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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戰役是一個大規模而長程性的戰略行為，和往常一般的短期和局部性的騷擾行為不同，不久之后它也無法恢復原態。

而身在病中的蔣介石，雖然認為日軍的企圖是打通平漢鐵路，而且命令湯恩伯部隊必須堅守許昌，但是他自己也沒有看清楚情況。5月7日，日軍佯攻洛陽，蔣介石落入圈套，命令大量兵力馳援洛陽。到了5月28日蔣介石才首度看出日本一號作戰的企圖是最終打通平漢鐵路，它有足夠兵力（9個師團）完成任務，而中國沒有足夠兵力可以阻止，只能依靠地形和空軍來對抗。他也認識到，這是1937年以來最大危機。

1、嚴重的誤判

當蔣介石在5月31日回顧他在5月初命令大軍集結防守洛陽時，承認是自己遭受日軍欺騙，導致失敗。他在日記中深刻懺悔自責，“此為畢生惟一之愧悔與無上之錯誤，不得不特書以明余之罪惡與愚拙。”

他也強烈懷疑，日軍敢用500000兵力南下，又抽調關東軍部隊進入華北，事先肯定已經與蘇聯達成默契才敢將關東軍調離日蘇邊境，因此也開始對蘇聯的動機產生疑懼。他此時認為日本的目的是打通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建立鞏固的大陸基地與美國對抗。

但是對于徐永昌而言，即使到了6月中旬，當軍令部的第一廳已經判斷日軍會在華中和華南持續攻擊，他仍然認為敵人不會這么做，因為用兵太多，而且暴露它的戰斗和補給線過長。

因此徐永昌認為日軍的行為只是想尋找機會打擊中國主力軍和“混時間”而已。更何況，既然盟軍已經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日軍的上策只應該是從中國戰場逐漸撤退。

幾天之后，徐永昌似乎得到新的啟示，認為日本之所以增兵來華作戰可能是希望搶在英美主力來到亞洲之前，致力于一擊而解決中國戰爭。如果果真如此的話，則昆明和重慶都將成為攻擊目標，也就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雖然徐永昌似乎終于把日本的局部戰斗行動和一個宏觀戰略目標連接起來，但是他持續相信日本沒有能力達成目標。

無論如何，開戰后中方這一連串的誤判和輕忽，都顯示著它對于日本一號作戰的軍事情報嚴重疏失，參謀作業嚴重無能，最后導致最高當局嚴重誤判。

2、豫中會戰（日方稱為“河南會戰”）

黃河沿岸國軍守軍有21個師，但僅11個師有一定的戰斗力，其中大多數部隊歸湯恩伯統轄。由于防線過寬，重慶政府只得命令每個師分散守備。

日軍以12軍為主攻部隊攻擊鄭州，而以第5軍佯攻洛陽。由于區域地形平坦，日軍得以大量坦克、長距離火炮與機械化部隊，作為進攻先鋒。

從4月18日渡過黃河至5月26日占領洛陽，擊斃國軍21643人和擊傷大量官兵，而日軍僅戰死1061人，受傷2966人，兩軍陣亡比例為20：1，可見日軍在對陣國軍時的絕對優勢。

當第一戰區把素質更低的國軍投入戰場時，情況變得愈發糟糕。5月9日至5月20日間，國軍陣亡32390人，而日軍只有760人陣亡、2032人負傷 412人，陣亡比例變為42:1。

正如中方戰史學者日后所承認的，在平坦地形中，能夠快速推進，又擁有裝甲部隊和有力火炮的日軍攻擊訓練和裝備都較差的守軍，直如摧枯拉朽。

日軍給國軍造成的最慘重損失，其實不僅是官兵傷亡數量，而是國軍指揮系統的徹底崩塌。在日軍閃擊下，國軍全面潰退時遺棄了大量武器裝備。早在5月初，軍事委員會（劉斐）已經得到報告，第一戰區原本誓言堅守洛陽，但是劉斐看出湯恩伯一心只求避戰，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游擊戰。

他并且指出湯恩伯既不能掌握部隊，又不能與戰區長官蔣鼎文合作，盡管蔣介石對他期望殷切，結果反而激起敵人的企圖心。徐永昌私下也深表憂慮，寫道，“據聞湯恩伯一味飄忽，保存實力，蔣銘三（蔣鼎文）張皇失措。誤事失機之咎，誰其負之？”

