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周群，今年79歲。祖父是道縣興橋人，是普通農民，有十幾畝田，省吃儉用送我父親上學。父親周謨，抗戰時期報名參加國民黨青年軍，上前線抗日。抗戰勝利后，在南京國民政府交通憲兵科當科長。

我1936年出生在江蘇鎮江。1949年，我已經13歲，這時，到處傳說解放軍要打過江來了，遠方“隆隆”的炮聲都聽得見了。有一天，父親突然神色慌張地從南京趕了回來，對我和母親說：“共產黨的軍隊要渡江了，政府亂作一團，我們得趕快跑。”母親說：“往哪兒跑啊？”父親說：“還能去哪里呢？去臺灣的船票就是十根金條也換不上一張。只有回老家道縣。”

這樣，我們一家輾轉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縣，在縣城租了一間小房住下。解放軍過了長江后，戰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聽說湖南省省長程潛和平起義了，接著，湘南行署主任歐冠也準備和平起義。他與父親在南京有一面之交，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親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歐冠通電起義，這樣，我的父親便作為“起義人員”，受到禮遇。

11月15日，解放軍進入道縣縣城，父親還搖著彩旗歡迎解放軍入城，道縣人民政府舉行“共商道縣和平建設”會議，把我父親請去參加。

道縣文昌閣

誰知事情說變就變。有一天，父親接到縣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訓。我們都很緊張，他都起義啦，怎么還要找他呢？不久父親就從衡山來信，說每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對共產黨做過的錯事。他在信中說：“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縣的省立七師讀書，早上學校突然通知，全體學生去參加全縣的“宣判大會”。猛然，我看見父親被五花大綁跪在臺上。不久就聽見審判員宣判了他和另外五個人死刑！

父親被押著從臺上推下來，臺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樣，分開兩道，高喊口號：“鎮壓反革命！”父親的眼光還在人群中掃著，顯然，他是在找親人。可是我讓人群隔得那么遠，可憐的父親怎能看見我呢？不久，就聽見遠遠傳來的槍聲。

父親死了之后，母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四個弟妹，加我五張口吃飯，怎么養活？父親是被槍斃的，按公安條例，母親和我們姐弟都成了“殺、關、管親屬”，親戚都怕惹禍上身，看見我們都繞著道走。

晚上，弟妹們睡了，我看到母親站在窗前發愣，窗下就是瀟水河，我真害怕她輕生。母親滿臉淚水，搖頭說：“我不會的，我一看到床上躺著的你們，就不會死了，沒有我，你們怎么活？”

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我上中學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組織”被抓了。弟弟與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個籃球隊，他們常用紙條通知在哪里練球，在哪里比賽，而且總是用文言文。他們穿的背心上印有一個藍色的隊徽，就說那是國民黨黨徽，他們串聯紙條上寫的是“暗語”。大弟弟周元正就這樣被無辜判了二十年刑，一直到1970年代才出來。一個十幾歲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諾諾，見誰都害怕的小老頭。

這時我中師畢業，總算能掙錢，幫助母親減輕一點負擔了。我找到縣教育科，請求安排工作。那時候農村缺教師，教育科開恩，答應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艱苦的洪塘營。那是離縣城幾十公里的瑤族山區，學校幾乎與世隔絕。讓一個17歲的女孩子進到深山教書，同發配邊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選擇呢？我這樣的人，能給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錯了。

道縣古城南門

02

在偏僻的瑤山中，我碰上了第一個丈夫蔣漢鎮。他高大、英俊，很有文體才華。在道縣一中，打球、演戲都很出名，我在舞臺見過他，很有好感。蔣漢鎮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在淮海戰死的。本來，他已被選拔到部隊文工團了，因為家庭問題被打下來，也分配到偏僻的瑤山中教書。

洪塘營小學老師不多，有些在當地有家。一到放學后，學校里就剩下了我們兩個。在與世隔絕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我們很快就戀愛了。我對談戀愛有種隱隱的負罪感，父親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貪圖享樂呢？蔣漢鎮就開導我，人總不能一輩子生活在陰影里，應該抬起頭來生活。我們都年輕，黨指引的未來是光明的。

1959年，我與蔣漢鎮結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流行小說《林海雪原》，我們便給第一個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個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

