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成功連任后，面對的一個棘手難題，就是如何處理達爾文港問題。

但若是強行收回港口的話，勢必會得罪中國，他好不容易促成的中澳貿易大好局面，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不甘心就這么放棄；可若是不這樣做的話，又會得罪美國，美澳關稅戰這一劫怕是逃不過去了。

面對這個二選一難題，阿爾巴尼斯其實變相做出了選擇，但是卻引發了澳國內不滿。

連任后的燙手山芋：達爾文港的歷史與現實困境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2025年5月成功連任后，擺在他面前的頭號難題就是達爾文港的歸屬問題。這個位于澳大利亞北部的深水港，2015年由北領地政府以5.06億澳元的價格租給中國嵐橋集團，租期99年。當時北領地政府因財政危機急需資金，而聯邦政府對港口升級改造的請求置若罔聞，才不得不向國際資本開放競標。

嵐橋集團在60多個競標者中脫穎而出，不僅支付了全額租金，還承諾未來20年追加2億澳元投資，用于港口設施維護和物流網絡擴建。 誰也沒想到，這筆原本單純的商業交易，十年后竟成了澳政府的燙手山芋。隨著中美博弈加劇，美國多次對達爾文港租賃表達不滿，認為其“威脅印太戰略安全”。莫里森政府時期曾兩次啟動安全審查，但結論都是“無風險”。

即便如此，2025年大選期間，工黨和聯盟黨仍爭相表態要收回港口，聲稱“達爾文港必須掌握在澳大利亞人手中”。這種政治操弄讓阿爾巴尼斯陷入兩難：若強行撕毀協議，不僅要賠償巨額違約金，還會被國際社會指責“契約精神破產”；若維持現狀，又得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和國內親美勢力的攻訐。

更麻煩的是，北領地政府和當地民眾并不買賬。前北領地總檢察長約翰·埃爾芬克直言，聯邦政府當年對港口升級“毫無興趣”，如今卻想摘桃子，完全是“政治足球”。達爾文港所在的北領地經濟長期依賴礦業和旅游業，嵐橋集團入駐后，港口吞吐量從1600萬噸躍升至3000萬噸，直接創造300個就業崗位，間接帶動周邊餐飲、物流等產業發展。當地華人社區和澳中友協也發聲反對收回，認為這會“損害投資者信心”。這種“聯邦與地方的撕裂”，讓阿爾巴尼斯的決策難上加難。

中美之間的艱難抉擇：經濟利益與盟友關系的博弈

阿爾巴尼斯的困境本質上是中澳關系與美澳同盟的碰撞。從經濟賬看，中國連續16年穩居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2023年雙邊貿易額突破1.61萬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僅對華出口就為澳家庭年均增收2600澳元，創造近60萬個就業崗位。

尤其是鐵礦石、煤炭、液化天然氣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復蘇，直接拉動了澳經濟從疫情中反彈。若因達爾文港問題激怒中國，澳方可能失去這個“經濟生命線”——畢竟中國市場對澳農產品、能源產品的需求是不可替代的。

但美國的壓力同樣不容忽視。達爾文港距離南海僅2000公里，美軍自2012年起在此部署海軍陸戰隊，將其視為“印太戰略支點”。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多次要求澳政府收回租約，甚至以關稅制裁相威脅。更微妙的是，澳方在“奧庫斯”（AUKUS）框架下依賴美國的核潛艇技術合作，若在達爾文港問題上忤逆美國，可能影響這一關鍵軍事合作。這種“安全-經濟”的雙重依賴，讓阿爾巴尼斯如同在鋼絲上跳舞。

在這種背景下，阿爾巴尼斯的訪華選擇本身就釋放了強烈信號。2025年7月的訪華行程長達6天，覆蓋北京、上海、成都三地，簽署了旅游、農業、海關檢驗檢疫等多項協議，還出席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訪華期間全程避開“達爾文港”話題，甚至刻意與特朗普政府保持距離——連任后尚未訪美，七國集團峰會等場合也未與美方領導人會面。這種“先中后美”的外交排序，被外界解讀為“經濟利益優先”的務實選擇。

訪華后的沉默與漣漪：國內輿論的撕裂與未來隱憂

阿爾巴尼斯的沉默策略在國內引發軒然大波。親美媒體《澳大利亞人報》等指責他“向中國投降”，要求政府“立即啟動回購程序”。部分議員甚至聯名上書，要求援引《對外關系法》終止租約，聲稱“國家安全高于商業利益”。但北領地政府和商界的反對聲浪同樣激烈。

北領地首席部長直言，收回港口會“破壞北領地的經濟命脈”，而澳大利亞中國工商業委員會報告顯示，對華貿易每減少1%，澳將損失12萬個就業崗位。這種分歧讓阿爾巴尼斯陷入“兩頭不討好”的境地。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澳大利亞正經歷戰略身份的迷茫。

一方面，作為“五眼聯盟”和“奧庫斯”成員，澳方需在安全上緊跟美國；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又要求澳在經濟上保持中立。這種“騎墻”策略在達爾文港問題上暴露無遺：阿爾巴尼斯既想享受中澳貿易紅利，又不愿徹底得罪美國，最終只能選擇“冷處理”——訪華時避談爭議，回國后淡化分歧，試圖用時間換取政治空間。

但問題不會自動消失。嵐橋集團已明確表示“無意出售租約”，并強調協議受國際法保護。若澳政府強行收回，不僅要支付數億澳元違約金，還可能引發中企在其他領域的撤資潮。更嚴重的是，這種“政治凌駕于法治”的行為將重創澳國際信譽，讓全球投資者對澳營商環境失去信心。

阿爾巴尼斯的抉擇，本質上是澳大利亞在中美博弈時代的縮影。當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發生沖突，當短期政治操弄與長期國家信譽產生矛盾，如何在鋼絲上走好平衡木，考驗著澳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