日軍在1944年5月10日圍攻洛陽，中國統帥部命令湯恩伯和其他軍隊集結洛陽，但是多數部隊規避命令，以致司令部倉促出逃凌亂不堪，連電報員20余人都擅自脫隊逃亡，電話機和密碼簿散落四處無人理會，造成眾多部隊失去聯絡，指揮機制徹底崩潰。

兵站總監部干部擅自離職，又造成后勤業務全盤癱瘓。

在此期間，蔣介石心急如焚，在日記中嚴厲批評蔣鼎文無能和任用親信私人，更指責他為了推卸責任，狡黠地事事報請蔣介石批示，還逼使蔣介石必須不斷以電話和前線部隊長直接聯絡，等于把蔣介石當成他個人的參謀，在重慶替他遠距離指揮戰爭，還藉此表現他事事服從委員長命令的忠誠姿態。

蔣介石同時又批評湯恩伯不能控制軍隊，不知道部隊在何處。總之蔣介石非常肯定，河南戰事敗壞其責任是指揮官失職，逃避責任，放棄陣地。事實上，蔣介石憂慮河南戰爭而忙碌不堪，以致他不得不停止他歷來持之有恒的每天必定讀書的習慣。

5月中旬，蔣鼎文向蔣介石要求轉移陣地，躲避反攻，但是遭到蔣介石否決。盡管蔣介石直接打電話命令湯恩伯和蔣鼎文努力反攻，但是他們部隊十之八九根本不知去向，已經完全無法執行命令。

諷刺的是，蔣鼎文此時竟然還向重慶政府要求按時撥發軍餉和軍糧，引起陳誠熱諷冷嘲。正如陳誠指出，當蔣鼎文接到政府命令反攻時，承認部隊失去聯絡所以無法下達命令，而當他向政府要錢要糧時卻又聲稱嚴實掌握部隊的明確位置。

氣得陳誠反問，“如此矛盾，焉得不敗？”顯然是打了敗仗還想撈一把。第一戰區將領們被逼迫而承諾的反攻無法兌現，此事毫不意外，因為軍令部從獨立掌握的信息也得知，湯恩伯給蔣介石的軍事報告多半不可靠。

長官部如此癱瘓和各個部隊自由行動，導致全面崩潰。日軍在25日進入洛陽，全軍只陣亡896人，負傷2280人，就結束河南戰局。

河南戰事剛剛結束，蔣介石又為胡宗南部隊的避戰而氣憤不已，因為胡宗南部隊負責靈寶地區防務，而其屬下各師長擅自撤退，以致所有作戰計劃成為泡影。

胡宗南在西北專心訓練部隊而不曾作戰達5年之久，就是預備在最后反攻時派上用場。中外人士都一致把他們視為是中央軍最強部隊，但是在此次敗退過程中，這個大部隊依然軍紀敗壞和命令廢弛，讓蔣介石在6月10日感到“寸衷慚惶實為從來所未有，而痛心悲憤亦為從來所未有逮焉，不力一至于此，余將何面目以見世人也。”

蔣介石特別憤怒胡宗南“此種無智無勇之罪惡，更不能恕也。”

才過了3天（6月13日），蔣介石又接到報告稱胡宗南部隊又放棄陣地，憤怒寫道，“而對前方敵情一任其前方部隊妄報，毫不審察其可否與虛實，其學識與能力如此淺薄，何能使之擔當如此重任？然而又無人可以替代，以后戰局大難言。念所部人事不勝為之戰栗也。”

再過了2天（6月15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再度憂心忡忡地寫道，“胡宗南在關中專心訓練十軍兵力，為時已越五年之久。如果一旦失敗，則全國軍心民心皆難維持。”

即使在蔣介石日記中，如此密集地批評一個人，在整個抗戰期間誠屬少見。可見河南戰爭帶給他的打擊之大。當然，當蔣介石在8月底收到湯恩伯和胡宗南兩位將軍請病假的呈文時，又為之大發雷霆。

3、長衡會戰（日方稱為“湖南會戰”）

河南會戰結束后，日軍隨即開展第二階段作戰，把第1軍與第12軍調至華中戰場，同時從南京調入第13軍，并且還把若干駐蒙古方面軍和關東軍開至華中，增援駐扎武漢附近待命的第11軍和第23軍。

由于日方預料中美空軍將更為活躍，因而專從本土調遣若干空軍部隊作為支援。總計日軍集結了8個師團和1個旅團，共36萬人，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龐大的作戰部隊。

