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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在整個八年抗戰中，兵役制度始終由地方各自為政。重慶政府只是擬定全國每年需要壯丁總量和下達各省配額，但是缺乏機制和能力去監督各省是否完成，和如何完成指標。各省一般做法是將所需壯丁數量分攤到各縣和各鄉村，而省主席也往往缺乏能力去監督基層征兵過程。具體施行的方式取決于地方干部的道德操守、責任心和工作效率。不幸的是，這些卻正是基層干部最缺乏的質量。

1、逼民為匪的現象

幾乎所有省份在推行征兵制度過程中，都有各自的問題。1942年，四川省主席張群坦承，四川征兵作業一塌糊涂，既低效又腐敗。更出人意料的是以模范省自詡的廣西省，它在推行兵役政策時也遭遇巨大困難。廣西省在戰前是全國少數幾個已經推行定期征兵的省份?？箲痖_始后，廣西省內政依然保持高度獨立性，但是兵役政策仍然遭到嚴重內部阻力，以致1940年代逃兵率顯著攀升。

至于許多其他省份則還遠不如廣西。比如說，福建省入營壯丁的逃亡率達到二分之一以上。征兵給人民造成極度的痛苦與不公，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對政府。

而一個明顯現象就是土匪問題的持續化、嚴重化和普遍化。

江西、甘肅、陜西、四川、湖北、湖南、貴州都爆發土匪患亂，人數眾多，活動頻繁，組成分子有散兵游勇和不堪受壓迫的平常百姓。甚至一度攻打成都市的雙流飛機場。每遇有大戰役，軍隊對兵員的需求便急劇上漲，就會迫使政府使用高壓手段以補充軍隊嚴重的缺額。

1939年后，四川爆發了數次大規模騷動，導因都是抗議政府的緊急征兵。

或許最為突出的一個例子發生在大后方。在該地區出現一個自稱為“東南抗日建國軍”，不掠民眾，只殺地方保甲長、稅收人員、田賦人員，但是地方官吏不敢呈報上級，因為萬一上級政府得知而派兵圍剿時，地方民眾也會聲稱沒有匪患，請求政府不要出兵。

一旦政府果真執意圍剿，人民甚至需要向官府交出巨額開拔費，才能換取官府同意不派兵圍剿。而如果開拔費不足，則政府可能勒索人民付出更多的開拔費。

有的一個鄉需要交出一百萬元開拔費，才能說服軍隊不要剿匪。而有些地方政府居然和土匪達成協議，然后大張旗鼓地宣稱剿匪成功欺騙上級。再請求上級政府發放獎勵費。

許多匪患是因為政治腐敗而激起，而人民居然寧可和土匪共存，而不愿意政府軍隊進剿，可見官府暴政大于匪患。

一個醒目的案例是1943年春季，張群私下向王世杰透露他的憂慮，指出四川各地危機四伏，匪患難以控制，考其緣由就是因為征兵征糧暴政激發而成。最具諷刺的是，張群當時正是四川省主席，居然對于明知嚴重的政府缺失無力改善，可見位處成都的省政府對于地方政府如何執行國家政策，根本沒有控制能力。同樣情形在其他省份也屢屢發生。

總而言之，抗戰時期土匪猖獗的現象非常明確，但是官、民、匪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因地而異。許多地方民匪難分，共同對付地方當權派，也有地方土匪和士紳、鄉鎮長、保安隊、特務連都有勾結，對付更上級政府。而地方政府為了息事寧人，也會和土匪達成協議。允許土匪均沾地方利益，或是共同對付該地駐軍。但是它們的共同點，則正是刻畫出在重慶政府權力控制范圍之外廣泛存在的殘酷現實狀況。

2、強征民伕

與征兵緊密相關的還有政府以各種形式的強征民伕。盡管中國龐大的農業人口能輕易解決勞力需求，但基層政府征伕時經常采取專橫、魯莽、和暴虐手段。甚至在莊稼收割季節也勒令農村人口甚至兒童停止農務去從事運輸或建設勞動。政府既不發給工資，也不協助農民在離家時能雇人照料農務。這個現象從抗戰初期已經極為普遍。

