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1970年的中國沒有原子彈，沒有導彈，沒有衛星。在美蘇核威懾的陰影下，這個東方大國如何保持獨立自主？在北方邊境，蘇聯百萬大軍壓境；在東南沿海，美國第七艦隊游弋......這個險些成為現實的場景，在1960年代曾多次逼近中國。

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兩彈一星”工程下馬，中國今日國際地位如何？

至暗時刻：原子彈的“下馬”風波

1961年，羅布泊的狂風卷起漫天黃沙。馬蘭基地的司令員張蘊鈺將軍面對一個令人窒息的提議：原子彈工程可能“下馬”，部隊可以去種地放羊，機關甚至計劃搬往無錫“等待經濟好轉”。這位儒將拍案而起：“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

這不是孤立的聲音。中蘇決裂與三年自然災害的雙重夾擊下，國家財政瀕臨崩潰。主張“下馬”的聲音占據相當市場：蘇聯援助斷絕、工業基礎薄弱、兩彈耗資如無底洞、不如集中資源搞常規武器和民生——畢竟“大家連飯都吃不飽，還搞什么原子彈？倒不如多生產點雞蛋”。

更嚴峻的現實擺在眼前：基地車輛因燃油緊缺大幅減少，官兵口糧需肩扛人背；供水中斷時，人們甚至用洗腳水蒸饅頭。勒緊褲腰帶搞核彈的豪言，遭遇了生理極限的挑戰。

力挽狂瀾：元帥的“軍令狀”

北戴河國防工業會議上，爭論白熱化。聶榮臻元帥面對“下馬派”的激烈論調，擲地有聲：“不搞出‘兩彈’來，我死不瞑目！”他敏銳指出：一退就會落后幾十年，“子孫后代是會埋怨我們的！”

他的底氣源于對科研根基的清醒判斷：數千名大學科研人員已集結導彈研究院，錢學森等頂尖科學家坐鎮；鈾礦資源勘探足以支撐；工業設備雖落后卻初具規模。下馬不是暫停，而是體系性崩潰。在呈送毛澤東的《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報告中，聶榮臻立下軍令狀：四年造出原子彈，五年實現導彈核武器化。

最高決策層一錘定音。周恩來在烏魯木齊公開宣示：“國家在新疆有原子武器靶場，他們在戈壁灘上條件很艱苦......希望新疆給予幫助。”鄧小平親自協調，將北京市新接收的400輛解放牌汽車全數調往羅布泊。國家的脊梁，在風雪中挺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