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當然需要進行改革，但改革不是零和博弈，不是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團過多影響的建制派政客與華而不實的民粹政客相互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

2、過多強調精英主義是對少數人人性的過度樂觀，容易遭到平民主義的反彈。過多強調平民主義是對多數人人性的過度樂觀，容易釀成民粹，引起精英主義的反彈。

3、既然精英統治是改變不了的事實而又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名不副實、德不配位，那么，最具可行性的方法是改進政治精英的選拔體系，既讓政治精英進行充分磨練，具有可驗證的政績和人心支持，又讓政治精英的產生與人民民主、大眾福祉有互相影響的密切關系。

4、筆者在《》中提出“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賢能民主方案，希望將公正有效監督下的精英推選和人民評價相結合，精英推選是吸取考試、考察、舉薦的有益經驗，讓那些對復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經過實踐考驗和民意檢驗的精英群體通過協商與投票的方式進行最初選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形成的人心。

5、一個政治人物若想成為總統，必須經過充分的磨練和經驗累積，要同時獲得經過實踐考驗和民意檢驗的精英群體和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雙重認可。這樣的話，被推選出來的政治人物有更大概率是德行和能力都很突出、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他們既要考慮作為同行的政治精英群體的訴求，以贏得政治精英群體的支持，又要積極解決民眾關切的問題，以贏得民眾的支持。在政治問題日趨復雜的現代社會，普通人往往難以有動機和條件去成為理性政治人，他們容易被忽悠、欺騙，他們有可能在短期內作出錯誤選擇，但經過政治領袖一個任期的實踐，普通人是否滿意既是他們最正當的權利和自由，又是他們最清楚的事實。

假若美國政治這樣改進，將不會產生特朗普現象

文/鄧峰

來源/作者授權發布

特朗普（Donald Trump）卷土重來讓輿論場產生撕裂，許多人相互攻訐。然而，無論特朗普的批評者還是支持者都應該承認的基本事實是：特朗普現象是美國病灶的癥狀而非可持續的藥方，既不能忽略、輕視特朗普現象所折射出的美國政治、美國民主所面臨的嚴峻困境，又不應幻想德行和能力備受爭議的特朗普能激濁揚清。

美國當然需要進行改革，但改革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任性妄為，不是制造撕裂，不是陷入被既得利益集團過多影響的建制派政客與華而不實的民粹政客相互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直到產生特朗普現象，乃至重蹈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悲劇。

無論特朗普現象還是希特勒現象，歸根結底都是當年德國和現今美國的政治體系不能解決長期困擾民眾的問題，不能團結、整合不同群體，故才讓那些有嚴重被剝奪感和失落感的選民群體不再信任建制派政治人物，轉而幻想離經叛道的特朗普和希特勒來重建政治秩序。當然，特朗普和希特勒至少在目前仍存在重大區別，特朗普是好是壞尚且需要實踐和人心來驗證。但無論特朗普最終會帶來什么，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當民主不能通過良政善治來解決問題和團結民眾，那么，無論民主政治有多么毋庸置疑的道德正當性與合法性，終究都難以取信于民，因為永遠不要遺忘和忽略的基本真相是政治的存在意義恰恰在于解決人民關切的問題。

（希特勒的歷史教訓說明，當一個政治體系不能有效應對危機和解決問題，那么不論政治體系是否民主，政治體系與民眾之間的契約都會面臨動搖的風險。）

應對特朗普現象、希特勒現象乃至所有民粹主義危機的根本之道是，通過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與合理的、可持續的精英政治、賢能政治來改進現有政治體系。只有根據人性和社會規律，靈活結合賢能與民主，讓賢能和民主相互約束，賢能才不至于扭曲為腐敗、墮落、充斥特權的封閉小圈子，民主才不至于淪為劣質、低效、平庸、狂熱的民粹盛宴，政治體系才能既公正又有效地平衡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過多強調精英主義是對少數人人性的過度樂觀，容易遭到平民主義的反彈。過多強調平民主義是對多數人人性的過度樂觀，容易釀成民粹，引起精英主義的反彈。

社會分層、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正常現象。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說：“除了短暫的歷史片段外，人民總是受精英統治……人類的歷史，就是精英不斷更迭的歷史：你來我往，此消彼長。”哪怕是作為當今主流民主形式的選舉民主，同樣包含某種程度的精英色彩。然而“人民總是受精英統治”的歷史事實絕不意味著那些占據統治地位的精英都是當之無愧、眾望所歸的精英。

