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族在中國西部建立政權，自稱大夏國，或稱白高大夏國。同期及后來周邊北方民族又譯稱黨項為唐古、唐兀或唐古特。遼、宋、金人因其在三朝的西部，多稱之為西夏，后世也多用此稱。

“黨項”之名，始見于《隋書》。黨項族的族源現今大多數人認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源自古代鮮卑族。在南北朝和隋朝之際，黨項族分布在現今青海東南部和西北部為中心的廣袤山林草原上。從事狩獵、畜牧業，俗尚武力，無法令，無徭役，不知稼穡。唐朝中期以后，迫于吐蕃族的強大勢力，逐漸內徙，遷往今甘肅東部和陜西北部一帶。

唐末，黨項拓跋氏參與鎮壓黃巢起義有功，其首領拓跋思恭被授為夏州節度使，復賜李姓，封夏國公，統轄夏、綏、銀、宥四州地方，治夏州。黨項拓跋氏由此躋身于北方諸藩鎮之列。

五代時期，夏州黨項政權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晉、漢、周各王朝，并在與鄰近藩鎮的縱橫捭闔的斗爭中日益發展壯大，使得中央政權也不敢小視夏州李氏政權。

宋初，黨項族首領臣屬宋朝。李繼捧弟繼兄位，引發內部矛盾，遂向宋獻五州地。其族弟李繼遷反對宋朝直接接管夏州政權，公開抗宋自立。黨項族在李繼遷的率領下，外附遼朝，內聯諸族，經過15年與宋拉鋸式的反復角逐，又重新占據夏州政權的統轄區域，迫使宋朝封李繼遷為定難節度使。

李繼遷死后，他的后繼者李德明，在宋遼關系緩和的形勢下，與遼、宋保持友好關系，繼續向西部發展勢力。宋天禧四年（1020年）將統治中心移往賀蘭山麓的懷遠鎮，改稱興州（今寧夏銀川），宋天圣六年（1028年）占據河西走廊。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嗣位。

元昊繼承夏國王位，是西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元昊具有雄才大略，提出“英雄之生當王霸”的主張，因此，元昊自承襲王位起，便有步驟、有目的開始了他的王霸事業。首先是改姓，將唐朝和宋朝賜給黨項皇室的李姓和趙姓，改為黨項姓嵬名氏，元昊自稱“兀卒”即表示自己為天子可汗之尊；其次是發布剃發的法令，令國人皆禿發。再次是頒發了有關服飾的規定，凡文官武將、庶民百姓各有所服。而元昊本人衣白窄衫，氈冠紅果頂，冠后垂紅結綬，這是采用了吐蕃贊普和回鶻可汗的服制。

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１０３８年），元昊稱帝建大夏國，在給宋朝的表章中公開宣稱“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

至此，西夏轄境約相當于今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的大部、陜西的北部、內蒙古自治區的西南部、青海省的東北部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蒙古國的一部分地區。成為當時能與宋、遼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勢力。西夏從景宗元昊到末主睍共傳十帝，歷時190年。

西夏是多民族國家，黨項人為統治民族，但又聯合漢人、吐蕃人、回鶻人等上層，可稱是蕃漢聯合政治。皇族嵬名氏（兼用漢姓李）注意與黨項的大姓通婚，后族“貴寵用事”，而皇權與后權，皇族與強宗大族之間也不時發生沖突。但西夏沒有建立像遼朝那樣的兩套官制，大體是效仿宋制，設立中央官制和地方的州縣制。

西夏巧妙地利用了遼朝與北宋的矛盾，爭取自身的獨立和生存，但主要的敵手是北宋，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西夏最初處于攻勢，并且成為勝者。西夏軍以騎兵為主力，但不善于攻城戰，故對宋只限于邊境殺掠。后來又不斷地被北宋攻城略地，被動挨打，卻仍努力支撐困境。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西夏利用金軍攻宋的機遇，奪取若干被占之地。此后與南宋隔絕，而與金朝基本維持和平。到夏金晚期，雙方都在蒙古的威脅下，仍然發生戰爭。

西夏于寶義二年（１２２７年）亡于蒙古。史稱西夏“立國二百余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 西夏文的創制。1036年左右，元昊頒行黨項文字，“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元昊主持創制的蕃書，即后來所稱的西夏文。

元昊尊蕃書為“國字”，使“藝文誥牒盡易蕃書”，并且用這種文字翻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書。翌年設立蕃、漢二字院，蕃字院掌管與吐蕃、回鶻一帶的往來文書，漢字院掌管與宋朝的往來表奏，中間寫漢字，旁邊寫西夏文。不到三十年西夏文就在西夏境內的法律條文、官署文件、審案記錄、買賣契約、文史書籍、字典辭書、碑刻銘文、印章、符牌、錢幣以及譯自漢文的儒家經典、史書、類書和兵書等典籍，得到廣泛使用和傳播。

