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國土面積不到33萬平方公里，比中國云南省還小一圈，卻密密麻麻擠著63個省級行政區（58個省+5個直轄市）。

更讓人驚訝的是，越南一個省的平均面積不到5000平方公里，還沒中國東部很多縣大。

明明管理起來更復雜，越南為啥偏要把國家拆成“碎片”？

越南行政區劃

殖民烙印

越南的多省格局，得從19世紀的殖民歷史說起。1840年前后，完成工業革命的法國盯上了中南半島，越南成了他們的“獵物”。

當時越南還是清朝的藩屬國，可面對法國的堅船利炮，清軍節節敗退，1885年《中法新約》簽訂后，越南徹底淪為法國殖民地。

1884年5月11日,中法簽訂《中法簡明條約》,承認法國占有越南

法國人管理殖民地有個“祖傳套路”——分而治之。他們覺得把地盤劃得越碎，越難形成統一反抗力量。

當時越南已經有了一些省級區劃，但法國殖民者嫌“不夠碎”：北部幾個面積較大的省被一分為二，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區更是被拆成多個小省，連湄公河三角洲的魚米之鄉都沒能幸免。

法國占領越南畫像

到法國殖民后期，越南已經被拆成了60個省，80多年里南北始終處于分裂狀態。

更有意思的是，法國人不僅劃省，還把這套邏輯刻進了越南的管理基因里。他們本土就有96個省，在他們看來“小省好管”。

于是在越南照搬這套模式：按山脈走向劃界，依河流流域分治，甚至故意讓相鄰省份的資源分布不均，防止地方勢力聯合。這種人為切割，讓越南的行政區劃從一開始就帶著“分裂基因”。

1954年法國撤軍后，越南又陷入南北分裂。美國扶持的南越政權在60年代重新規劃南方省份，把法國的“碎省邏輯”又強化了一遍。

直到1975年越南統一，這套被殖民歷史塑造的行政區劃已經根深蒂固——不是不想改，而是改不動。

現實困境

打開越南地圖就會發現，這個國家像條拉長的“S”形扁擔，南北長1600公里，東西最窄處卻只有50公里，3/4的國土都是山地、高原和沼澤，兩千八百多條10公里以上的大河把土地切割得支離破碎。

這種地形帶來的直接問題是“隔山不同命”。紅河三角洲的農民可能靠種植水稻衣食無憂，翻過一座山的高原部落卻還在靠打獵維生；湄公河沿岸的漁民靠水吃水，而相鄰山區的居民可能一輩子沒見過大船。

地理阻隔讓各地形成了獨立的文化圈，有時候一條河兩岸的人說話都帶不同口音，更別說生活習慣和信仰了。

在這種情況下，把省份劃小反而能讓管理更精準——山這邊的問題山這邊解決，河對岸的需求對岸響應，避免了“一刀切”的混亂。

更復雜的是民族和宗教問題。越南雖然國土不大，卻生活著54個民族，京族占89%，但岱依族、傣族、芒族等少數民族也有上百萬人口。

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往往以山脈河流為界，比如苗族在北部山區，占族在中部高原，強行合并成大省會激化矛盾。

宗教更是“敏感區”，佛教、天主教、高臺教、和好教在不同區域各有勢力，資源有限時很容易為爭奪信徒起沖突。劃小省份后，每個省能根據本地民族和宗教特點制定政策，反而減少了摩擦。

經濟差異則讓“碎省制”成了無奈的選擇。越南北部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靠重工業和港口經濟崛起，2021年最富的平陽省人均月收入是最窮的奠邊省的3.9倍，33個省的貧困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如果把貧富差距大的區域合并成大省，富裕地區可能“被拖后腿”，貧困地區又會覺得“被忽視”。

劃小省份后，每個省能專注于自己的優勢產業——北部種好稻米，南部搞活外貿，反而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局面。

