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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來 編輯|徐 來

《——【·前言·】——》

你可能以為清中葉才野蠻，400多年后再看，多爾袞那幾招，真讓人倒吸冷氣。

剃發易服，拔的是腦袋還是根？

1644年五月，清軍還沒完全站穩腳跟，多爾袞就下了個狠命令：“剃發易服”。

什么叫狠？就是你想活，就得把頭發剃掉，把衣服換掉，不換，死。

有人說那是換個發型，換個衣裳，小題大做，可在當時，這就是斬文化、滅記憶、斷根本。

漢人祖宗八代講究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刀剃下去，那不是剃頭，是割孝、斷骨、滅門風。

更別提連帶衣服制度也得跟著換，穿漢服犯法，留長發等死。

幾百年形成的審美、禮制、風俗，一朝盡毀。

多爾袞不商量，他是命令，不是協商。從北京開始，到江南再推，一步步逼近。

許多老百姓白天在街上走著，被清兵拉住，看你頭發一長，直接用刀削。

剃頭匠帶兵巡街，帶刀剪發，一刀剃不完，再來一刀，剃到血冒出來才作罷。

反抗的結果？很簡單，滅門。城南一次剃發風波，百姓反抗，士兵直接放火燒了整條街。

有的人躲在家里頭不敢出來，兵就掄刀沖進去，連著一家十幾口一鍋端。殺得快，埋得都來不及。

順治元年七月，規定十日之內不剃發者處死。想躲？沒門。官府規定“鄰里舉報”，誰不剃，誰全家連坐。

于是，有的父親親手給兒子剃頭，邊剃邊哭；有的兒子跪著求父母屈服，否則一家都得完蛋。

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第一次被大規模砸碎的過程。

這政策后來變本加厲。到了江南，不剃發的村莊被圍剿，抵抗的讀書人、手藝人，統統被拖出去當街處斬。

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事件，就是這樣一步步激化出來的。

清兵本可以只打兵不打民，多爾袞卻偏要用“剃發”作為試金石，誰不剃誰就不是“順民”，誰不是順民就該死。

剃發令后來成為江南百姓心中無法抹去的傷。

哪怕是之后清廷自己覺得過了頭，想要緩一緩，也已經來不及了，恨意種下了。

我想問，你要是一個漢人老百姓，突然政府逼你剃發、改衣、變姓、換禮，那你是認命？還是拼命？

這是多爾袞第一刀，剃的不只是頭發，是族群尊嚴，漢人從此第一次在制度層面，被逼低頭。

圈地、逃人、滅活路

剃頭是第一步，接下來的，是圈地占房、逃人法，直接讓百姓連飯都吃不上。

多爾袞讓旗人進京，占地圈房。他不管你有沒有祖墳、有沒有幾代人住在那里。只要旗人看上，地方官一句話：這塊地，交出來。

清軍剛入關那會，北京、順天、保定，不少“良田、美宅”一夜之間變成旗人圈地，原主一腳踢出去，走都得走遠點，回來就被打。

那時候，連王府邊上的一些富商都沒能幸免，更別說平頭百姓。

一些旗人甚至在圈地時“順手牽羊”，看到誰家還有值錢東西，直接帶走。你說他們打仗打贏了，是不是應該克制點？結果是變本加厲，誰攔路就砍誰。

圈地圈完了，問題還沒完。土地少了，百姓沒得種，只能逃。逃荒、逃稅、逃官役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多爾袞出了個更毒的政策：逃人法。

逃人法的核心是什么？誰逃，抓回來；誰收留，殺頭。

這是一種徹底否定社會互助的制度設計。有災民來了，不管你是不是出于好心，只要你讓他落腳，就是犯法。

你家要是吃飯給他一口，哪怕只是口粥，被發現了也得挨打甚至判刑。

當時山東、河南連續遇到水災和旱災，一大片人沒吃的。

走在路上的，不是乞丐，是“逃人”。這些人被編上了名冊，官府貼告示懸賞通緝。

小孩、孕婦、老人照樣捆走，抓進牢里。

更狠的是，有些地方官直接殺雞儆猴，捉到逃人，就地砍頭，頭掛在衙門前樹上三天不收。

百姓嚇得連哭都不敢哭，只能裝作不認識。

很多人明明就是同鄉、親戚，到了關鍵時刻也得裝作陌路人。

有逃的，就有抓的。很多地方衙門被硬性攤派“必須捉幾名逃人”，捉不夠，地方官自己要受罰。

所以就有了什么？嫁禍、栽贓、錯抓、濫殺。

只要你看起來像“外地人”，說話不一樣，穿得破爛點，就可能被拷上。

這不是執法，這是獵人打獵。

我問一句：如果你是那個逃荒的母親，懷里抱個孩子，走到一個村口，結果被村民看見立刻拉上官府，你會怎么想？

那種絕望，今天說出來都叫人脊背發涼。

多爾袞這種“死要制度”的統治思維，根子上就不把百姓當活人看，活路沒了，人被逼瘋。

很多人后來寧愿投奔山賊、亂黨、流寇，也不愿留在清政府控制的地方。

政策不是不該有，但當政策變成絞索，那它的本質就是災難。

逃人法是活生生地把老百姓推入絕境。這不是戰火造成的，這是制度本身制造的死局，而圈地，是在物質層面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逃人法，是在制度層面堵死最后一條退路。