為了便于學習本民族的文字，西夏中后期編撰了多種西夏語言文字方面的辭書。《音同》（又譯作《同音》）是一部以聲母分類的西夏文字典。這部字典共收六千多字。大致成書于公元1132年，是迄今現存最早的西夏字書。《文海》是一部兼有《說文解字》和《廣韻》特點的大型西夏文韻書；為了便于漢族人學習西夏文，西夏人還于1190年編寫了夏漢、漢夏雙解通俗語匯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

西夏文屬于表意性質的方塊字，直接借鑒漢字形體構造的“六書”（即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的造字方法，以會意合成和音意合成方式為主，它的基本筆劃類似漢字“形體方整，類八分”，也有點、橫、豎、撇、捺、拐、提等。而且西夏文的書寫亦有楷書、行書、草書、篆書之分。

在吸納漢文字造字方法的同時，又有黨項民族獨特的構造方法，如筆劃較漢字繁復，撇、捺等斜筆教多，無豎鉤；象形字和指示字較少；會意字比漢字少，類似拼音構字法的反切上下合成則是西夏文構字的一大特點。

西夏文的創制對西夏文教的興盛、佛教的傳播、文學的繁榮、印刷業的進步都有直接影響，可以說對整個西夏文化的進步有巨大的貢獻。 西夏的國家體制和統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響。從李繼遷伊始至西夏末年，歷代西夏統治者都積極學習和摹仿宋朝，設官建制。李繼遷 “潛設中官，盡異羌人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

李德明時期 “大輦方輿，鹵薄儀衛，一如中國制。”李元昊為建國更是摹仿宋朝建立一套官制，官分文武兩班，設立了中書、樞密二司，及御史臺、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群牧司、飛龍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機構。元昊于立國的第二年再度改革官制，改宋二十四司為十六司，使西夏官制和機構已頗具規模。

此后，西夏的官職和機構在中后期又有新變革，與前期相比有二點不同，一是職官和機構愈分愈細，二是前期的官制改革多屬政治軍事方面的，而中后期有關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官職有了明顯的增加。

西夏時期大致設立了五種學校：蕃學、國學、小學、宮學、太學。西夏建立學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人才的需要，尊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還發展科舉制度，大約于崇宗（1087-1139）后期開始設童子科實行科舉考試，西夏仁宗人慶四年（1147）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舉取士選拔官吏，不論蕃漢及宗室貴族由科舉而進入仕途成為必然的途徑。

西夏在實行科舉之后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設立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無疑都是通過科舉進身授職的。

此外，西夏黨項世代皇親宗室，欽慕漢族文明，崇儒尚文，編寫了一些融合和宣揚儒家學說的書籍，如《圣立義海》、《三才雜字》、《德行記》、《新集慈孝傳》、《新集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西夏儒學的發展是一種處在儒家影響下的官僚體制與政治文化。

西夏的思想與宗教。佛教是西夏的國教，建國前后六次向宋求贖佛經，宋朝賜以《大藏經》。元昊在立國之初，便開始用西夏文翻譯佛經，歷時五十多年，共譯出大小乘佛經820部，3579卷，它不僅滿足了西夏黨項民族對佛教信仰的需求，而且是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的盛舉。

元昊在發展西夏佛教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建設大規模的寺廟。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建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高臺寺，西夏著名的承天寺是諒祚母后沒藏氏倡建，干順天佑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發愿，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重修涼州感通塔及寺廟，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贊慶，這通碑就是保存至今的著名“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

干順時期另一個大規模的活動是在甘州建筑臥佛寺。這個寺廟規模宏大，現仍可從保存至今的臥佛寺略見其當年的風采。西夏遍布全境的寺廟可概括地分為興慶府—賀蘭山中心，甘州—涼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中心。西夏官府制定法律保護所有的寺廟、殿宇、宗教建筑、佛像及圣地，并施舍錢物，以為慶贊。

西夏政權大力提倡佛教的政策，提高了佛教寺廟和僧人的社會地位。西夏的僧人是一個不勞而獲的階層。他們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權，僧人不負擔攤派的雜事，不納稅；僧人犯罪后，可以減免罪刑，可以用官品抵當，可以不受黥刑，寺院的環境亦要受到法律的保護，等等。由此不難看出西夏僧人的優厚待遇，同時也說明了西夏對佛教的重視程度。

西夏時期已有帝師之稱，修正了中國帝師之設始于元代的傳統看法，目前從新的文獻資料中發現的西夏的帝師不只是1位，而是至少有3位。西夏開始封設帝師，進一步抬高了佛教的地位，使王室和佛教領袖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增強了佛教領袖對政治生活的影響。

在西夏除帝師以外，還有國師以及其它有高級職稱的僧人，他們是僧侶的上層，具有較高的學識威望，在推動西夏佛教發展方面起著核心和中堅的作用。西夏后期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趨勢日益增大。

農牧并重是西夏社會經濟的特色。境內河西隴右地區的興（今寧夏銀川）、靈（今靈武西南）、甘（今甘肅張掖北）、涼（今武威）等州，“地饒五谷，尤宜稻麥”，西夏重視水利建設，夏仁宗時期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專設條文具體規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在農業生產中已普遍使用鐵制農具和牛耕，宋人認為“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