歷史慣性

其實往前追溯一下就會發現，越南的“碎省傳統”早在殖民前就有苗頭。作為中國千年藩屬國，越南從秦朝開始就受中原文化影響，秦始皇在嶺南設象郡時，如今越南中北部就歸中原王朝管轄。

這種長期的文化滲透，讓越南學會了中國的郡縣制，但又根據自己的國情做了“魔改”。

1802年阮朝建立后，這套“魔改”達到了頂峰。阮氏家族靠擁兵篡位上臺，深知“地方太強會威脅中央”的道理，于是把全國劃成“一京、二城、四營、二十四鎮”，后來又調整為1府30省。

當時的越南官員就意識到：省份劃得小，地方官手里的資源就有限，想擁兵自重都沒資本。

到1840年，阮朝因為人口增長新增了50多個縣城，行政區劃越來越細，本質上就是用“碎”來換“穩”。

這種“防割據”的思路一直延續到現代。越南歷史上多次因為地方勢力做大而分裂，南北越對峙幾十年的教訓更是深刻。

所以即便統一后，政府也不敢輕易合并大省——萬一某個區域因面積大、人口多形成勢力，后果不堪設想。于是“寧碎勿大”成了潛規則，哪怕行政成本高一點，也要先保證國家不分裂。

越南首都河內

越南在賭什么？

不過這兩年，越南的行政區劃正在經歷百年未有的大調整。2025年6月，越南國會正式批準決議：省級行政單位從63個減到34個，一口氣減少29個；

更激進的是，直接取消縣級行政單位，把原來的“省縣鄉”三級改成“省鄉”兩級，鄉級單位從1萬多個合并到3321個，減幅達67%。

這場改革的背后，是越南對“行政效率”的焦慮。過去60多個省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麻煩：省級官員加起來有200多人，中央開會坐不滿一屋子；

資源分配嚴重不均，沿海省份靠港口政策富得流油，內陸省份連修路錢都要申請；基層機構臃腫，一個縣的公務員比中國一個地級市還多，辦事效率卻低得讓人著急。

越南總理范明政在今年3月直言：“必須徹底克服地域分割和機構臃腫，不然跟不上發展節奏。”

更深層的原因是“抓國運”的緊迫感。這些年越南成了中美貿易戰的“紅利獲得者”，跨國企業紛紛把工廠遷到越南，靠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優惠政策向歐美出口商品。

但越南很清楚，這種“低成本優勢”窗口期不長——10年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普及，產業轉移可能不再看人工成本，而是看產業鏈和行政效率。

如果現在不精簡機構、提升治理能力，可能錯過最后一次“階層躍升”的機會。

改革方案里藏著不少小心思：未合并的11個省多是北圻的大省份，底子厚、矛盾少；南圻所有省份都要合并，因為這里經濟活躍但區劃最碎；新合并的省大多靠海，明顯是想集中資源發展港口經濟。

合并時還玩起了“平衡術”：7個新省采用“留名不留駐”模式，比如A省和B省合并，用A省的城市當省會，卻用B省的名字當新省名，既照顧了經濟中心，又安撫了地方情緒。

越南峴港

“大省時代”能解決越南的問題嗎？

從60多個省減到34個，有人覺得這是“進步”——省級單位減少后，中央能集中資源搞基建，南北經濟差距可能縮小；

也有人擔心“風險”——合并后的大省會不會出現新的地域矛盾？少數民族聚居區會不會因為話語權被稀釋而不滿？

其實越南的“碎省制”從來不是“怪相”，而是小國在復雜歷史和現實中找到的生存方式。殖民時期靠“碎”求存，統一后靠“碎”維穩，經濟起飛后又要靠“合”求強。

這種從“碎”到“合”的轉變，本質上是國家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

就像中國的行政區劃隨時代調整一樣，越南的“省縣之變”也在告訴我們：沒有完美的行政區劃，只有適合國情的管理智慧。

至于這場改革能不能讓越南抓住“國運”，或許10年后再看地圖，答案就藏在那些新省份的發展軌跡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