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干中學近日發布的高考喜報引發輿論熱議。這份在7月21日公布的喜報中，校方在宣布3名學生被北京大學錄取的同時，特別標注“多名高分學生拒報清北”，這一表述被廣泛質疑暗含對學生自主選擇的不滿情緒。面對輿論壓力，校方次日回應稱已撤下整改。這一事件不僅暴露出學校違規宣傳高考成績的問題，更折射出當前教育領域對清北錄取率的畸形崇拜。（7月23日《新京報》）

這份被緊急撤下的喜報，表面上是高考成績的展示，實則暴露了教育功利化的深層病灶。校方以“仍有3人被北大錄取”的措辭，將學生的自主選擇解讀為某種“缺憾”，這種表述方式不僅反映出對清北錄取率的過度追求，更凸顯了現行教育評價體系的扭曲。當教育淪為數字競賽，學生的個性化發展便成了可以犧牲的代價，這種將頂尖學府異化為政績指標的做法，正是“唯升學率”思維的典型癥候。

仔細品味這份喜報的潛臺詞，其內在邏輯堪稱荒誕：清北錄取的價值竟需要用“有人背叛”來襯托，這種敘事方式無異于商家炫耀“雖遭退貨仍售出三件”。在崇尚“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江西土地上，部分教育者卻匍匐于清北錄取率的數字神壇，甚至不惜用道德綁架來維系虛假的榮耀。更顯諷刺的是，此前瑞昌一中教師因學生選擇復旦、交大而解散班級群的事件，展現的不是教育者的胸懷，而是如同賭徒般的失態，這些現象共同構成了基礎教育集體迷失的寫照。

究其根源，教育的過度行政化是關鍵癥結。雖然教育部門三令五申嚴禁宣傳升學率，但基層學校仍頂風而行，這種“貓鼠游戲”背后是扭曲的政績考核體系。清北錄取人數已成為衡量地方教育政績的硬通貨，直接關聯校領導仕途、教師獎金及地方資源傾斜。喜報中那個刺眼的“仍”字，本質上與地方GDP注水、企業財報造假同源，皆是畸形考核催生的數據崇拜。當教育淪為數字游戲，學校便成了應試工廠，學生則被迫成為標準化零件。

值得注意的是，輿論場對此事的反應呈現出明顯的分裂特征。有人強烈譴責校方的道德綁架行為，卻忽視這些高分考生本就是現行體制的獲益者；有人贊賞學生突破桎梏的勇氣，卻未察覺其選擇本身仍陷于功利算計的框架。這種矛盾恰恰揭示了問題的復雜性：當清北學歷在就業市場面臨貶值時，學生放棄光環選擇優勢專業，不過是在新規則下更精明的博弈。他們的“反叛”既解構了名校神話，也映照出整個社會功利化的價值困局。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余干中學事件恰似一記警鐘，提醒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目的。真正的教育革新不應止于禁止宣傳升學率這類治標之舉，而需要從根本上重構評價體系。一方面要切斷教育政績與官員升遷的利益鏈條，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多元化的成功標準。只有當我們的社會能夠平等看待職業院校畢業生與清北學子，當縣中的喜報可以自豪地宣布“我校培養了杰出工匠”或“走出了優秀咖啡師”，教育才能回歸“使人成為人”的本質。這不僅是政策調整的技術問題，更是價值重塑的文化工程，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完成的思想啟蒙。

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生產整齊劃一的“考試機器”，而是培養具有獨立人格和多元才能的現代公民。余干中學這份“短命”的喜報，或許將成為教育改革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注腳——它既揭示了問題的嚴峻性，也預示著改變的緊迫性。唯有打破“清北神話”的迷思，建立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生態，才能讓每個孩子都獲得適合自己的成長路徑，讓教育重新成為點亮心靈、豐盈生命的偉大事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對違規行為保持零容忍，更要對教育理念進行深刻反思，共同推動教育回歸育人本質。

作者 王志順

責任編輯 羅秋旭

責任校對 李鴻睿

主編 嚴云

終審 編委 李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