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一句“我是中國人”，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這番表態如同一枚重磅炸彈，在全球范圍內掀起波瀾。

有人認為黃仁勛的言語發自內心。

也有人批評他是在表達對中國的忠誠，還有人解讀為商業策略的體現。

但這件事真的這么簡單嗎？

黃仁勛再度來華

這是黃仁勛今年第三次踏上中國土地。

在鏈博會現場，他一邊認真投入地發表演講，一邊對中國AI產業的發展表達了高度評價。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身著中式服裝，用中文介紹中國大模型的突破。

他甚至表示，中國在AI工程人才儲備和開源生態建設方面已處于世界前列。

他還特別提及DeepSeek、Baidu、Tencent等本土模型，稱其為推動全球技術革新的關鍵力量。

這一系列動作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

英偉達正在全力鞏固其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此外，黃仁勛還明確表示：“我首先是中國人”。

此言一出，立刻引發熱議。

對于這一言論，公眾的反應呈現兩極分化。

部分人表示感動，認為他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根源。

也有聲音強烈反對，指責他是在向中國示好。

當美國對華為進行打壓時，為何英偉達沒有站出來對抗美國政策？

更有觀點認為，這種表態不過是為了獲取中國市場利益。

從族裔角度看，黃仁勛出生于中國臺灣。

不過他的成長經歷頗為復雜，在泰國度過童年，后赴美創業，最終創立英偉達并成為全球AI芯片領域的核心人物。

因此，他確實具有“華裔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我首先是中國人”之后補充道：“但我在美國長大，我的母語是中文”。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黃仁勛本質上仍是一位美國企業家。

這番話更像是文化情感的表達。

可能是身份認同，也可能是市場策略。

但更深層次來看，這是商業領袖在復雜國際環境中的表態。

理解是一回事，商業又是另一回事。

這句話并非政治宣言，而是拉近距離的溝通策略。

背后的原因其實很明確。

中國是全球AI產業發展最快、需求最旺盛的市場之一，位列英偉達全球市場第四。

2025財年，中國區收入達到170億美元，約占公司總營收的13%。

英偉達預測，未來兩三年內中國AI市場規模將超過500億美元。

一旦失去這個市場，不僅意味著巨額損失，更可能影響企業未來布局。

黃仁勛此次來華，正是為了穩固這一關鍵市場。

即便與美國立場存在沖突，英偉達也必須維系中國這一重要業務板塊。

值得一提的是，在抵達中國之前，黃仁勛就收到了來自美國國會的正式信函。

來自美國的“警告信”

共和黨議員班克斯與民主黨議員沃倫聯合致信，提醒他避免與中國軍方關聯企業或被列入實體清單的機構會面。

同時，信中強調不得參與任何規避出口管制的行為。

此外，他們特別指出GPU等高端AI硬件具有“戰略價值”。

一旦流入“不當群體”，將加速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

換言之，美國不希望英偉達與中國建立過于緊密的聯系。

但這封信的背后，也折射出美國近年來不斷加碼的“技術遏制”戰略。

從2022年限制A100/H100芯片出口，到后來A800/H800“定制版”也被禁售。

美國商務部持續收緊政策，幾乎切斷了英偉達對中國高端AI芯片的出口路徑。

為了應對，美方不斷施壓企業“做出選擇”，要么服從，要么退出。

黃仁勛并未選擇直接對抗。

相反，他采取了靈活應對策略，推出H20芯片，專門針對中國市場定制。

這款芯片保留了AI計算性能，但在設計上剔除了美國管制清單中的相關參數。

例如，去除了高帶寬內存（HBM）和NVLink互連技術，以符合美國政府的合規標準。

有人稱贊他機智，也有人質疑他手段圓滑。

但其實，這正是技術型企業家在政治夾縫中尋找出路的智慧。

他沒有直接挑戰規則，而是巧妙地在規則框架內尋找突破口。

他并非忽視政治，而是用技術思維應對政治限制。

無論是與白宮溝通，還是來華與中國方面交流，以及公開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這些舉措都是黃仁勛為確保英偉達在全球AI格局中保持領先地位。

這不是站隊，而是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的生存之道。

表面上看，黃仁勛是個技術極客，身穿皮夾克、性格直率。

實際上，他每一步都經過深思熟慮。

從他的處境中，我們也能看到中美科技競爭的現實。

一方面，美國不斷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擴大芯片出口限制，推出“芯片法案”。

另一方面，美國科技企業對中國市場仍有高度依賴。

以英偉達為例。

在美國制裁升級后，公司股價多次下跌，2024財年估計損失銷售額150億美元。

因此，黃仁勛不得不采取雙重策略。

一邊在美國本土推動AI服務器產業鏈建設，向政府展示合作誠意。

另一邊則持續在中國開展政策溝通，穩定客戶關系，維系可觀利潤。

這種“左右為難”的局面，不僅英偉達一家面臨。

可以說，全球科技企業都在“表面合規，實質周旋”。

畢竟，沒有人愿意放棄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和制造中心。

如果非要問：黃仁勛說“我是中國人”，是情感表達，還是商業策略？

答案其實非常清楚。

黃仁勛是一個純粹的企業家，在全球AI競爭的關鍵時期。

為了維護市場、資本和企業利益，他必須采取這樣的姿態。

結語

當黃仁勛說出“我是中國人”時，他或許只是想拉近與聽眾的距離。

但這句話在中美科技博弈的敏感背景下，被放大解讀。

在“科技即政治”的時代，一句情感表達也可能牽動全球供應鏈。

這也提醒我們，在民族情感與全球商業、技術主導權與產業合作之間，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對于中國而言，不應只關注黃仁勛說了什么。

更應關注我們自身的AI產業鏈是否具備真正的自主、可控與競爭力。

只有當中國能夠培養出屬于自己的“黃仁勛”、制造出屬于自己的GPU時，才能真正掌握話語權。

到那時，一句“我是中國人”，才不僅是姿態，更是真正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