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不僅是多位皇帝的集體傳記，還剖析了世襲帝制這種政體。帝國和帝制自古代起便已存在，而最后一批真正的帝國在20世紀消失了。在本書中，我回顧了幾千年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帝國的歷史。有一股重要的張力，緊緊圍繞本書的核心。理解如此龐大的主題，需要熟習理念、比較和歸納。但本書研究的更多是統治帝國的人，而非帝國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可以將皇帝歸納，分為不同的群體和類型。比如，個別王朝有其特定的傳統。但是說到底，君主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的個性同樣至關重要。對于客觀力量與個人能動性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個古老的爭論有所貢獻，這也不失為看待本書的其中一種方式。1

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用餐時，偶爾會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員詢問我的研究。我試圖說明，他們的研究和我的研究是相似的。他們經常會研究實驗材料在極端溫度下的表現，我也會考察人類在相似的實驗條件下的反應。皇帝常常承受常人無法容忍的重壓。其結果很可能令人驚訝。能舉一個快樂的例子，就足夠了。疫情期間，我在日本山間的一座住宅閉門寫作本書時，非常依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國際新聞。有幾個月，新聞簡報在正式播報前會插播令人欽佩的新西蘭總理杰辛達·阿德恩的片段。她在片段中說，她是有史以來第二位在任職期間分娩的國家領導人。她想要為年輕女性樹立榜樣，這個意圖很好，但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她忽略了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莎（1740—1780年在位）。23歲繼承王位時，她沒有任何統治經驗，也沒有受過相關的訓練。她的父親，即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曾認為這個位置不適合女性。因此，他任命特蕾莎的丈夫，也就是洛林公爵弗蘭茨·斯特凡進入重要的帝國會議，而不是她。瑪麗亞·特蕾莎深愛弗蘭茨·斯特凡，但在1740年父親去世后，她很快明確表示，她才是領導者。普魯士、法蘭西、巴伐利亞和薩克森這四支軍隊入侵了她的帝國，因為由女性繼承王位的主張很容易引起爭議。勇氣和強大的領導才能拯救了瑪麗亞·特蕾莎和她岌岌可危的帝國。她統治了40年，在政府和執政管理中扮演著領導角色，留下了一個比以前更強大、更繁榮，而且更開明的帝國。在這些年里，她生下了16個孩子。過著這樣的生活，扮演著一個如此非凡的角色，究竟是怎樣的經歷呢？成功地扮演這個角色，需要哪些品質？這些都是本書的重要主題。

我們對皇帝的大部分了解，都與他們如何完成工作有關。即使是今天，高層領導人的個性也常常為職務及其強加給他們的行為掩蓋。皇帝的性格則更有可能涵蓋于皇權之下，他們自小就為繼承皇權而努力，并執掌皇權直至逝世。即便是在現代，君主制的光環與合法性也需要神秘元素的加持。在過去，情況更是如此，因為君主通常既是最高政治領袖，又是半神圣化的人物。沒有一個君主能安心向臣民透露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雖然確實存在一些例外，但一般來說，越是往前追溯歷史，我們就越難找到君主在王權面具之后的真實人性證據。不過，我確實有足夠的證據來全面而真實地呈現一部分君主。和常人一樣，他們的個性是由遺傳基因、家庭教養和文化氛圍，以及社會和時代綜合決定的。我的任務就是將這些個性放置在他們面臨的具體挑戰、限制和機遇等背景之下。2

在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在研究帝制的各個方面。即便如此，因為巨大的體量和復雜程度，本書的寫作依舊是一個挑戰。在第1章，我試圖引導讀者去穿越一個廣闊而復雜的領域。幸運的是，這個領域確實有許多共同的特征。皇帝經常會面臨相似的挑戰。他們經常使用相似的手段和策略來實現目標。他們的行動都受到強大的，有時甚至是特有的約束。其中，最明顯的是來自外部的約束，包括前現代的通信手段、外國勢力和國內的既得利益群體。也有內在的約束，即皇帝自身的價值觀和心智視野。在這一章，我將介紹貫穿此書的一些關鍵主題：人類的生命周期、家族政治的動態、婦女的角色、繼承制和繼承人的培養。領導地位也是本書的一個關鍵主題。對于皇帝來說，領導地位通常有多種形式。根據等級和組合方式的不同，皇帝可以是神圣的象征、武士國王、政治領袖、政府機構的首席執行官、家族首領，以及諸多關乎政權存亡的“軟實力”要素的管理者。跨越一個個君主、王朝傳統和時代，探尋皇帝角色的這些要素間的不同之處及不斷變化的平衡，是本書的主要任務之一。