林海和林松

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蘇聯莫斯科大學的門前，有兩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產主義的故鄉，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兒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學！

那一段時間，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會上的政治斗爭還沒搞到我們年輕的一代人身上來。我和漢鎮還經常在學區大會上講公開課，每年都被評為“優秀人民教師”，發一支鋼筆、領一張獎狀什么的，心里很滿足，對黨對毛主席很熱愛。

1965年全國搞“四清”，情況就變了。

本來，我們以為解放的時候都不到18歲，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輩有問題，也不是我們的罪，沒想到運動會搞我們。1965年下半年，洪塘營學區一百多名教師被召到區里集中學習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黨交心。每個人回顧檢查自己，把“辜負了黨”的事情說出來，“與昨天一刀兩斷”。為了讓教師們大膽交代問題，黨支部書記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騙我們的。

那時漢鎮在學校管了一點伙食賬，除了交代自己對學生不夠耐心外，還把賬本交給領導，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問題。我則把讀師范時的一本日記本交給了領導。沒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學區的墻上就貼滿了大字報：“地主分子蔣漢鎮還在吸血”，“奇文共欣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周群反動日記摘抄”。很快，全學區掀起了一場批判我們夫妻的風暴。漢鎮記的“油鹽柴米”賬，被說成是“變天賬”；我用鉛筆抄寫毛主席語錄，被說成“對偉大領袖不恭”。我日記本上抄的名詩、名句，被說成要搞“資產階級復辟”，“盼望帝修反回來”。我們兩口子被押到臺上，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動思想”。

在我倆被清退出學校時，我曾問蔣漢鎮：“我們這些人不合適，清退便算了，干嗎還要開那么多會，批判、斗爭、侮辱我們呢？”漢鎮一句話讓我茅塞頓開：“光把我們清退怎么夠呢？要批判我們，教育其他人啊！”

道縣橋頭鎮莊村廊橋

03

1965年12月，我們兩口子被學區清退回蔣漢鎮的老家，瑤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小路窩村。我還記得那是個凄冷的早晨，蔣漢鎮挑著一擔行李，我一手挽著裝雜物的籃子，一手牽著雪原。林海背著林松，當我們一家人走出校門時，沒有一個人來送。

回到老家，蔣漢鎮家原來的房子已經倒塌了，我們借別人的一間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從瓦縫里都能看見光，一下雨，到處都漏。我們就拿稻草把房頂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雜物清理了一番，勉強住了下來。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糧，當然不歡迎我們，時時要看人的臉色。好在按規定，還能吃一年的國家糧，發了一點安家費。所以一開始生活還過得下去。

轉眼到了1967年“雙搶”大忙季節。我們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為了表現好，讓妻子兒女少受歧視，細皮嫩肉的漢鎮打著赤膊，在火熱的日頭下踩打谷機。我也挽起褲子，下田學割禾；三個孩子，五歲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七歲的林海看了隊里的幾頭牛，再牽上小弟弟林松。我們就像牛，低著頭，俯首帖耳，聽憑改造。漢鎮總是安慰我：“我們是運動中出來的，按照共產黨的政策，運動結束后，就會糾偏，那時，我們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們沒等到這一天。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了，我們非但沒能回去，一家五口，只留下我一個！

周群老人講述往事，不時哽咽

04

1967年8月，道縣農村刮起一股殺人風。我們附近的蚣壩河里丟滿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紅。田埂上，路邊上，到處可以看到尸體。

1967年8月26日，已經是半夜了，我和三個孩子被叫起來，押到隊里的禾場上去。蔣漢鎮已先被捆綁在那里了。禾場上火把通明，幾十個民兵拿著馬刀、鳥銃，押著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雪原牽著我的褲腳，林海背著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地被押到一個天坑（溶洞）邊。

這時，治保主任唐興浩跳到了石頭上喊話：“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著一張紙，讀名字。叫一個，民兵就從人群中拖一個人出來。揮起一刀，朝腦殼砍去。或者拿鐵棍朝腦袋打一棍子，只聽慘叫一聲，血就噴出來了，再一腳，踹到天坑里面去。蔣漢鎮被第三個點名，頭上被打了一棍，丟下洞去。我是第八個！可憐我那三個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媽媽”，我哄他們：“乖，你們別動，媽媽過一會兒就回來。”我那時還心存一絲幻想，想著他們殺大人，孩子是來陪看的，不會殺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們。