從古至今，有太多占據統治地位的精英都是尸位素餐、德不配位，他們只不過因為諸多并不公平的因素恰好處在掌權位置。既然精英統治是改變不了的事實而又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名不副實、德不配位，那么，最具可行性的方法是改進政治精英的選拔體系，既讓政治精英進行充分磨練，具有可驗證的政績和人心支持，又讓政治精英的產生與人民民主、大眾福祉有互相影響的密切關系。

（特朗普的德行、能力備受爭議，他的改革過程充斥謊言與混亂，缺乏審慎、周密和必要的團結，一個更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特朗普改革的積極面向會被消極面向侵蝕。）

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在《》中提出“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賢能民主方案，希望將公正有效監督下的精英推選和人民評價相結合，精英推選是吸取考試、考察、舉薦的有益經驗，讓那些對復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經過實踐考驗和民意檢驗的精英群體通過協商與投票的方式進行最初選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形成的人心。

本來，美國開國元勛們在建國之初同樣是希望將精英和民主相結合。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說過：“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負責人如何。”為了讓總統“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擔當”，漢密爾頓建議：“應予希望的是，直接選舉能夠由這樣一些人來實現，他們最善于辨別適宜于這一職位需要的品質，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審議的條件下行動，并使一切理由和主張都能適當地結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選擇。由人民群眾普遍從本地同胞中選出的少數個人，最有可能具有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然而遺憾的是，美國政治早已偏離精英民主的方向，那些所謂的政治精英許多都名不副實，民主經常被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侵蝕，以至于治理失效，造成特朗普現象。

（美國開國元勛們在制憲會議期間所建立的政治體系是希望結合精英與民主，是希望總統“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擔當”。）

假如依據賢能民主方案改進美國政治，有希望讓民主政治通過探尋良治、解決問題和團結民眾來取信于民，消除特朗普現象的土壤。具體而言，以美國總統的產生方法為例，主要包括候選人、進行推選的精英群體、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等三個部分。

在候選人部分，如果要求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是擔任過州長并在任期結束前夕的轄區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中表現優異（比如，滿意票數超過不滿意票數），便能保證總統候選人至少有經過轄區人民認可的實際政績和人心支持。民眾作出事后評價既是他們的民主權利，又相對最符合他們的政治理性，因為民眾可以純粹基于自己是否滿意來進行事后評價的投票，而他們恰恰是最熟悉自己是否滿意的人。除此之外，一個國家應該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確保下面所有州的州長都有機會了解和參與國家公共事務，比如，可以設立一個全國重大政務會議機制，一年召開數次，各州州長受邀出席。這樣的話，一個人在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前既有擔任州長經歷、參與過國家公共事務，又因為事后民主評價而又相對可靠的實際政績和人心支持。

（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是20世紀美國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各自十分推崇的總統，他們均在擔任總統之前擔任過州長。）

在精英群體推選部分，新人總統推選會議可以考慮讓除現任總統之外的副總統、各州州長、副州長、中央政府組成部門負責人、國家議會有經驗有聲望的議員（國家議會所有議員投票產生的議員代表，數量不宜超過各州州長和副州長總人數），他們應是漢密爾頓說的“具有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的精英。

作為補充的是，如果現任總統在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時被否決（比如，不滿意票數超過滿意票數），那么與之相關的副總統、中央政府組成部門負責人能否成為新人總統推選會議成員，可以考慮增加一道選拔程序，比如，副總統需要通過國家議會的信任投票，中央政府組成部門負責人得看他們能否在每個組成部門中層及以上官員匿名投票推選過程中成為各自部門有經驗有聲望的代表，誰能成為所在部門有經驗有聲望的代表，誰將代表所在部門成為新人總統推選會議成員。待推選會議大討論后開始投票，得票超過一半者當選總統，若首輪投票均未有人超過半數，可在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之間進行第二輪投票。這樣的話，參與推選的精英群體涵蓋中央、地方、行政部門、議會，兼具不同的政治經驗和民意基礎。