皇帝有四個必備要素。第一，他是一個人，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是一個男人。第二，他是一個領導者。第三，他是一個世襲君主。第四，他統治著一個帝國。在本書中，尤其是當我概述皇帝的生平時，這四大要素是融合在一起的。不過，暫時分別介紹它們，有助于我們了解皇帝是什么樣的，以及他們扮演的角色牽涉什么。

皇帝最重要，也最乏味的共同點在于，他是一個人。因此，他有著人類對吃喝、睡眠和性的基本需求。人是群居動物，大多數皇帝也需要陪伴，甚至需要友誼。他們通常還能夠欣賞美和感受愛。人類生命的每個階段都有其獨有的特征。兒童是脆弱的，年輕人試圖堅持自己的權利，再年長一些的人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中獲得一定程度的智慧，老年人則失去了肉體和精神的耐力。作為人類，皇帝無法長生不老，不得不面對必將到來的死亡，但他們也思考人類和動植物出生和繁衍的奧秘。從最早的時期開始，和其他人一樣，皇帝也喜歡仰望星空，想要獲悉生命的意義和天與地的關系。

當然，人的天性，尤其是人的思想，在這本書涵蓋的數千年里并非一成不變。史前的大多數君主都是半神圣化的人物，他們在人世與遍布自然世界的靈魂，已故祖先所在的世界和指導凡塵事務的上天之間起到調和作用。這些君主提供了與諸如太陽、火和豐產等神秘力量的聯系。以現代用語來形容，他們都是薩滿。目前，地球上唯一仍在統治著的皇帝是日本的德仁天皇。就地位和古代傳統而言，現今與他最相近的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寫作本書時尚未去世）和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就像所有更古老的歐洲王朝一樣，英國和西班牙的君主都是戰團首領的后代，他們被最偉大的救世宗教之一—基督教—半馴化了。德仁天皇的血統則可以追溯到一個更古老、信奉萬物有靈的神圣君主制世界。3

大約在公元前500—公元700年的幾個世紀里，世界上涌現出多個偉大的宗教和倫理體系，它們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區域：佛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所有的大帝國都或早或晚地采用了上述的某種宗教。就中國而言，儒教和佛教結合，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這些宗教向統治者闡釋了生命的意義，提供了目標、倫理體系和宇宙觀，使他們在內心求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寧。但是，這些宗教不得不與更古老的、充滿魔法和占星術的世界共存。16世紀前，即便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神學家，也得承認，星星可能是神的旨意和規劃的一部分。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破壞了這一信念，并創造了一種根本性的思維轉變。在性格和政策方面，羅馬帝國皇帝“叛教者”尤里安一世（361—363年在位）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有一些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聰明而有思想的人，但有時也會感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焦躁和興奮。與大多數世襲君主不同，他們是帶著激進的國內改革計劃登上皇位的。尤里安試圖恢復異教信仰，約瑟夫則以啟蒙運動的三大原則—功利主義、統一性和進步—為基礎，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然而，兩位皇帝的國內計劃都被冒險的外交政策和由此導致的戰爭破壞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尤里安和約瑟夫是做比較研究的好對象。但是，尤里安所在的是一個信奉古典異教神祇和新柏拉圖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而約瑟夫擁有的則是從啟蒙運動中汲取的世俗、功利主義、理性的世界觀，兩者之間存在著鴻溝。4

皇帝身上正常的人類屬性可能會產生戲劇性的結果。在他的疆域內，他是萬物之主，因而死亡對于他來說，可能比普通人更無法忍受。一些君主為了獲得永生而吞下致命的靈丹妙藥。諸多偉大的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和伊斯蘭教，為有關死亡和不朽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即便如此，皇帝仍大興土木，建造宏偉的宮殿、陵墓和紀念碑的一個原因是，想要留下永恒的印記。皇帝通常受其所處時代的文化泰斗的教育，此外，皇帝還擁有巨大的財力，經常資助同時代最優秀的藝術家和音樂家。

對于一位君主來說，做一個庇護人要比做一個朋友容易得多。友誼通常需要某種程度的平等，伴隨著一定的玩笑、反駁和批評。一個缺乏安全感或善妒的統治者，可能特別容易一邊渴望友誼，一邊憎恨那些做出某種親密行為的人，更不用說平等了。一些導師提醒他們，一旦登上王位，他們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朋友了。不過，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的思想家聲稱，古典時代的四位賢帝（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努斯·庇烏斯和馬可·奧勒留）不受奉承的影響，因為他們心胸開闊，接受了真正的友誼。羅馬的貴族文化喜歡將皇帝看作“同儕之首”（primus inter pares）。而大多數帝國的傳統都不那么主張“平等主義”。對于君主而言，友誼的尋求最終大概率會竹籃打水一場空。考慮到君主的“朋友”意味著潛在的權力和庇護，這種尋求也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后果。更危險的可能是，君主對性和愛情的追求。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警告他的繼承人，絕對不能讓任何朋友成為自己的“寵兒”，并掌控信息渠道和任免權，因為它們是王權的基石。如果是一個女人占據了這個位置，情況將更加嚴重，因為女性天生的魅力使她對君主擁有獨特而強大的控制力。5

