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北京條約》撬開天津門戶，催生了這座北方重鎮最早的國際化浪潮。在這股浪潮中，一群來自丹麥的“技術移民”悄然登場。新書《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便記錄了這樣一群人，他們從水手、領航員、商人到工程師，如洛溫斯坦、基魯夫、巴茲和格萊恩等，他們活躍于天津與大沽，在航運、貿易、軍工等領域留下足跡，成為中丹早期交流的見證者。

最早來天津的丹麥人

文 | （丹）李來福

首批來到天津的丹麥人中，有西奧多·洛溫斯坦（Theodor Lwenstein，1839—1913），他是霍森斯（Horsens）一個屠夫的兒子，這位屠夫是來自德國南部的移民，他的妻子來自哥本哈根。

14歲時，西奧多·洛溫斯坦出海當了水手。后來，他嘗試在澳大利亞開采金礦但沒有成功，于是回到海上，在一艘運送馬和羊去新西蘭的船上當大副。

他可能是在19世紀50年代后期加入英國軍隊去了印度，1860年又跟隨英軍到了中國。

他的女兒后來曾寫道，中國人為生存而戰，因為他們預感到城市被攻占后，所有的人都會被殺死。

在攻打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時，首先越過城墻的兩個人中就有“沃爾西（Wollsey）將軍，當時他是一名中尉，也是一位父親”。

她繼續寫道：過了幾年，父親已經結婚并定居下來，有一個中國屠夫每個月都來結賬（賬單總是裝在他褲子的膝蓋以下部位）。

在上面提到的攻城戰中，他是城里的一名中國士兵，身高體壯，勇敢地參加了守城之戰。

一天，父親提到了那次攻城戰役，屠夫告訴父親，像那樣從后面襲擊而不是迎著槍炮進攻的攻擊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你們是從海上來的吧？對你們來說真不容易，但從后面攻打是不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斯蒂恩·比爾在給丹麥外交部的報告中提到1864年天津的航運，“從海上到河流中的航道，按吃水深度每英尺花費5元就可以雇到可靠的領水員——包括一名丹麥人”。

這名領水員叫漢斯·彼得·杰特魯姆（Hans Peter Jertrum），來自石勒蘇益格公國（Duchy of Schleswig）的奧本羅（Aabenraa），于1861年春天來到中國，與妻子和家人住在大沽。

他是第一個被寫入丹麥領事登記簿的人，他們的名字之后是另外兩名領水員，分別是來自石勒蘇益格公國的斯萊斯維格（Slesvig）的烏爾德魯普（A. P. Ulderup）和來自波恩霍爾姆（Bornholm）的彼得·漢森（Peter Hansen），后者工作大約一年后去世。

西奧多·洛溫斯坦——當地人都稱他利文斯頓（Livingston），于1868年5月登記為海員。

幾個月后，來自奧本羅的安達生（J. H. Andersen）來到天津并嫁給了烏爾德魯普。他們有兩個兒子，分別出生于1872年和1873年。

1873年和1874年的《行名錄》中列有烏爾德魯普和利文斯頓，他們都在大沽當領水員，此外再也找不到關于烏爾德魯普一家的任何記錄。

西奧多·洛溫斯坦于1875年5月回到霍森斯，并與原姓弗蘭德森（Frandsen）的安娜（Anna Sabine Gde；1848［約］—1910）結婚。

安娜是一個寡婦，帶有一個女兒，出生于1871年，這也是他們家里唯一的孩子。

他們一起到了天津，但在1880年又回到霍森斯。

在丹麥駐天津領事館的54份文件中，只有1份以人名命名的文件，就是利文斯頓先生（洛溫斯坦）案卷，可見領事館對他們一家的重視程度。

可是，由于所有的文件都已丟失，我們找不到更多的信息。

在中國，他們一家通過以前的投資存下了足夠的錢用于生活，并按照西奧多·洛溫斯坦的意愿，用相當大的一筆款項捐建霍森斯博物館（Horsens Museum），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在他所擁有的土地上建造博物館，三分之一用于博物館的日常開支。

博物館于1915年開放，大約在1960年，博物館又從1958年去世的他女兒的遺產中獲得了中國文物的捐贈。這些收藏品中包括一幅她女兒小時候的畫像，很明顯是根據他們回到霍森斯時拍攝的一張照片在中國畫的。

進入天津和大沽碼頭的航道被“大沽沙阻礙，使得吃水深度超過138英寸（3.5米）的船舶在駛入大沽錨地時很危險”。

有經驗的領水員能賺很多錢，1861年對丹麥吃水淺的小型帆船來說，情況還不錯。

可是，到了1862年，在天津的英國人更喜歡小型輪船，所以丹麥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帆船減少了。

在1864年普丹戰爭（PrussoDanish War）丹麥戰敗后，丹麥王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被割讓給了普魯士和奧匈帝國，導致丹麥駛往中國的船舶減少到原來的約三分之二。

1866年，有112名外國人在天津注冊登記，其中包括一名丹麥人。這名丹麥人叫皮特·基魯夫（Peter Arnt Kierulff，1838—1909），出生在斯勞厄爾瑟（Slagelse）一個具有創業精神的商人家庭。

他接受經商培訓后，攜帶斯蒂恩·比爾給丹麥駐華領事的推薦信，于1866年3月抵達天津，這些信息在領事館登記簿和1893年他撰寫的簡短自傳中都可以看到。

直到1873年秋天，他一直為丹麥駐天津領事工作，在最后三四年里，他也是一名獨立的商人。根據他去世幾年后出版的家譜，1862—1893年間他在北京經商，有些資料甚至說他于1859年首次來到中國。