根據行政院1939年報告，僅僅是在重慶市郊區為了迎接國民政府西遷，就動用了大量民工去修筑工廠，建筑住宅辦公室、開山辟路，和搬運器材。依當時估計，全國可能每日有上千萬人民如此辛勞工作維持抗戰。如此年復一年地到了抗戰后期，國民政府對民伕的需求只增不減。當時最突出的例子，是修建能起降美國B-29重型轟炸機的成都空軍基地。在沒有任何現代化機械設備情況下，政府征集了共約40萬民伕，在3個月內日夜不息地，以雙手完成了該項重大工程。

這個工程對于后期抗日戰爭無疑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人民的疾苦卻難以形容。

在招募勞工時，最常見的現象，是由戰區司令官命令省政府通過行政管道通知保甲長征募勞工，由后者到農村去攤派。但是有時候部隊會以橫暴強蠻手段直接操作，造成極大民怨。

軍隊也用同樣方法征募挑伕。由于戰時缺乏交通工具，所以部隊的后勤運輸工作非常困難，往往必須依靠人力負載。每當敵人進攻時，道路上擠滿難民，阻塞交通，無法禁止。何況投靠敵人的奸細還經常混在難民群中，發射信號彈引導敵機炸射地面目標。

1942年底湖北省在使用民伕一事上，就出現大不相同的局面。在省政府管轄地區內，被僱民伕每個人依照法規可以領到2元（每日）基本工資，另外發菜錢9角，草鞋費5角，而伙食茶水還是由政府供應。但是在鄰近第五戰區兵站總監部直接控制范圍內，則每伕只發4-5角或完全不發工資，以致農民出勤一次就需要自賠30-50元，如有抗拒不當伕者，則行棍杖體罰或槍斃，以致一年之內，因服伕役而死亡者達到千人。

因為一次伕役可能長達20天，也造成農田荒蕪。另外根據軍法總監部督察官報告，第五戰區內人民為軍隊搬運糧食，就必須日夜不息，甚至兒童和老者也參加。而部隊士兵卻不出操，不服勤務，直把人民當做牲畜使用。

這種情形應該不限于第五戰區，而是全國的縮影。

與田賦征收同樣，軍隊在征兵征伕工作上，也無法抵擋巨大的金錢物質誘惑，直接陷身其中。抗戰的軍事壓力，加上指揮系統的紊亂無能，使得部隊長官能隨意打破軍事與民政界限。許多軍官儼然舊軍閥作風，不僅直接命令縣長，甚至經常打罵侮辱。在某些地區，軍人還隨意任免鄉保長和介入地方派系爭斗。

地區性的軍事獨霸局面在許多地方普遍存在，儼然“土皇帝”“土霸王”。1944年陜西省為了整修西荊公路，重慶政府撥款三千萬元僱用民工完成工作，但是全部撥款被官員中飽，民工未見分文。

3、地方派系的影響

如同戰時政府其他施政項目一般，兵役工作也反映了中國軍事與政治重心由東南沿海省份移向西南內陸地區的嚴重后果。

在1937年7月到1940年2月之間，國軍兵源（7898139人）的省籍分布尚能維持平均。比如說，四川省所征兵員僅占全國兵員14.8%，而西南各省合計也僅占27.1%。但是1939-1940年政府被迫退至西南省份之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比如說，1941年四川省征募壯丁已經增至全國總量的20%，1945年則更提升為30.2%。與此同時，1941年整個西南地區征募壯丁占全國的31.3%，1945年更提升為42.9%。

無可置疑地，在抗戰后半期，持久抗戰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主要已經由西南各省提供。這種遽升的依賴性，必然為地方實力派領袖們在干涉中央政府政策時，提供了強有力的籌碼。

一個醒目例子發生在1945年初，當時重慶政府為了配合美軍計劃向東南地區進行總反攻，因此需要向各省征兵。但是重慶政府無法按照人口基數依據國家兵役法行事，必須由蔣介石出面和各省進行政治性討價還價。

