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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畢淑敏1969年在阿里當兵（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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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畢淑敏（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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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約定》

作家畢淑敏近年住進了北京一家養老院。管吃管住的便利，讓她能夠將更多時間投入寫作。今年，她的新作——近 70 萬字的長篇小說《昆侖約定》終于誕生。古稀之年的她，借這部作品重返青蔥歲月——1969年，16歲半的畢淑敏入伍，被分配至西藏阿里軍分區，成為一名戍邊的衛生員。

在養老院接受采訪時，畢淑敏用手機給《環球時報》記者播放了幾段音頻：這里的老人們自發接龍朗讀《昆侖約定》的片段。朗誦雖然不是專業水平，聲音里卻充溢著被書中內容打動的真情實感。這正是畢淑敏提筆寫作的初心：“讓身處和平康泰中的人們，記住漫長的國界線上，還有無數為了保衛和平而英勇付出的將士。”

畢淑敏房間里，擺放著一枚戰友從阿里高原帶給她的貝殼化石。它默默見證著那片共和國最高的領土，曾為滄海的古老歷史。如她的文字一般，承載著歲月深處難以磨滅的記憶。

我與昆侖山的約定

環球時報：您曾表示，《昆侖約定》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過程中，您4次住進醫院。是什么樣的約定讓您一定要去兌現，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畢淑敏：“昆侖”，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它雄屹華夏西部，為中華大地上的萬山之祖，萬水之源，也是我的精神故鄉。50多年前，我作為一名戰士戍邊，冰雪呼嘯著覆蓋我從16歲到28歲的青年時代。回到平原后，為將士們謳歌的樸素理想，讓我在繁忙的醫務工作之余提起筆來。我的第一部小說叫《昆侖殤》。幾十年過去了，沒有說完的高原故事，仍在我的血液中沸騰。70歲時，我又再次以昆侖為背景，寫下《昆侖約定》。以前我覺得像“嘔心瀝血”“披肝瀝膽”這類形容寫作的詞都有些夸張。但為了寫這本書，我住了4次三甲醫院，其中3次是急診。醫生問我，怎么你都不害怕呢？我心里想，沒什么害怕的，那部寫昆侖山的長篇小說，我已經完成初稿了。

昆侖約定，有三重含義，一是我和昆侖山的約定。當年我曾發誓：如果能活著回到平原，我要拿起筆來，寫下邊疆將士的故事。二是生與死的約定、青春和信仰的約定。第三層含義，也是最重要的，是軍人和祖國的約定。因為有人堅守國境，祖國人民才能安居樂業。這個約定，重于泰山。

環球時報：作家梁曉聲評價這本書是首部為戍邊女兵立傳的長篇小說，填補了這一題材的空白。從女性視角講述軍旅生涯，是出于怎樣的考慮？您希望女主人公的故事，帶給我們怎樣的生命力量？

畢淑敏：世界上在高山上劃定國界的邊境極少。昆侖山上高寒缺氧，但必須有人駐守。人們通常認為戍邊是男人的事，但在保家衛國層面，女性和男性一樣負有責任，也能做得很出色。當邊防軍的日子，我和其他女戰友，背負數十斤重的槍支彈藥、紅十字包、外帶干糧和被服，在冰天雪地里跋涉，艱苦卓絕，毫不退縮。

書中描繪了女主人公郭換金的某種絕境。十幾歲正是花季年齡，她就當上了衛生員。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還沒學扎實醫務知識，就倉促上崗。青春年華，她卻愛而不得。她愛的人，保家衛國壯烈犧牲。愛她的人，她卻無以回報愛意。她作為女兵班長，面臨復雜人際關系，與副班長的關系也不融洽。父母在特殊時期遭受不公待遇，她只得隱姓埋名認一個不熟悉的人為父，處處小心翼翼。她努力學習醫學知識，竭盡全力協調工作……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遭遇種種困境。書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為了一個崇高的責任，困境中絕不放棄。

