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世界各國人民從古至今的共同愿望與期盼。在多重挑戰和危機交織疊加的今天，文化誤解現象時有出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成為時代潮流的應有之義。7月10日，習近平主席向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致賀信，引發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會議間隙，本報記者專訪了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特聘教授高暢（Au-gustin F. C. Holl）。“這是一個世界性大國作出的重要承諾。”談及近年來中國為維護文明多樣性作出的貢獻，高暢頗為感慨。在高暢看來，傾聽與合作是破解全球困局的關鍵。在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兩周年之際，中國選擇對話，展現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文化視野，尤為難能可貴。

讓非洲傳統文明重新煥發活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關于“文明”二字的界定，在學術界有多種觀點。您如何看待“文明”這一概念？有人認為，傳統文明與現代化相互交融。對此您有何看法？

高暢：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特征、品質，擁有不同的規模。事實上，文明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因為它涵蓋了許多不同的現實維度，例如價值、規范、制度等。文明也關系到一個特定民族或社會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身份認同等。從嚴格意義上講，文明是一個抽象的實體，它本身不能發起與其他文明的接觸和對話。發起接觸和對話的，是文明所屬的國家或民族。當我們說“文明之間展開對話”時，我們走了一條語言表述方式上的“捷徑”。

顯然，若缺失傳統文明和文化遺產，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這是今天非洲所面臨困難的根源之一。實際上，昔日，許多非洲本土傳統文明遭到摧毀。非洲人正在努力修補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讓傳統文明和文化遺產重新煥發活力，并為實現可持續現代化奠定基礎。

“優越情結”導致種族不平等理論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的當下，您如何看待加強不同文明間對話之于建設和平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暢：保持不同文明間的交流是處理分歧、解決問題、維持各國良好關系和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從2025年的世界地緣政治形勢來看，一些西方國家依舊試圖維持它們的霸權。鑒于此，在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的情況下，不同文明間的互動與對話是維護和平的重要途徑。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永遠無助于實現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明多樣性之于人類發展和全球繁榮至關重要。然而，多樣性也意味著差異性。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一些文明自認為比其他文明更優越，并試圖主導世界。能否請您談談相關問題？

高暢：一些人類學家使用絕對他性（alterity）這一概念來指代文化實踐中的深層次差異。文明多樣性是不同文明形態演進的結果。作為人類進化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一部分，文明多樣性也是人類作為生物物種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結果。當人類文明中的某一文明將自己置于其他文明之上，并決定將自身“文明”強加于其他類型的文明時，問題就出現了。這也是“文明優越論”的表現。

這種情形乍一看可能令人驚訝，但事實上，在一些地區是較為常見的。例如，在歐亞大陸西部，從中東到西歐，把自己的“文明”強加給他國的行為尤其常見。縱觀歷史，可以列舉出很多這方面的例子：腓尼基人向地中海擴張，并建立殖民體系；希臘人、亞述人、羅馬人以及后來的歐洲人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不少歐洲人自稱的“文明使命”是建立在歐洲人對其文化特征秉持的“優越性”信念之上的。一些學者認為，從根本上而言，“優越情結”導致了種族不平等的理論化。

歷史上，歐洲的殖民計劃基于一種固有但卻錯誤的觀念，即歐洲人可以將其他地域的人口群體從自身缺陷中拯救出來。歐洲人對海外土地的占領導致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多次種族滅絕，以及對當地文化多樣性的破壞。值得慶幸的是，關于被盜文化寶藏歸還的例子表明，一些前殖民地國家開始覺醒，這為全球文明共生共榮帶來了更多希望。

歷史證明“文明沖突論”是錯誤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自提出以來，該理論在國際關系界飽受詬病。對此您作何評論？

高暢：亨廷頓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認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的本質：它是一種假設，或者說是對后冷戰時代世界幾大文明走向及其關聯的預測。在亨廷頓看來，民族國家依然是世界事務中最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出現在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冷戰后的世界將以“文明沖突”為特征，文化和宗教差異將取代意識形態分歧，成為國際沖突的主要根源。我認為，亨廷頓過于放大了文化和宗教差異之于世界秩序的“驅動力”作用。

近年來，中國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面發揮了出色作用，展現了真正的外交智慧。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無需贅述，它們表明中國始終致力于堅守文明對話與維護人類和平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