西夏境內的牧區主要分布在夏（今陜西靖邊北白城子）、綏（今綏德）、銀（今米脂西北）、鹽（今寧夏鹽池北）、宥（今陜西定邊東）諸州，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一帶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帶以及河西走廊地區的廣闊草原。

西夏牧業的畜類，以羊、馬、駝、牛、驢、騾、豬、狗等為主。馬匹在牧業經濟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除用于軍事和生產外，還作為大宗商品同周邊進行貿易，又是對宋、遼、金的主要貢品。西夏境內所產的“黨項馬”馳名當時。駱駝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區的運輸工具，阿拉善和額濟納地區是主要養駝地區。羊、牛、豬、狗是西夏農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來源。黨項族在長期從事畜牧業生產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反映在西夏時期編纂的辭書《文海》中，對牲畜的分類與觀察尤為細致；特別是對馬、牛、羊品種的區分，對牲畜的管理、繁殖、飼養、疾病及治療等，都有獨特的方法與一套完善的經驗。

西夏的手工業門類也較齊全。夏仁宗天盛時期（1149—1169）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門》中，規定設立的國家手工業管理機構，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絹織院、首飾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出車院等。西夏較重要的手工業生產行業，有紡織、冶煉、金銀、木器制作、采鹽、釀造、陶瓷、建筑、磚瓦等。西夏的兵器制造較為發達，“夏國劍”被宋人譽為天下第一。

西夏與宋、遼、金、回鶻、吐蕃等鄰國與民族都有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關系，西夏在與宋、遼、金的邊境地帶設有共同使用的榷場進行和市，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貿易場地和牙人評定貨色等級，由雙方官府派遣的監督、稽查人員共同管理市場，征收稅務。

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設立通濟監鑄錢。根據已發現的西夏錢幣，以夏景宗時所鑄漢文天授通寶錢為最早，以神宗時漢文光定元寶為最晚，西夏除獻宗、末主兩朝外，其它各朝都有鑄錢實例。

西夏的都城興慶府，天慶十二年（1205）改為中興府。據今存明代《寧夏城圖》，基本上保存了西夏興慶府城的輪廓和布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余里，東西倍于南北，相傳以為人形”。興慶府作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筑上無不借鑒于唐都長安、宋都開封的規劃布局。特別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務管理機關、城門和街坊名稱上，都有直接淵源或借用之處。作為皇家統治與生活中心，有一定規模的宮城建筑，宮室殿宇，官廳衙署，還有為皇家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及龐大的兵營和倉庫。城西北建有避暑宮，西部賀蘭山東麓營建離宮、佛祖院、五臺山寺、皇帝陵園，城東15里的黃河岸畔建高臺寺及諸浮圖。興慶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在國內處于十分重要地位。

西夏的社會風俗，《遼史》卷一百十五，二國外記《西夏傳》云： 其俗，……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于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谷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讎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為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西夏于1227年亡于蒙古。蒙元在滅亡和占領西夏的過程中，西夏文化逐漸淡出歷史的視野。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夏文化毀于戰火。西夏的頑強抵抗遭到蒙古的殘酷報復，中興府受到三次毀滅性打擊，府城內幾乎夷為平地，郊外一片荒原。在取得西征、南征，招降西藏的戰果之后，蒙古諸王為爭奪汗位又長期互相爭戰。河西遂成為爭奪汗位的戰場。

為了逃避兵燹，西夏疆域內的原居民不斷遷往各地，形成規模相當大的移民潮，使西夏文化隨著民眾的逃亡而不斷散失。他們遷徙的范圍相當廣泛，見諸記載者就有中亞、尼泊爾、漠北、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東、江浙等諸多地區。其中既有西夏國的統治民族——黨項族人，也有其境內的其它各族人民，構成現今尚存的西夏遺民 。

二是民族大遷徙帶來的民族新格局的形成，直接導致了西夏文化的衰亡消失。蒙古不斷將征服的中亞、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漢族居民，遷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注入伊斯蘭文化和漢文化。穆斯林不斷進入河西，出現了“元時，回回遍天下，居甘肅者多”的局面，西夏故地已成為回回聚集的地方了。

自蒙古滅夏后，西夏文字已不再作為官方使用的文字，逐步被放棄使用。因為回回人的增多，代之而起的回回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作為各族間文化經濟交流的文書在絲路驛站中流行。

三是元朝人修史時，未給與遼宋金鼎立約二百年，幅員二萬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專史，只是依據遼宋金三朝舊國史編成分量不大的傳記，附于三部正史之中（《遼史》西夏外記一卷，《宋史》夏國傳二卷，《金史》西夏傳一卷），致使豐富的西夏歷史資料湮滅無聞。

直到1908年俄國人科茲洛夫在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發掘大量的西夏文佛經、文獻和文物，西夏的歷史文化才又引起世人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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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識》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