1個碗、1張照片和3塊糖

環球時報：書中最震撼的一幕是，男主人公被子彈擊穿腹部犧牲，戰友用一個碗扣住他流出的腸子。遺體被送到診所后，那個碗卻因被牢牢凍住拿不下來。據說，這個場景源自您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那是一個怎樣的烈士事跡？

畢淑敏：前幾天，養老院有一位老人含著眼淚跟我說：你怎么能那么狠！把男主角都寫死了，還死得這么慘。我說，那地方是真的不斷有人犧牲，并不是我編造出來的。書里描寫的這個情節，確實是我的親身經歷。當年，烈士遺體從邊防一線運回衛生所。我們班的同志們負責為烈士清洗遺體，入殮收棺。前段時間，老領導還給我打電話，說他要向我道歉，當年考慮不周，讓還未出閣的姑去清洗遺體，可他實在是派不出人手了。我說烈士的家人遠在萬里之外來不了。我們就是他最親的人，他的兄弟姐妹。

娘們

那位烈士的腹部被擊穿，腸子流出來，扣在一個碗里。碗凍得非常牢固，根本拿不下來。清洗烈士遺體時，我們拼命燒紅柳根，想讓屋內的溫度上升，把碗取下來，給他換上新軍裝入殮。但凍得太瓷實了，最后我們只能用剪子把所有的衣服從背后剪開，這樣正前方的軍裝才能系上扣子。那個碗實在沒辦法取下來，只有一起下葬了。

我還清楚記得，烈士的軍用襯衣口袋內，有一張4寸的姑娘照片。照片本是黑白，被農村小鎮的照相館人工涂上了顏色。有個政治干事在一旁登記遺物，之后會將所有遺物轉交給家屬。我想把那張照片留在烈士的衣兜里，這樣他就能永遠和心愛的姑娘在一起了。但政治干事說，遺物必須完整登記。烈士的褲兜里還有3塊水果糖，糖紙都快磨沒了，圓圓的糖塊像只小烏龜。戍邊戰士外出執行任務，除了帶足干糧，一般都會隨身帶幾塊糖。碰到意外情況，糧食吃完了，糖塊還能提供點熱量。那3塊糖也被政治干事登記完帶走了。我當時迅速跑回宿舍，拿了自己發的3塊糖，揣進了烈士的兜里，希望糖能一直陪著他。后來我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篇散文。新疆軍區有名女兵去了昆侖山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園，那里距離我當年戍邊的地方還有3天的路程。這名女兵給陵園里每個烈士墓前都放了幾塊大白兔奶糖。她說，她讀完我寫的那篇文章，就想做這件事。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如此年輕的生命為什么能做到在戰場上不懼犧牲？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和平年代的人們是否還具備這樣的奉獻和犧牲精神？

畢淑敏：對軍人來說，沖鋒陷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在寫這本書時，想起了鄧稼先。鄧稼先是中國研究原子彈的重要功勛之一。一次實驗中，核彈投下去沒爆炸，鄧稼先一個人闖進禁區，把相關裝置帶回來研究，因此受到嚴重輻射。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舉動多么危險，但作為首席科學家，他一定要把這件事搞清楚。有些事我們做不到，但并不代表人類中最優秀的人也做不到。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有一部分人的“超我”超越了“小我”和本能。我堅信人類最優秀的品德會一代代傳下去，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一定會被傳承光大，年輕人也一定會超越前人。

環球時報：書中描寫了主人公壯烈凄美的愛情故事。對于在高原苦寒環境中戍邊的戰士，愛情意味著什么？他們對愛情向往與克制并存的狀態是怎樣的？

畢淑敏：當時大家都特別年輕，18歲入伍，正常服役到二十三四歲退役。正是荷爾蒙旺盛的時候，但部隊規定不能談戀愛。如果允許，邊防就無法防守了。到了春天不讓花開，那怎么辦呢？他們只能壓抑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犧牲。軍旅文學通常會集中寫戍邊戰士的艱苦付出和思鄉之情，卻很少涉及他們在生命最旺盛的階段壓抑自己的本能，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用三重視角審視人性