淞滬會戰后，日本軍隊原本或許未必打算進攻南京，但是看到中方防衛部署松懈后才大膽進攻。同樣地在6月初，徐永昌對于河南會戰中國軍的無能大為失望，曾經預感敵人進擊的速度與力度其實和國軍的防守無能有密切關系。國軍越是不能守，敵人就越是受到鼓勵向前攻，甚至達到欲罷不能地步。而實際戰況，不幸被他言中。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統轄下守軍共有48個師，半數是中央軍，總兵力接近50萬。單純在數量上，國軍是日軍的1.4倍，但是戰斗力低落。根據第九戰區呈報，該戰區戰斗力最強的步兵師每個師只有合格戰斗兵約一千人，較次等的步兵師則只有數百名合格戰斗兵。

換言之，每個師號稱一萬人，可以有效作戰者只有5-10%。另外一個難題就是防線過寬，兵力不敷分配。難怪每個師都極感自己力量不足，希望政府能夠征調其他新銳兵力作為增援。蔣介石也只得再次強調作戰部隊必須采取死守戰術，獨立自主地防守每一個據點。

在湖南會戰中，日本攻擊部隊面臨的困難遠比河南會戰時更為艱巨。武漢與長沙間遍布河流湖泊，而長沙以南直至中緬邊境皆為多山地形，不利于日本機械化裝備的的大規模運動戰，導致日軍只能將戰斗局限于鐵路沿線附近。但是日軍也吸取了前三次進攻長沙的教訓，在這次作戰中改用大部隊迂回戰術，最終在6月18日攻占長沙。

長沙淪陷之快也是大出時人意料之外，因為廣東籍第四軍素有善戰之譽，過去還被授予“鐵軍”雅號。但是第四軍在長沙只守了1天（6月18日），軍長和師長在沒有戰斗前逃離戰場。他們手中的全新山炮和大炮，以及50000發炮彈都未經摧毀，全數落入日軍手中。蔣介石不禁感嘆寫道，“第四軍有名無實，十余年來之虛譽，其弱點至此始暴露殆盡。”

蔣介石甚至自責沒有認清第四軍弱點，把它派去守長沙是自己的錯。

過不了幾天，他再度寫道，“號稱英勇敢戰者，萬不料敗退之速，一至于此。”這個事件甚至讓蔣介石肯定雜牌軍就是不能打仗。在他堅持下，第四軍軍長張德能遭到槍斃。（8月26日）

日軍占領長沙后，下一個重要目標便是衡陽。在作戰初期，日軍在衡陽及鄰近地區集結約15萬人，國軍約21萬人，國軍步兵及火力僅為敵人的1.5倍。按照以往經驗，國內國軍以一個師對付日軍一個大隊，處處打敗仗。而在緬甸戰場，則遠征軍一個師對付日軍一個大隊，就經常打勝仗。可見內地國軍的武器和戰斗力都太差。

至于此時衡陽守軍是中央軍方先覺指揮下的第10軍，總共不過16000人。衡陽不僅是粵漢在線的一個戰略要點，而且擁有湖南最大的空軍基地。

衡陽防守策略有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正如蔣介石心中所想，以往每次日軍孤軍深入攻擊中國軍事據點時（如長沙和常德戰役），國軍正確的戰略是盡快派遣大量援軍以數量優勢去爭取勝利。

但是鑒于此次日軍進攻衡陽已經集結雄厚兵力，而且志在攻下衡陽后繼續沿湘桂路向廣西挺進，因此國軍的上策是讓日軍進攻衡陽曠日持久，在日軍久戰無功耗能過度之后，才派援軍去衡陽解圍。因此，盡管軍令部再三要求向衡陽派遣援軍，都被蔣介石否決。即便是蔣介石已經內定派62軍和79軍作為解圍部隊，但是依然采取“暫緩不急”態度，按兵不動，眼看第十軍孤軍被圍而堅持作戰，感到“安慰”。

換言之，第十軍的任務就是“死守”衡陽，消耗日軍能量，犧牲自己去拖延日軍南下廣西的速度和力度。

而第十軍果然不負所托，讓日軍在衡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考其緣由，是第10軍善于利用地形和建筑堅固防御工事，堅持死守戰術，把衡陽城整整守了48天。1944年8月8日衡陽最終淪陷，守城部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1200人生存。