我走到天坑邊，只覺得腦后一陣冷風，一根硬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頂上，沒有痛，一陣天旋地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被救出來以后，有人告訴我，打我的東西是開山打炮眼用的鋼釬。后來聽人說，我被丟進去之后，他們又來抓我的三個孩子，可憐三個無辜的孩子，嚇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孩子當然跑不過大人，三個孩子都被丟進了天坑。這真是個“吃人”的天坑啊，光這次就扔下了25個人！

老天有眼，一開始，我們全家五人丟下去后，都沒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見了。我碰碰旁邊，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體。奇怪啊，平時，我晚上聽見貓頭鷹叫都怕，這時候，同冷冰冰的尸體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幾天中，沒有吃的，尤其是沒有水喝，漢鎮先昏迷過去了，我們就這樣一步步等待著死亡來臨。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癥候出現了。第一個是林松，他拼命叫著：“媽媽，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沒有水，就用小拳頭打我，抓我的頭發。我對他說：“睡吧，孩子，睡著了就好了。”這時候，漢鎮突然站起來，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經瘋了。他在尸體上走來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撲通”倒下，再沒有聲音了。林松也不動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經沒有了氣，奇怪，我竟然啥悲傷都沒有。也許是我覺得，我很快也要死的。這時，我聽見林海在嘟噥：“媽媽，我為什么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我的五臟六腑都碎了！可憐的孩子，才七歲啊！又過了一會，他也真的就再沒聲音了。小妹子雪原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凼，就用嘴含著水去喂她。誰知她喝了水，頭一歪，倒在她爸爸身邊，也沒氣了。我知道，馬上要輪到我了。我很平靜，我把丈夫、兩個兒子和女兒的尸體都拉過來，和四個親人并排躺下，靜靜地等死，等待黃泉路上，我們一家人同行。沒想到，頭頂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來，47軍下來制止殺人了，我被人從天坑中救了上去！

周群老人撩起白發，頭頂正中頭骨明顯下陷，顯示為重物擊打過的舊痕

05

救上我后，他們問，周老師，你去哪里？一句話讓我眼淚嘩嘩地流。丈夫死了，三個孩子死了，家沒了。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能去哪里啊？想來想去，想起蚣壩墟上，有我的一個伯母，我嘆了一口氣，只能去投奔她了。沒想到，在伯母家里，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與大隊支書李自貴建立家庭。

很多人問我，得救后為什么要嫁大隊支書？是不是讓貧下中農來保我的命？我說，又是，又不是。

李自貴是蚣壩公社沖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窮。母親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兒子，上吊死了。李自貴十歲就帶著兩個弟弟討飯。共產黨來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鮮戰爭爆發，李自貴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他殺敵立功，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從朝鮮回國后，先到零陵的一個礦山工作。但他當慣了農民，向領導打報告，要求回鄉務農。1962年，李自貴回到了老家蚣壩公社沖子口村，不久被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道縣到處殺人。上面指示說蚣壩大隊要殺多少“地富反壞”。李自貴是個非常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部隊才認識幾個字。黨的路線出了什么錯，他是不會去想的，只知道要聽黨的話。我后來聽他說，接到殺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壓下來，要是不殺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壞”一邊，自己都有危險。后來，他也參加了殺人。

我在道縣處遺小組的材料中看到了這樣的記錄：“1967年8月25日，蚣壩大隊支書李自貴、大隊長周時、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民兵營長蔣學金、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等人，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召開宣判大會，當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窖邊執行。”

但是，天有不測風云，就在蚣壩刮殺人風的時候，李自貴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親在國民黨部隊中當過兵。她在與鄰居吵架時，人家罵她父親是“國民黨兵痞”，說她老公李自貴不配當大隊支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氣之下，上吊自殺了。留下了一個兩歲的男孩叫李玉新。誰的“階級”就那么純潔？這件事對李自貴教育很大。