這提醒我們，皇帝不僅是一個普通人，還是一位領袖。很多商學院都傳授了關于領導力的知識，今天，許多總統和首席執行官的回憶錄和傳記也講到了領導力，這些也都與皇帝相關。曼弗雷德·凱茨·德·弗里斯是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學院之一—的教授，同時他也是一名執業臨床精神分析學家，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作為教授和精神病專家，他的研究重點就是領導力。在其最新著作《首席執行官的低語》（The CEO Whisperer）中，他將自己為首席執行官提供建議和分析的角色比作文藝復興時期君王宮廷中的弄臣：他可以對當權者說真話。權力是領導力的本質。權力的腐敗和誘惑是政治思想中最古老的話題之一。凱茨·德·弗里斯回顧了自己對納粹領導人的解讀，以及他一生中為諸多首席執行官所做的分析和建議，然后寫道：“我們內心的那匹狼不需要多少鼓動，輕易便可以被釋放出來，并吞噬所有阻礙它的人，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對于皇帝的教育就是為了控制這匹狼，甚至把它變成一只牧羊犬。6

凱茨·德·弗里斯描述和分析過的一些首席執行官的性格與一些著名的君主相似。法王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在位期間正值法國和歐洲的關鍵時期。在其統治期間，法國君主重獲權力，為現代法國奠定了許多基礎，并成功領導歐洲抵抗了哈布斯堡王朝可能會施行的霸權。路易十三去世后的第五天，羅克魯瓦戰役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以及路易十三之子的繼位，絕不意味著法國取代哈布斯堡成為歐洲主導力量的進程的終結，就像溫斯頓·丘吉爾提到1942年11月第二次阿拉曼戰役大捷時所說的那樣，這標志著“開始階段的結束”。為路易在國內外的成功出謀劃策的是他的首相，即紅衣主教黎塞留。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斗爭在前半階段給法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并招致了強烈的反對。成功常常是險而又險地取得的，沒有黎塞留，也不可能獲得成功。他對權力的掌握依靠的只有國王的支持。這根植于君主和大臣對王權和法國榮耀的共同承諾。但這也要求大臣能熟練地應付國王脆弱又難以預測的性格。7

路易十三覺得生活困苦不堪、矛盾重重，統治則是一項折磨人的挑戰。生理缺陷—舌頭下垂，很容易流口水—令他的處境雪上加霜。他說話有點結巴，每天都被迫向外界袒露內心的緊張和信心的缺乏，這一點也令他難堪不已。他崇拜父親亨利四世，可以想象，當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暗殺時，他遭受了極大的痛苦，更不用說突然間發現自己成了法國國王的情況了，這位年僅9歲的繼承人想必內心十分驚惶。他的母親瑪麗·德·美第奇毫不掩飾自己對路易的弟弟，即奧爾良公爵加斯東的偏愛，并成了反對路易政策的精英團體的首領。路易是雙性戀。他在一生中與許多男女廷臣有過熱切的情感關系，但全部結局慘淡。國王非常看重自己的君主地位，他迫切地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卻又對這種需求感到厭惡。

路易十三的統治有兩個主要特點：毫不動搖地決意實現他為法國制定的目標，以及不畏險阻地捍衛君主的權力。根據凱茨·德·弗里斯的描述，一些首席執行官有著類似的個性，他們內心脆弱，近乎癡迷地捍衛自己的權力，有著根深蒂固的牛脾氣。考慮到“這些頑固分子脆弱的心理平衡，你不僅要極其注意說話的內容，還要注意說話的時機。當提出不同意見的時機到來時，你的態度要非常恭敬”。在凱茨·德·弗里斯的口中，給這樣的領導者提供建議，仿若“在練習情感柔道”。隨著時間的推移，黎塞留成為國王的導師和父親般的人物，在這個過程中，他利用了自己紅衣主教的地位，以及國王對精神指導和安慰的需要。他以極強的心理洞察力研究路易的性格，開始了解后者的各種情緒，并且“非常小心謹慎地避免給人留下任何他侵犯了國王權威的印象”。對于路易來說，黎塞留不僅是大臣，還扮演著凱茨·德·弗里斯的角色。然而，就他的情況而言，風險要高得多—不是單單一家公司的命運，而是法國的未來和歐洲的勢力均衡。8