當然日軍也為攻擊衡陽而付出了高昂代價，共傷亡19380名士兵和910名軍官。換言之，方先覺和第十軍以一個中央軍單位在湖南對日軍造成的傷害，比蔣鼎文，湯恩伯和胡宗南以及他們麾下十多個軍單位在河南對日軍所造成的傷害，要超過數倍之多。前者的無勇無謀與后者的智勇兼備形成抗戰末期最尖銳的對比。前者在大約60天時間，被日軍以秋風掃落葉勢態盡情侮辱，騰笑中外，而后者逼使日軍付出血肉代價艱辛寸進，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4、衡陽保衛戰的背后

湖南會戰還有兩個和河南會戰顯著不同之處。首先是戰區指揮系統沒有瓦解。在河南會戰，由于戰區司令官完全不能指揮部隊，因此重慶政府也完全無能為力，一切徹底失控。但是在湖南會戰中，重慶政府、長官薛岳，和各部隊指揮官基本上維持聯絡。

其次是相對于河南會戰的主要負責人（湯恩伯，蔣鼎文）在失職后都沒有遭受到處罰，對于其他中級失職人員的處分也依往例不予以公布；在湖南會戰中，重慶政府立即施行嚴厲懲罰。守長沙的第四軍軍長放棄陣地，軍事法庭總監何成濬原本建議處以無期徒刑，但是蔣介石親自批示立即執行死刑。

遺憾的是，即便是嚴刑峻法仍然無法改變中國軍隊格局。只有在蔣介石親自干預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偶爾伸張軍紀，但是也難免造成苦樂不均后果。

在一般情況下卻依然不能改變軍隊長官畏戰自保心態，他們絞盡腦汁和使出各種逃避責任的招數，或是用軟功使重慶政府無法依法辦事。比如說，鑒于豫湘桂會戰過程中軍紀敗壞的實例，蔣介石以手令方式勒令各戰區實行連坐法。

這個法則原本在北伐時期早已頒布，如果認真實行，其效果早已可以立見，但是如果不予實行就只能淪為虛聲恫嚇而已。

最明顯的例子是衡陽城周邊的國軍單位。依據蔣介石記載，他在7月13日看到衡陽被攻緊急就開始改變孤軍守城的主意，“督促各軍增援”。

從此之后的25-26天之中，軍事委員會想盡方法懇求或是嚴令附近部隊去馳援解圍，但是得不到部隊長官的服從。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此時游走于衡陽周邊地帶（約半徑100公里以內）的國軍大約有30個以上的師級番號部隊，可是它們的部隊長提出種種借口無法執行命令，以致沒有一個鄰近地區的部隊進入第十軍陣地。

蔣介石個人先后親自命令馳援的兩廣部隊（62軍和79軍），它們雖然已是地方籍部隊中的善戰部隊，但是同樣虛晃一招盡快抽身退卻，或是蓄意切斷通訊管道（電話、電報），托詞不曾接到命令，或是接到命令而陽奉陰違，總之用盡一切手腕堅決避戰。

這些情形氣得蔣介石大罵，“畏縮不前，殊為可痛”，“此種舊腐之軍官與部隊，非徹底淘汰，則不能救國也”。蔣介石承認，衡陽之戰國軍數量多于日軍甚多，日軍戰法是以一部分包圍攻擊守城軍隊，而以另外一部分放在外圍阻擋國軍援軍，而這個策略居然奏效。

因為當兩廣部隊違命畏縮不前時，蔣介石只能“抑郁非常”而無法貫徹命令。他在萬般無奈下，甚至一度考慮接受美國人要求交出全部指揮權。

盡管蔣介石在衡陽圍城期間每天焦慮不堪，甚至祈求上帝賜恩保佑，第十軍依然孤軍苦撐無援，直至彈盡、人亡、城破（8月8日）。

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陸軍從1937年到1943年的地面作戰都缺乏有效空軍支援，完全處于挨打局面。但是在豫湘桂作戰中，中國和盟軍終于出動空軍支援。

根據估計，在河南會戰期間中美空軍在40天內出動900余架次，在湖南會戰中15天出動900余架次，但是仍然不能彌補地面部隊作戰的無能。而美國軍人的魯莽粗心也不可諱言。

比如說，重慶政府要求美國空軍向衡陽第十軍投送彈藥和轟炸日軍陣地，而美國軍人卻把彈藥投送到遠離國軍陣地60里以外的空地，甚至把國軍陣地和附近城鎮當成是轟炸目標，造成重大傷亡，使蔣介石嘆息請求盟邦協助的委屈艱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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