這其實是對議會制的重大改進。不少研究者認為，議會制比總統制更加牢靠，更能保證治理績效。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說過：“與議會制相比，總統制下誕生好政府的可能性比較低。因為在總統制下，你出現在電視上的個人形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在議會制下，比如英國，首相在當選之前是議會成員，也許是一位部長，民眾對他了解的時間比較長，了解得比較充分……他們對于候選人是什么類型的人、是否具有內涵、講話是否真誠已經得出了一些結論。”

相比于民眾直選總統，議會制有兩重保障，一是政治人物在成為首相或總理前具有擔任議員乃至部長的經驗，二是首相或總理是由含精英成分相對較高的議員群體推選出來，議員群體比總統制下的選民更接近漢密爾頓說的“具有進行如此復雜的審查工作所必需的見聞和眼力”。但議會制政治人物的實踐磨練與人心檢驗依然有可能存在不足，議員群體的“見聞和眼力”并不牢靠，故議會制同樣存在風險，英國脫歐以來的政治混亂便是例證。

有鑒于此，如果既能通過國家議會有經驗有聲望的議員來整合、提煉、理性化國家議會意見及其背后民意，又能讓涵蓋中央、地方、行政部門、議會的副總統、各州州長、副州長、中央政府組成部門負責人、國家議會有經驗有聲望的議員共同推選，則能提升精英推選的成功概率。畢竟，無論州長、副州長還是中央政府組成部門負責人、國家議會有經驗有聲望的議員，都有可能存在認知的短板和受制于所在地方、部門的利益，但如果讓政治精英成分相對最高的他們相互制衡、共同推選，自然更有希望作出最優選擇。

在一人一票民主評價部分，除了指轄區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結果是各州州長能否連任或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前提，還包括全國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結果直接決定現任總統能否連任、退休禮遇。現任總統在一屆任期結束前夕，會有一次全國民眾的一人一票民主評價，若他滿意票數超過不滿意票數，則可連任一屆，反之必須引咎辭職。如果他繼續連任一屆，并在第二個任期結束前夕再次接受全國民眾的一人一票民主評價，若他不滿意票數超過滿意票數，同樣必須引咎辭職，但若他滿意票數超過不滿意票數，則視乎國家法律對于總統任期的規定。如果一個人最多不能超過兩屆，那同樣應該卸任。全國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結果與現任總統的退休禮遇進行適當掛鉤，目的是讓那些在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中表現優異、深得人心的政治人物獲得公平回報，并讓他們在民主、法治框架下以適當角色去貢獻自己歷經考驗之后的智慧、品德。這樣的話，政治事業不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有始有終，是基于精英推選與人民評價、產生正向循環、立足長遠的事業。

（李光耀說過：“要治理好一個國家，最佳辦法就是讓最優秀的人做難度最大的工作。”當然，優秀是分領域的，這里的優秀是指有志于從政的公民群體。）

經過以上多重保障，一個政治人物若想成為總統，必須經過充分的磨練和經驗累積，要同時獲得經過實踐考驗和民意檢驗的精英群體和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雙重認可。這樣的話，被推選出來的政治人物有更大概率是德行和能力都很突出、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他們既要考慮作為同行的政治精英群體的訴求，以贏得政治精英群體的支持，又要積極解決民眾關切的問題，以贏得民眾的支持。在政治問題日趨復雜的現代社會，普通人往往難以有動機和條件去成為理性政治人，他們容易被忽悠、欺騙，他們有可能在短期內作出錯誤選擇，但經過政治領袖一個任期的實踐，普通人是否滿意既是他們最正當的權利和自由，又是他們最清楚的事實。

李光耀曾說過：“我認為，我們說一個政府受歡迎并不是說它要在治理期間的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你在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會再一次投你的票。這是我治理的基礎。”當議會的短期民意、直接民意與民眾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中長期民意相結合，民主便會以合乎民眾理性的方式貫穿政治全過程，那么隨之改變的是，困擾選舉民主的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和民粹主義問題會受到有力節制，一個未經充分考驗和磨練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陡然登上高位，政治人物將不得不尋求通過踏踏實實的政績和促進大眾福祉來取信于民，帶來良政善治的希望。

（關于選舉民主和探尋理想政體的深入分析，詳見《》，該書嘗試尋求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公正平衡，提出以賢能民主（主要觀點：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為支柱的混合方案，希望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若需電子版，請聯系郵箱：7401210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