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史蒂夫·列維特（Steven D. Levitt）57歲宣布退出學術界時，他的決定在經濟學圈內外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作為克拉克獎（俗稱“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和暢銷書《魔鬼經濟學》的合著者，列維特以顛覆傳統的研究視角聞名，他用數據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的運行邏輯，讓經濟學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這位以“離經叛道”著稱的學者最終選擇離開正統學術賽道，轉而投身商業與播客領域。他的轉身像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代學者的集體困境：在評價指標、經費競爭和發表焦慮的夾擊下，學術研究的公共價值如何實現？圍繞相關問題，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技術政策與公共管理榮休教授巴里·波茲曼（Barry Bozeman）。

鼓勵學術研究回應社會議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許多學術研究往往被視為“象牙塔”中的活動，與公眾生活脫節。您認為學術研究如何能夠更直接地回應社會議題？

波茲曼：“象牙塔”這一流行說法其實存在誤導。若要用比喻，更準確的說法應是復數形式的“眾多象牙塔”。在美國，高校之間的差異顯著，人們通常會將公立大學（如密歇根大學）、私立精英院校（如普林斯頓大學）、小型文理學院（如鮑登學院）、社區學院（如梅薩社區學院）以及近幾年興起的營利性大學（如菲尼克斯大學）區分開來。但這種分類仍不夠精確，僅以州立大學為例：全美50個州各自資助多所高校，但即便同屬一個州，有些州立大學是研究型大學，有些則側重教學，還有些幾乎完全專注于教學。部分州立大學的錄取競爭激烈，學生多來自中上階層家庭；另一些則接納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和“第一代大學生”（父母未接受高等教育者）；還有的被指定為“少數族裔服務院校”，非裔、拉丁裔或原住民學生占比較高。

由于基本職能不同，各院校對社會議題的回應程度存在巨大差異。有些將社會參與視為核心使命，有些則鮮少關注。遺憾的是，多數高校并未給教師的社會參與提供直接激勵，僅有極少數高校在終身教職評審、晉升或薪資決策中重點考量這方面的貢獻。

同時，對于如何定義“社會議題”也很關鍵。例如，有些教師為弱勢群體或組織開設工作坊，協助解決問題——若某高校的師生深度參與流浪者收容所的工作，這顯然屬于社會參與。但那些專注于研究、通過科研成果（如疫苗研發或環保技術）間接造福社會的教授，以及那些雖不直接接觸外部組織卻長期教育寒門學子的教師，難道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對社會議題進行回應嗎？

所以我持更開放的看法：幾乎所有高校都在以不同方式促進社會發展，只是校方很少對這些貢獻進行宣傳。其中多數源于教師的自發行為，有的學者終其職業生涯都專注于社會貢獻，有的則將其作為專業活動的副產品。所以，眾多象牙塔實際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價值，我們應當更細致地識別和評估這些貢獻，并充分認可那些提升社會福祉的機構與個人。

重視研究成果的公共傳播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者應如何平衡學術研究的專業性與公共傳播的普及性？您認為學者是否有責任將復雜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公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如果是，您認為轉化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波茲曼：從歷史上看，學者們在研究成果的公共傳播方面既不夠活躍，也談不上成功。究其原因，許多學者對面向公眾的傳播根本就不感興趣，他們更熱衷于與同行交流，這有助于提升學術聲譽。這種傾向本質上與學術評價體系有關，因為同行認可更能帶來薪酬、終身教職和晉升等實質回報，而公共傳播或許能帶來個人成就感，卻鮮少能讓學者獲得制度性激勵。

然而，一個關鍵因素常被忽視：學者們在研究生階段接受的學術訓練，本質上是在培養與同行對話的能力。年輕學者早早就習得了晦澀的“行話”，這種專業話語體系往往令公眾難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極少有研究者接受過面向大眾的有效傳播訓練，其傳播能力不足實屬必然。

還有個很少被討論卻至關重要的現象：幾乎所有被非專業人士使用的研究成果，都經歷過“知識策展”的過程，即由研究者之外的人士將專業發現轉化為大眾語言。過去數十年間，那些重要且具有社會價值的研究成果，通常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科學記者進行傳播。但隨著傳統大眾媒體衰落和專業科學記者隊伍萎縮，知識生產者和普通受眾之間的鴻溝正在逐步擴大。

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多樣化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報》：許多復雜的公共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需要跨學科合作來解決。在跨學科合作中，如何確保不同學科的聲音能夠被聽到，并且研究成果能夠真正服務于公共利益？