凱茨·德·弗里斯在書中妙語連珠，他提醒道，在絕大多數等級化的組織中，“下級都更愿意向”上級“說他們想聽到的話”。因此，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創造并實施一種能遏制這種傾向的文化。所有有能力的皇帝都會認同這一點。貝拉克·奧巴馬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對此表示認同。奧巴馬在回憶錄中評論說，在政治上，友誼變化無常，運氣和機會是靠不住的，至高的權力意味著孤獨，一個領導者身處逆境，需要在內心和外在都保持平和、冷靜，還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想必大多數皇帝都會認同他的觀點。有些皇帝做出了和托尼·布萊爾一樣的選擇，他們厭倦了國內瑣碎的政治生活和遭受的挫折，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更宏大、更令人滿意的國際關系舞臺上。與國內政策面對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同，當時的軍隊和外交官通常在領導人的直接控制下行動，服從他的命令。當然，一個君主享有的地位和光環遠高于當代的英美政治家或首席執行官，皇帝更是如此。這意味著他很少會遭到下屬的公開反駁，但這也必然會增加下屬向其隱瞞聽起來令人不快的真相的可能。在帝國精英和宮廷政治中，當著君主的面阿諛奉承，背后則為了維護自己或委托人的利益違背君主的意愿，是最古老的伎倆。9

為了有效地統治，皇帝需要擁有當代成功領袖的許多特質。政治活動和管理是一件艱苦的事情：統治者需要耐力、身心的韌性和自信。他需要對問題和人進行良好的判斷，這個能力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也是教育和經驗的結果。優秀的頭腦對于設定優先事項、權衡相互矛盾的建議，以及根據需求調整目標來說至關重要。在面對保守意見和反對意見時，推行政策需要決心。同樣重要的還有情商，領導者要靠它來選擇并管理明智而忠誠的顧問和官員。而沒有這樣的追隨者，任何政府的任何領導人都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更不用說統治幅員遼闊的帝國了。任命一個比自己更能干的下屬，不僅需要自信，還需要謙遜。與當代的政治或商業領袖不同，皇帝的地位意味著，至少他不需要把這些人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或繼任者。有一部論述領導力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書中強調了首席執行官“平衡親切感與距離感”的必要性和困難程度。這對于皇帝來說更加困難，他們既神圣，又深陷于管理和政治。然而，最成功的皇帝都知道如何激勵和管理人，以及如何保持他們的忠誠。大衛·朗西曼研究了最近一段時期的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他寫道：“自知之明可能是最有價值的政治財富。”凱茨·德·弗里斯也同意這一觀點，并引用了老子的名言加以佐證：“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皇帝也是如此。在掌權多年后，當代的一些領導人和首席執行官失去了對現實的感知，成了傲慢和狂妄自大的受害者：“自大和優越感最終對他們自身也造成了損害。”皇帝有更多的理由屈服于這些誘惑。但對于一個皇帝來說，最容易導致毀滅的就是相信官方意識形態對他的宣揚，即他是仁慈、全能、全知、近乎神圣的存在。10

正如當代商學院關于領導力的研究對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皇帝有很多看法一樣，路易十四的回憶錄對所有想要成為領導者的人都給出了很好的建議。關于如何成為卓越的君主，如果你想知道睿智君主本人的看法，這些回憶錄無疑是一座金礦。路易寫下這些回憶錄從來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指導自己的繼承人學會統治。國王寫道，大國之君需要給自己設立高遠而雄心勃勃的目標，然后集中精力和資源，努力實現這些目標。國家的利益必須始終優先于國王個人的樂趣和愛好。治理國家需要樹立堅定的目標和運用靈活的手段。政治環境不斷變化，統治者必須對此加以適應。關于外交政策和戰爭—路易視它們為偉大君主的核心活動—在策略上，理性和謹慎必須占據上風，不過，法國及法王的地位和榮耀是至關重要的戰略目標。必須在權衡所有可獲得的證據后再做出決定。選擇有能力的大臣是“君主的主要職能”。他必須鼓勵顧問提出誠實的建議，獎勵和提拔那些與他意見不一致、向他說逆耳忠言的人。君主必須毫不猶豫地任命強勢、野心勃勃且才智過人的大臣。地位和手中任免、獎勵的權柄，使君主可以控制他們。但要想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富有見識且消息靈通。這既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又需要保持多種信息渠道的暢通。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須了解自己，并“學會非常嚴格地審視自己”。路易的角色一方面是尊貴的，另一方面卻深陷于人性和政治的現實泥沼。他警告自己的繼承人，君主總是被尋求庇護的人包圍著。說“是”當然是最容易的，這有助于獲得舒適的生活和慷慨的名聲，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金庫可以滿足大多數尋求幫助的人。君主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保衛國庫，當然，手段要足夠得體，不要冒犯那些驕傲的、總在申請隊列中排在首位的貴族。11