環球時報：小說的最后一句寫道：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有評價稱，《昆侖約定》讓“只有云知道”的故事成為民族精神檔案。文學在記錄群體記憶、傳承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在短視頻時代，讀書具有怎樣的意義？

畢淑敏：我堅信文學創作是一項神圣的事業。有人覺得多去寫陰暗、悲慘、怪異的奇聞異事才是文學。但在我心中，文學要努力歌頌人類最優秀的精神，歌頌我們心中的信念：相信愛情；相信在個體利益之上還有集體利益；相信人可以怕死，但為了崇高的目的也能無畏獻身。我覺得，真正的文學作品，應該帶給讀者精神上的震撼和升華。

短視頻有其自身魅力，可以說是色香味俱全，既能用眼睛看，又能用耳朵聽。文字的表達則相對單一，只能用眼睛看，還需要進行思維轉化。比如，看到“巍峨”這個詞，得在腦子里去浮想。從這個角度看，文字的創造，的確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事。它讓人類進入抽象思維的層面，尤其是關于思想以及難以言說的情感，更是文字馳騁的疆場。比如孔子、孟子、莊子等人所說的話，變成短視頻能全面體現嗎？這正是文字的魅力所在，能夠直擊靈魂和思維深處。

而短視頻只需被動接收，不好看就劃走，很難觸及思想。我懷疑經常看短視頻，會讓人的智力退化，起碼是懶得思考了。我們吃東西都拒絕垃圾食品，又怎能讓自己的靈魂充斥垃圾呢？好的文學作品，應富含“維生素”，能給心靈提供豐富營養，讓思維保持年輕與活力。

環球時報：您身兼作家、醫生、心理學家三重身份，這些身份對于您看待人性起到怎樣的作用？

畢淑敏：有人似乎覺得這三種身份差距很大，但對我而言，它們有一定的共通性。醫學是研究人的生理的，心理學是研究人的心理的，這二者密切相關。至于文學，就是人學。它的主要任務，就是書寫人與萬物的關系。比如人與大自然、家庭及其他人物、國家的關系等，最重要的是人與自我的關系。所以，以上這三個職業，有一個最大公約數，那就是 “人”。人們的看法，多帶有主觀性。而學習這三門學問，也讓我跳出個人的狹隘經驗，變得更客觀，更能理解人性、社會和世界。比如女性談戀愛時，多希望找一個能帶來安全感的伴侶。過去擇偶傾向選擇人高馬大的，現在更傾向選擇經濟條件好的。從醫學角度，這與女性承擔繁衍后代的身份有關。女性從備孕、懷孕到孩子年幼這段時間，會喪失很多能力和時間，因此需要從伴侶那里獲得更多的生活保障。若不從這一生理角度去理解，可能會覺得部分女性過于物質。

環球時報：您曾表示，文學和手術刀一樣要直指病灶，如今有不少抑郁癥患者，人們心靈的病灶在哪里？該如何治愈？

畢淑敏：抑郁癥的發病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明確。但我有幾點建議。首先，多曬太陽。萬物生長靠太陽，如今的人們曬太陽的機會實在太少。天不亮就出門，天黑才回家，白天就待在格子間里。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從未有過這樣的情況。

其次，現在人們使用的一些化妝品、攝入的食物中，有不少化學成分，也可能會影響體內激素的合成。人應該多到大自然中去，人是自然的生物。

最重要的是，人需要具備自我調節的能力。很多人覺得生活沒有意義，只能依賴感官上的短暫歡愉。沒有精神層面的快樂，人就不幸福。眼中只看到陰暗面，每天牢騷滿腹、情緒低落……這樣長久以往，肯定會出問題。尋找意義感，我認為非常重要。即便在納粹集中營中，也有人堅定地要活下去。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活下去的意義，才有可能去改變現狀，讓只有一次的生命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