一個明顯案例就是他為了征兵事務還需要特別致電云南龍云，語氣謙卑地請求云南慨允提供8-10萬壯丁，并同時提出保證在此后抗戰時期內絕不再向云南省征兵。他在電文結尾時寫道，如果能夠蒙龍云同意，“則吾兄不僅功在黨國，永志不忘，而于私心感懷更難名狀”。如此放下身段的哀求和討好，完全沒有“委員長”對下屬傳達政策的架勢。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是，重慶政府在1940年前，尚且可以定期從各省保安部隊中抽調兵員去補充正規軍。但是到了1940年此項辦法已告無效。在此之后，國民政府通常是從各省抽取的壯丁中優先補充各該省份的地方部隊（不論其駐在地是在省內或是省外）。一個明顯案例是四川省楊森部隊。

楊森出身四川廣安縣，抗戰時期不論他的軍隊移至何處，所需兵員肯定只從廣安及鄰近數縣予以補充?？墒沁@種做法不但可以穩定地方實力派的正規軍番號的部隊，也可以壯大非正規軍的地方武力。

比如說，廣東省保安部隊可以直接向省政府保安司令李漢魂要求補充新兵，李漢魂就直接下令行政督察專員去提供新兵，無需經過師管區系統。這種做法就讓省內的保安部隊可以比正規軍更優先得到新兵，而新兵也比較喜歡進入保安部隊，因為他們可以留在本省而不必到前線打仗。

相對上述情形而言，中央軍在補充時則直接從其駐扎附近地區征兵。盡管這一個補充方式出于后勤上的考慮，但它也無疑地影響到省籍部隊的地方意識。回顧在早期募兵制度下，農村鄉親們可能結伙參軍，因為可以指望被分派到同一個部隊繼續鄉親互助生活。但是在征兵制度下，來自同鄉同村的壯丁很可能被拆散分派到不同部隊，因而加強他們逃亡的欲念。

另據張發奎觀察，如果部隊駐扎在士兵的家鄉省，則逃兵人數就會增加，因為士兵熟悉道路容易逃回老家。如果部隊到了外省，逃兵率就會降低，因為士兵們不熟悉周邊環境，找不到回鄉之路。當然如果戰敗或是移防時，則無論本省或是外省部隊，都會產生大量逃兵。

換言之，兵源最穩定而逃亡率最小的部隊，莫過于本省經由招募而來的（相對于征兵而來的）部隊駐防本省。最好的例子就是保安隊（而不是正規軍），這就更增加地方實力派抗衡中央的力道。

相比之下，中央軍隊的補充卻是隨機指定，沒有地區考量。

長期后果便是改變了各主要軍事集團間的權力平衡：由戰前各地的均勢，發展為西南各省的部隊地方意識的有增無減，而中央軍內部人員的地域背景，卻日漸多元化和淡化。

如果我們記得中央軍在南京十年的締造過程中，大部分的兵源來自長江中下游省份，這些地區的淪陷，迫使它們必須在長江中上游和大西南省份的兵源基礎上重新塑造一個新軍時，而原本發源自這些省份的地方實力派卻可以繼續吸收它們傳統的兵源，鞏固地方勢力基礎。

一般做法是把新兵發送到本省籍部隊。比如說，廣東部隊駐扎湖南省時，依然以廣東籍新兵補充。其他云南，廣西等省莫不如此。如此說來，把抗戰看成是各個地區人民團結的大熔爐，未免過分美化。說白了，湖南籍壯丁在廣東籍部隊里根本無法生存，因此也不會被派送去。

4、國民政府自身的缺陷

1939-1940年以后，中央軍損毀殆盡，中央政府也被迫深入內地，耗盡多年累積的資源，因此中央政府與地方軍人的關系，也變成短兵相接而日益惡化。直到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在全國軍事實力上持續處于弱勢。

中央軍的任務包括集合殘兵敗將予以整補訓練，建立新番號部隊，而它們不僅要持續對日軍作戰（包括緬甸戰爭），還要隨時隨地監視抗日忠誠度可疑的地方部隊和封鎖中共邊區，卻無法有效地完成其中任何一項任務。

