒中國，也不至于引發大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俄烏戰爭爆發后，三國更將自身定位為“抗俄最前線”，援烏力度遠超自身經濟承受能力，期望以此“模范行為”徹底綁定西方的安全承諾。

2025年3月烏克蘭危機與歐洲防務峰會

然而，諷刺的是，這份自詡的“忠誠”換來的往往是冰冷的現實與輕視。2025年3月，倫敦舉行烏克蘭危機與歐洲防務峰會，十余國領袖齊聚一堂，曾為反俄“急先鋒”的波羅的海三國卻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

英國首相斯塔默

英國首相斯塔默事后輕描淡寫地道歉，更似施舍而非尊重。匿名西方外交官一語道破天機：“三國不僅被美國出賣，也被英法出賣。”

在西方大國眼中，它們的價值僅存于充當馬前卒之時，一旦失去利用意義，便淪為隨時可棄的棋子。相比之下，烏克蘭至少獲得了真金白銀的援助，而三國付出一切，連一張象征地位的“入場券”都難以換取。

魔怔般的反華狂熱，正反噬著三國自身。立陶宛對華出口幾近歸零，而整個中東歐與中國貿易額卻逆勢突破新高；為配合西方制裁俄羅斯，三國主動切斷俄天然氣供應，導致國內能源價格飆升，通脹高企，民生困頓。更危險的是，其境內龐大的俄裔人口與緊鄰俄羅斯、白俄羅斯的地理位置，使其極易成為未來地緣沖突的“出血點”。

親西方反俄的立陶宛前總理因格麗達·希莫尼特

三國一面高喊“抗俄”口號，一面卻在俄羅斯可能的報復面前瑟瑟發抖——其國土無險可守，軍事上完全依賴北約的承諾。若西方的保護傘因戰略重心轉移或自身實力下降而動搖，歷史上被“二次分割”的噩夢恐非虛言。

波羅的海三國的反華癲狂，是一部小國在霸權夾縫中扭曲求生的病理報告。從沙俄時代的殖民壓迫與文化同化，到蘇聯時期的全面控制與人口置換，數百年被強權支配的慘痛歷史，催生了對主權近乎病態的敏感和對強大東方鄰居的深刻恐懼。現實生存的依附性，則決定了其外交政策必然帶有強烈的投機色彩。

它們企圖以最極端的反華姿態換取大國庇護，卻似乎忘記了國際叢林法則的殘酷真理：忠誠若非以自身實力為后盾，終將淪為笑談；而徹底失去獨立意志的國家，即便聲嘶力竭地表演忠誠，也難逃被邊緣化、被利用、最終在價值耗盡時被遺忘的命運。

當三國政客在反華舞臺上賣力演出時，聚光燈之外的國民，正默默吞咽著這份由歷史創傷與現實投機共同釀成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