當時李自貴無法帶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壩墟上交給我伯母帶。也是這個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認識了李自貴。李自貴看到我抱著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結婚，請我的伯母做媒。一聽伯母這樣說，我堅決不同意。我原來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還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給他？伯母說，外面還在殺人，嫁個貧下中農，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護，你死活可以留下條性命。我的弟弟也這樣勸我。最后讓我下決心跟了李自貴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兩歲的玉新。當時我剛失去了三個心頭肉，就像一頭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瘋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著玉新就像抱著我的林松，沒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當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時，我心軟了。這樣，我同意跟李自貴去了沖子口村。從此，我由一個教師，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婦。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塊藍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經過小學校，聽見一位女老師講課，說蘇聯有三個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阿爾巴尼亞。我在窗外干著急，但是看看自己這個樣子，一個衣衫襤褸的放牛農婦，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說話的余地？

有兩件農活我最難忘，一件是挑牛欄糞，赤腳站到又臭又潮濕的牛糞尿里。有時，還要用手去捧牛糞。一開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輩子都愛干凈，腳一踩到軟軟潮潮的牛糞上就惡心。但是，有什么辦法呢，時間長了，就如同踩在潮濕的棉絮上一樣。還有一件難事是砍柴。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柴。我帶著孩子，怎么辦呢？我就在地上攤開一塊藍布，把玉新放在藍布里坐著。有一次，柴擔到半路，“噗——”藤繩斷了，柴散了一地。這時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氣也沒了，我哭，孩子也哭。遠遠地聽到“周群，周群”的喊聲，原來是李自貴來接我們母子了，那是多么難忘的回憶啊！

相依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們之間的冤結。勞動中，困苦中，相互照應，我們有了更多的共同點。

這時，外面有了風言風語，說：“沖子口村出奇事了，共產黨員討了個地主婆。”“大隊支書中了美人計了！”有一次支部會議批評他“階級立場出了問題”。為了我，他受了處分。他沒有怨我，依然愛我。這一點使我很感動。我決心好好撐起這個窮苦的家！

幾年后，我們添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男孩取名玉東，女孩取名來媛。窮屋里一下有了三個孩子，那是三張嗷嗷待哺的口啊，我們家更窮了，但窮人卻有窮人的快樂。孩子雖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

大女兒來媛要出嫁了，沒有錢做嫁妝，怎么辦？以前李自貴還可以到瑤山去砍竹子，賣幾個做衣服的錢。但那時正批“資本主義尾巴”，誰都不敢搞副業。嫁女的錢從哪里來呢？是我結扎了自己，拿回了二十塊錢，把女兒嫁出去的。那時，計劃生育結扎男人補助十元。結扎女方能補到二十元。我就代替李自貴結扎了自己。來媛出嫁離門的時候，緊緊地抱著我不肯走，哭成了個淚人兒。

周群老人與養子李玉新

06

1980年，道縣大屠殺事件平反，一些殺人的兇手受到了法律的懲辦，李自貴也不當大隊支書了。我又回到了蚣壩的教師隊伍。縣里群眾還強烈要求，讓我這個九死一生的人當政協委員。我同李自貴的位置，正好倒了過來。19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調到縣里去。臨走時，我發現自貴很不安，他有顧慮，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時間，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離婚了。我們蚣壩一個從廣西來的女醫生，平反后，拋棄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對自貴說：“你放心，我們是從那個苦難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你對我好，我記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會拋棄你。”

不久，我們把家搬到了道縣縣城，我教書，自貴在家做點家務。這時，玉新已經成家，玉東學了機電，來媛進了紡織廠，不久又添了孫子和外孫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2000年以后，我發現老頭子的身體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帶著血絲，有時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雪天的黃昏，屋里生著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讓我坐下。我說：“你要說什么，我都清楚，不說了，不說了。”他眼里都快流淚了，斷斷續續地說：“我這輩子，對不起很多人，也對不起你！”

李自貴一生很堅強，從不流淚，這回，他流淚了，淚水分成兩道，順著他的面頰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著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三天，無聲地走了。我和兒女把他葬在家鄉沖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墳上，我哭了一場。

2011年，我在記者的陪同下，再次來到了楓木山，找到了我第一個丈夫和三個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塊蓋上，旁邊建了一座“楓木山小學”。

44年了，這里灌木叢生，難以辨認。但44年前，一家人“陰間相會”的情景猶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小妹子、林松，媽媽來看你們了！”后來，我在天坑口上為他們立了一塊碑，碑上寫著“蔣漢鎮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賢妻、慈母周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