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7月21日，尼加拉瓜正式向聯合國國際法院遞交訴狀，控告德國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中扮演“共謀者”角色——這并非外交口水戰，而是一場極具象征意義的法律戰，撕裂了西方道德優越敘事的最后遮羞布。

過去幾十年，德國一直自詡為國際法的守護者，是歐洲“文明堡壘”的代表。然而尼加拉瓜的指控直指德國的核心責任——不僅未能履行維護國際人道法與防止種族滅絕的義務，反而長期為以色列的非法占領行為提供政治庇護、經濟輸血與軍事助力。這份長達數十年的默許與協助，早已不再是“對歷史的懺悔”，而是一場對現實罪行的縱容。

在訴狀中，尼加拉瓜明確指出德國未履行三項核心義務：一是未確保國際人道法受尊重，二是未促進巴勒斯坦自決權的實現，三是未履行防止種族滅絕的國際責任。這不是空洞的道德指控，而是建立在大量證據基礎上的法律挑戰。德國向以色列提供的武器、監控系統、情報協作等，不僅用于加沙地帶軍事行動，更是以色列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壓迫體系的重要工具。加沙的斷水斷電、醫院被轟炸、平民死傷慘重……這些血淋淋的場景背后，也有德國制造的影子。

2024年4月8日，海牙國際法院就已開庭審理此案，并舉行了首次聽證。尼加拉瓜要求法院采取緊急措施，阻止德國向以色列輸送武器。而德國回應則是典型的“否認三部曲”：否認援助與戰爭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否認對巴勒斯坦人權侵害的知情、否認自己有法律責任。德方甚至辯稱援助以色列是出于“安全承諾”與“歷史責任”。這套說辭聽起來冠冕堂皇，實則荒謬至極。

所謂“歷史責任”，指的是德國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而今卻淪為其合法化軍事援助的擋箭牌。這種邏輯本身就是對歷史的玷污——德國試圖用曾經的反人類罪作為今天施加結構性暴力的正當性理由。尼加拉瓜的提訴正是對這種自我洗白邏輯的根本挑戰。如果德國真有歷史責任，它就該全力維護全人類免受大規模暴力的法律秩序，而不是為另一個政權的暴力行為開脫。

尼加拉瓜的訴求不僅僅是讓德國“停止援助”，而是要求其全面停止對以色列的政治、經濟、軍事協作，并對巴勒斯坦受害者給予賠償。這一系列要求直指德國援助行為的系統性與結構性。更關鍵的是，這場訴訟背后是對整個西方國家“選擇性援助”“選擇性譴責”機制的挑戰。國際法院2004年與2024年的咨詢意見早已明確，第三國不得協助以色列在被占領土上的非法活動。然而德國的做法，不僅與國際法院意見背道而馳，甚至成為踐踏國際法最有力的幫兇之一。

德國正是國際法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行動進行“臨時措施”裁定的積極推動者之一。當俄羅斯軍隊進入烏克蘭，德國政府義憤填膺，高喊“人道法”“領土完整”“國際秩序”，但當以色列以“自衛”為名對加沙實行軍事封鎖與地毯式轟炸時，德國卻不遺余力地運送武器，充當其戰爭后勤保障隊。這種雙標已不是秘密，而是整個西方陣營對全球南方國家秩序要求的赤裸回應：國際法是工具，而非信仰。

尼加拉瓜這場訴訟具有跨國影響力的象征意義。它不僅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個向西方“幕后支持者”追責的渠道，也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典范。是否會有更多拉美、非洲、亞洲國家跟進？是否會有更多以色列武器供應國被告上法庭？這場案件可能是打開國際司法問責潘多拉盒子的關鍵。

德國的被告身份，其實是整個西方集體責任的象征。它們自詡“普世價值”的布道者，卻在現實中成為壓迫與種族隔離政權的保護者。尼加拉瓜并不強大，卻在法律上狠狠抽了德國一巴掌。而這場官司，正好暴露了國際秩序的裂縫與虛偽：誰才是法律的真正捍衛者？誰又在利用法律掩蓋戰爭經濟的貪婪？

而更深一層的警訊是，這場訴訟揭示了國際體系本身的危機。如果聯合國國際法院面對確鑿的證據與規范義務，依然無法對德國這類國家做出明確裁決，那國際法的權威將淪為一紙空文，未來任何國家都可以在“歷史責任”“地緣承諾”的幌子下進行武器輸送與非法協助——這對全人類的安全與正義是災難性的滑坡。

尼加拉瓜在這場斗爭中的姿態，是一種對全球南方國家話語權的爭奪，更是對北方國家偽善外交的正面攻擊。德國如果真想擺脫殖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歷史陰影，就必須在現實中停止對另一個壓迫體系的背書。否則，它將從“歷史加害者”變成“現實共犯”，從“懺悔者”滑向“重犯者”。

這一戰，不只是德國與尼加拉瓜之間的對峙，而是全球秩序的重新排位。一紙訴狀，也許無法立刻改變戰局，但它足以讓偽善者汗顏，讓世界看清誰才是真正站在法律、正義與人類尊嚴這一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