當然，路易十四不僅僅是政治家或首席執行官。他身上兼具現代君主、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角色。他的統治充滿自信，這種自信根植于兩個事實：他是上帝指定的統治者，以及他的家族在法國的統治已經持續了700多年。并不是所有君主的統治都這樣穩固。有史以來，關于王室領導者的最知名的著作可能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The Prince）。這部作品對任何一個領導者都有一定的價值。美國安然公司前首席執行官杰弗里·斯基林曾在監獄長期服刑。他在自己事業的全盛時期“有時也被稱為‘君主’（The Prince），這個稱呼就來自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事實上，作為一種培訓方式，新員工常被鼓勵通讀《君主論》”。在某些方面，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安然公司在其中蓬勃發展—與馬基雅維利所在的16世紀的意大利很相似，后者是新興城邦的專制君主和王朝的天下。它與羅馬帝國皇帝所處的世界也有相似之處，馬基雅維利在他的書中就列舉了羅馬帝國的許多皇帝。正如馬基雅維利本人認識到的，統治意大利專制城邦和羅馬帝國的手段，與統治一個長期存續的合法王朝的手段大不相同。例如，馬基雅維利警示君主，永遠不要任命首相來管理他的政府，也不要任命將軍來指揮他的軍隊，他的王位可能因此被篡奪。然而，如果皇帝想讓帝國和王朝延續下去，他們常常不得不做這兩件事。本書研究的大多數王朝和皇帝都有足夠強大的合法性，故而可以這樣做。我們已經通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例子，認識到了這樣做的重要性。正如法國在歐洲的首要地位取決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關系一樣，普魯士的奧托·馮·俾斯麥與國王，即日后的皇帝威廉一世的關系，同樣決定了普魯士的地位。

成為一個成功的皇帝，意味著做好一項困難的工作。路易十四享受做君主，也擅長做君主。但很多皇帝并非如此。正如本章所述，他們被期望完美地扮演各種角色，其中一些需要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特質。皇帝必須是廢寢忘食的政府首腦，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虔誠、道德的典范，最高軍事指揮官，尋找庇護、進行社交的中心，而同時兼顧這些責任則十分棘手，必須要做出取舍。君主制國家聲稱擁有半神圣的權力，但其往往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實現、落實自身的愿望和政策，主張與能力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所有的政治生命均以失敗告終”，這句格言得到了許多更睿智、更善于內省的君主的認同。統治帝國要面臨巨大的困難。一個年輕的君主很可能會通過恣情享樂來逃避現實。此外，隨著時間的流逝，年邁的君主很容易陷入厭倦、沮喪和失意的情緒之中。現在，人們常用“過勞”（Burnout）一詞形容那些過于勤奮的首席執行官。但與當代的首席執行官不同，君主通常無法退休，即便他愿意。在帝國歷史上，國力衰弱乃至政權傾覆的劇目在漫長統治期的最后幾年反復上演。

然而，失敗和無力感絕不是問題的全貌。皇帝的權力可以是強大而有效的。意料之中地，這一點經常體現在軍事事務和外交政策方面。在危急關頭也是如此，當最高權力擁有者必須做出決斷時，皇帝的能力或其他特質，可以決定一個王朝的命運。領導能力也可能對帝國的長期興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幾百年甚至兩千年前的君主做出的一些決定，仍然影響著當今的世界。牛津大學政治學前皇家欽定教授塞繆爾·芬納稱，秦朝的開國皇帝（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領袖，因為他創造的帝國模式使中國最終保持了統一國家的地位，從而對全球的地緣政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君主為自己及其帝國選擇的宗教，有時還能界定世界文化區域的邊界。君士坦丁大帝改宗基督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沒有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佛教很可能仍只是眾多教派中的一個，局限于印度一隅，甚至很可能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消失了。而現在，它傳播到了東南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對這片廣闊地區的文化和信仰體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離我們更近的例子來自16、17世紀的歐洲。16世紀，薩法維王朝的沙阿為自己和伊朗選擇了什葉派信仰，這一決定可能至今仍是中東地區地緣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皇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1

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