兩者結合，活人活埋，百姓只能吞下這口血淚飯。

多爾袞死得突然，斗爭立刻開打

1648年，清廷政權表面風平浪靜，底下已經亂得一塌糊涂。多爾袞當時手握軍政大權，連皇帝順治都靠邊站。

順治才十幾歲，剛懂事，多爾袞自稱“攝政王”，后來又加封為“皇父攝政王”。

這個稱呼聽著像尊敬，其實是僭越。

在清朝那套禮制里，除了天子誰都不配被叫“皇父”。他這么干，等于把自己架到半個皇帝的位置上。

官場私底下開始流傳一句話：“天子有其名，攝政有其實。”

順治聽得多了，心里窩火，多爾袞活著時，他不敢動。一來年紀小，二來身邊人也怕惹火燒身。

可就在1650年，多爾袞出征狩獵，在喀喇城摔下馬，沒幾天死了。一代權臣，就這么一頭栽下去，沒能回到北京。

死訊一到，朝堂立刻變臉。

順治開始收拾攤子。大臣們也動了。短短幾天，多爾袞生前的親信、部屬、附庸，紛紛被查抄、貶職、流放。

原本一言九鼎的“攝政集團”，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最狠的一刀，是第二年順治親自下詔，追奪多爾袞生前封號，指控他謀奪皇權，甚至逼死太后。皇帝親口寫下：“僭越名號，亂我朝綱，貽誤天下。”

多爾袞尸骨未寒，陵墓被掘，棺木被剖。

這是清朝開國以來第一起對親王剖棺抄家的大案。

他死前風光無限，死后“罪名滾滾”，從攝政王變成“篡權罪人”，只花了一年時間。

朝廷不手軟，幾位與多爾袞交好的將軍，被流放寧古塔，很多連家人也未能幸免，以前跟多爾袞混得近的，現在一個個低頭謝罪，哭都來不及。

我覺得，這場政治反轉，等于再給社會扔了顆雷，剛穩定點的朝政，又陷入新的派系斗爭中。

老百姓不關心多爾袞有沒稱帝，他們只關心誰能讓他們有飯吃，不被砍頭，不被圈地。

可這場爭斗，卻是權貴們在互相拉扯、踩著百姓尸體往上爬。

多爾袞死前殺伐果斷，死后狼狽不堪，整個朝廷猶如驚弓之鳥，人人自危，沒人相信權力可以交接得體面。

天災連年，逃人不準，百姓怎么活？

順治七年，山東大旱，之后兩年，河北、河南、山西接連被水災沖垮，田地被泡，糧倉空了，老百姓眼睜睜看著地里冒水、鍋里見底。

這種時候，按理說應該放寬戶籍政策，讓災民能跑能活。

可逃人法還在。政策一條條寫得死：誰私逃，抓；誰收留，罰；地方衙門不報，連坐。

結果就出現了極度荒唐的一幕——人已經餓瘋，還是不敢逃。

有些人實在活不下去，一家人背著細軟夜逃。路上遇官兵盤問，被認定是逃人，全家捆走。

后來尸體被丟在衙門口兩三天沒收，風吹日曬，爛得都沒人敢靠近。

更慘的是，被“好心人”收留的人家也倒了霉。有個河南小村，收了三戶災民，結果第二天早上，縣衙人馬殺到，把全村長老都拉走。

理由是“窩藏逃人”，三人被亂棍打死。

從此，再沒人敢管閑事，路邊人餓死也只能裝沒看見。

我不理解，這是哪門子的“順治之治”？

這還不止。圈地留下的空白，沒填。旗人拿了地，不耕種，懶得管。結果大片土地荒廢，荒了三年，連牛糞都沒人撿。

有人偷偷進去種點菜，被發現后活活打斷腿。

社會秩序名存實亡。兵在地頭收人頭，官在衙門抄戶口，百姓連夜不敢燒火做飯。很多村子干脆搬進山里，做流寇、當強人。

大清開國不過十年，全國上下，像一鍋煮沸的湯，正往外翻滾。所謂“盛世”，只存在在皇宮里；所謂“安民”，不過是紙上談兵。

還有更諷刺的事情。順治朝前期，旗人拿地不耕，但朝廷依然向“未耕地”征稅。誰交？地方官硬攤派。交不上，百姓補。

結果是百姓不種地還得交稅，等于被空手打劫。

那時候的田賦就是懸在頭頂的絞索。一次繳不上，家產就被抄，孩子被抓去做“牛童”當苦力。

百姓不明白為什么要這樣活。明明已經逃荒了，連個落腳地都沒了，為什么還要再被當“逃人”關進牢里？

答案很簡單：制度不能出錯，哪怕出錯了，也不能認。

這就是我說的第四場災難——制度不松口，天災也變成了人禍。

逃人法、圈地令、剃發令、清洗令，一環套一環，把百姓套死在泥里。

誰也沒活得輕松，除了少數坐在上頭的人，他們的安穩是踩著血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