波茲曼：關于跨學科合作的問題，我可以詳盡復雜地分析，也可以簡明扼要地回復。往復雜了說，我們需要探討跨學科合作的動態機制，甚至要追溯到“學科”概念本身，既要分析學科變革的規律，也要考察學科形成與演變的動態過程。不過，我還是想避開這些復雜的社會建構過程，選擇簡要地回應：目前，幾乎所有研究領域都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征，傳統學科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許多跨學科領域，未來終將成為獨立學科。

對于“不同學科聲音”的說法，我不敢茍同其前提假設——似乎我們必須聆聽所有學科的聲音。當然，我們絕不應當阻礙學者的工作，但也不必假裝相信他們的研究必然會造福社會，或者認定研究者都懷揣這種崇高的目標。事實上，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大量的研究都與公共利益無關。

在我看來，“為了知識而追求知識”自有其意義，深奧的、非功利性的知識往往能彰顯好奇心的價值。這種純粹求知的氛圍，即學術研究不必非要直接關聯公共議題，反而可能會激勵更多求知者，創造出具有社會價值的知識。令我憂慮的是，許多學生會對坦言“研究純粹出于好奇心”的學者投以異樣的目光。更遺憾的是，有些學生將僅憑好奇心而研究的學者視為社會寄生蟲。這恰恰說明他們尚未理解好奇心、意外發現與知識演進之間的相互聯系。若能明白這種關聯，他們或許會對“純粹求知者”多些敬意。作為教師，我從不擔心“好奇者”的存在，但對校園里“麻木者”比例的增長深感憂慮。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觀點絕非貶低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研究。我想表明的是，研究服務公共利益的路徑多種多樣，而有些路徑往往出人意料。

反思當前主流評價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學術界是否應該重新思考評估標準，以更好地反映研究的公共價值？如果是，您認為應該如何設計新的評估機制，以確保研究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能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波茲曼：我認為學術界應當反思當前主流的評價體系，也曾多次就此議題開展專項研究，科研評價正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領域。當前基于科學計量學的評估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盡管計量技術突飛猛進，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工具來衡量常規科研產出，但制定能體現研究公共價值的標準卻舉步維艱。

當我們聚焦論文或出版物等傳統科研產出時，開發和使用數據似乎更容易——即便深知這些數據的局限性。比如，我們清楚論文質量參差不齊，便用影響因子、H指數、離散度等作為衡量指標。科學計量學者常自詡：“雖不能精準衡量社會影響，但對科研產出了如指掌。”這大錯特錯！與所有數據驅動型事業一樣，我們構建的只是“局部指標”，雖然它們捕捉到了某些現象，卻遺漏了更多。僅以引文指標為例就可見其局限：研究表明，多數被引論文其實并未被引用者真正閱讀；研究也表明，精明者能“玩弄系統”而人為地抬高引用量；某些署名作者既未參與寫作也未從事研究，純屬“榮譽掛名”；在許多領域，被引率最高的論文往往非原創研究而是文獻綜述，只是為了堆砌而牽強附會地引用。

若比較“引用數據突出的頂尖學者”與“同行評議選出的優秀研究者”兩份名單，結果將大相徑庭，但兩種評價方式各有弊端。上述僅揭示了科學計量評估的部分問題，但同行評議同樣飽受詬病，如資歷偏見、性別歧視、敷衍了事、熟人偏袒、將人格評價與學術判斷混為一談、語言與國籍歧視等，此類問題不勝枚舉。

為何對科研評估效度如此悲觀？因為學術研究的社會影響評估現狀更令人憂心。我曾研究過公共價值圖譜、科研價值測繪、公共失靈測量及社會參與評估等領域，每個議題在技術層面都困難重重。任何受過研究評價訓練的學者都明白其中的難度：社會影響的周期如何界定；當社會結果兼具多重誘因時，如何判定個體研究人員的獨特貢獻；如何區分不同社會影響的社會價值和受到不同影響的社會價值觀。

作為一個量化研究者，我不得不接受這個結論：定性分析依舊是當前評估社會影響或公共利益貢獻的最佳方法。在我承擔校務管理兼科研評估工作和科學的社會研究期間，雖經常使用常規計量指標，但在評估年度教師影響時總結出了一個經驗證最有效的“技巧”，即“請列出本年度最重要的學術與社會貢獻，并附簡要說明供評審委員會決定加薪幅度”。這個方法遠比看論文數量和引用率更見效，且鮮少引發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