困處大西南的重慶政府只有開發當地資源，才能維持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抗戰，而如果想要充分利用大后方資源，又必需牢固掌控地方政府和贏取廣大民心。這就讓中央政府的西遷與地方軍政實力派原本享有的既得利益無可避免地發生直接碰撞。在此后歲月中，蔣介石和支持者是明顯的主戰派，即便是他們的戰斗力并不穩定，但是堅持抗戰到底是唯一選擇。

地方實力派并不等同于主和派，也未必是反戰派，但是他們對于和戰的選擇，永遠是以維護其本派實力為最高考慮，因此更具彈性。它們兩者之間產生矛盾本屬理所當然的現象。

國民政府的致命傷是它既缺乏絕對優勢武力去懾服地方實力派，又找不到武力之外的途徑去解決與后者的矛盾。國府從未獲得地方軍人毫無保留的支持，也沒有去提高自己動員群眾的能力，以“自下而上”的策略（群眾運動）去撼動地方實力派的權力根基。

相反地，重慶國民政府出于惰性地延續其南京時期的政策，為維持當前社會政治秩序的現狀，逃避付出痛苦的斗爭代價，選擇與地方當權派妥協。因此，政府各項改革計劃的規模，也就嚴重受限，只能施行那些地方統治階級所能容忍的政策。

如此看來，事后的歷史演變也就不出意料之外。國民政府的缺陷是它本身并沒有改變往日僵化的官僚主義行事作風，忽視人民群眾在政治活動中的參與潛能，更由于缺乏充足的人才和嚴密的組織紀律，使它不得不依賴地方政府中的原班人馬，導致各項政策的推行完全處于大后方省份數十年來各種弊病的籠罩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中央政府面對地方政府失控的現象，在淞滬戰爭失敗后就開始顯露痕跡。1937年底，行政院曾經派出高干團到華中省份進行視察，事后提出的報告毫不留情地指出，各個省政府所匯編的工作報告“全屬子虛烏有”，而所列舉的保甲組織，壯丁訓練，均有名無實，上下欺騙，把它稱之為中國政治根深蒂固的毛病。

這個現象到了抗戰后期和進入內陸省份就更形嚴重。

5、惡政帶來的后果

國民政府制定的新政策，一度曾經予人一種決心努力踐行和誓必達成目的的印象。1941年6月，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上，中央政府強調要保持經濟穩定，并斷言贏得抗戰的要訣是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蔣介石也講道：“糧食問題，是我們抗戰建國事業中，生死存亡關鍵之所在”。1942年，蔣介石再度將糧食和兵役視為政府最重要的兩大職能，并指示縣長們此后必須全力以赴完成這兩項任務。然而盡管政府反復催促，各省的政治現狀并沒有產生重大改變。縣長、鄉長、保甲長要么本身就是本地貨真價實的地方實力派，要么是更大型的地方實力派的駐地代理人。

地方官員的貪污與無能對中央政府而言最具殺傷力，而中央既無法遏制，又無法取代。國民政府無法嚴格執行紀律，由一個數據可以充分說明：在抗戰最后五年中，全國只有35名官員因糧食政策處理不當而被嚴懲，而實際上干部的違法違紀行為真是罄竹難書。

抗戰臨近勝利時，國內經濟和政治狀況之惡劣已是跌到谷底。國民政府在1944年底喪失的土地和人口，超過193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

巨額財產損毀，資本流失，日軍的侵略徹底摧毀了中國僅存的經濟基礎設施。一方面，通貨膨脹不僅掏空了剩余資本，使誠實守信的商人轉而從事投機取巧，而且對城鎮居民、士兵、工人、知識分子和公務員的生活，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另一方面，田賦和兵役政策不但損害了農業生產，還將大部分戰時經濟負擔分攤到鄉村中最窮苦勤勞的農民身上。他們當中許多人還因不良的兵役制度受盡了屈辱、體罰、病痛折磨和死亡危險。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有錢有權的人們總能逃避各類負擔，還發了國難財。

統觀抗戰八年中，中國農村廣大人民是最大的付出者。老百姓之間流行一個“四出”的說法，即出錢（付稅），出力（民工），出糧（田賦），出命（征兵）。其他任何階層都難以比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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