這一傳聞的真實性不能令人信服，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能證明他在1866年以前到過中國。

1872年5月，他和其他三個人一起，包括密妥士，被選為1872—1873年度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成員。

1873年10月初，他還在天津，不久后，他便離開天津去歐洲待了大約一年。

1873年和1874年，他在天津登記為“商人和商務代理人”，1874年他在密妥士擔任領事的丹麥領事館任翻譯。

1874年秋天他從歐洲回到中國，1875年在北京的使館區開設了自己的商店，據傳聞，他的商店盡管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但滿足了外國使館的需求。

據說他因與德國使館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獲益匪淺。

1881年5月，他娶了安娜·弗雷德里克·威廉明妮·弗蘭克（Anna Frederikke［Frieda］Wilhemine Franke）為妻。

安娜于1853年出生在漢堡，從1875年起一直被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夫人聘為“家庭教師”。

1893年，基魯夫的商店雇用了兩名歐洲人和三名中國人做店員。

基魯夫談到過一名丹麥機械師/工程師（Mecanikus），即在天津機器局工作的巴茲（Budtz）先生。

1871年的一個晚上，巴茲先生從一個中國人那里租了一匹馬，但那匹馬被偷了。

密妥士領事判他罰款25元，賠償給馬主，他只付了14元，按照基魯夫的說法，這已經足夠，不用再賠了。

巴茲全名卡爾·巴茲（Carl Budtz，1847—1905），出生在一個鄉村牧師家庭，1860年他寄宿在斯勞厄爾瑟的一個家庭，在當地的一所文法學校（realskole）讀書并于1863年畢業。

1875年4月，霍斯基爾（Valdemar Hoskir，1829—1895）訪問了天津機器局，他提到有兩個丹麥人在那里工作，其中一個人已經返回歐洲，另一個人那時還在一艘中國輪船上工作。

這個人就是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格萊恩 （Christian Frederik Glahn，1846—1927），卡爾·巴茲的遠房表弟。

他們都出生在富寧（Funen/Fyn）以南的一個小島上，他們的父親都是當地村莊里的牧師，按照家族的傳統，格萊恩也在斯勞厄爾瑟上學，但是畢業生名冊中沒有列入他的名字。

后來他在哥本哈根的伯邁斯特韋恩造船公司（Burmeister & Wain）學習機械修理，然后在丹麥海軍的一艘船上服役。

在斯勞厄爾瑟的時候，巴茲和格萊恩可能結識了基魯夫家族，并利用這個關系離開丹麥闖蕩世界，于1869年一起到了東亞。

格萊恩曾在馬來西亞沙撈越（Sarawak）和越南西貢（Saigon）做過短期的工程師，后來和巴茲一起到天津機器局工作。

霍斯基爾提到中國工匠每月獲得的報酬是6—16元，而歐洲人每月的報酬是300—400元，所以當巴茲1874年5月離開中國回到馬賽時，他可能已經是一個有錢人了。

第二年，他在丹麥結婚并定居在斯勞厄爾瑟。1872年，巴茲在那里成立了一家聯盟機械廠（Alliance Machine Factory），工廠所生產的產品中有供丹麥乳品廠使用的蒸汽機。

在1875年初該廠改為合伙制企業時，巴茲可能用他在中國的積蓄投資了該企業。

他在公司任職，頭銜顯示是公司所有人和管理者，他最后的職務是董事總經理和工程師。

根據教區登記簿記載，他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自殺身亡。

對于巴茲和格萊恩這對表兄弟，我們在天津領事登記簿上只找到了格萊恩的名字，他于1876年10月登記，當時他可能已經在天津住了一段時間。

不久后，他去了日本橫濱從事造船業，并在那里與國田吉（Kushida Yoshi）結婚。

他們有兩個女兒，分別出生于1882年和1900年。格萊恩于1927年在日本去世，丹麥駐日本臨時代辦在他的葬禮上致辭以示悼念。

克勞斯·勞里茨·安德森（Claus Laurits Andersen，1849—1928）在哥本哈根的一個木匠家庭中長大，在哥本哈根和英國蘇格蘭的倫弗魯（Renfrew）接受過輪機工程師的培訓，并于1875年在香港通過了初級工程師的考試。

他從1871年開始生活在上海，在中國沿海和河流上航行的船舶上工作，1876年又在海河（白河）上來往于大沽和天津之間的船舶上工作。

1876年6月，他和他的兄弟、領水員羅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en）參加了璞爾生的婚禮。

1876年11月，他仍然被列在丹麥領事提交的在上海的丹麥人名單上。

1876年底，勞里茨·安德森在天津開設了一家機械廠，從事建造和維修，還曾負責在大沽海軍造船廠建造一座干船塢。他通過翻譯與李鴻章協商。

工作完成后，李鴻章豎起拇指說了一聲“好！”對他的工作質量表示稱贊，勞里茨·安德森知道是“Good”的意思。

中國政府買下了他在天津的工廠，他在海軍造船廠擔任主管工程師達四年之久，直到1884年辭職回了一趟丹麥。

1879—1880年，他在天津時見過美國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及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將軍，當時他們都到天津拜會過李鴻章。

1882年，他奉命前往旅順，一個位于遼東半島南端的漁村。

他的任務是在港灣通過鉆探看看是否可以通過疏浚達到建造海軍造船廠干船塢所需的深度。

他的報告將決定工程能否開展，在1918年的一次訪問中，他很高興地看到他的建議得到實現。

1884年回到中國后，安德森開始在上海擔任顧問工程師，但仍在天津開展一些業務。

1889年，他參加了大沽駁船公司的一次特別股東大會。

1890年開始，安德森又進入了煙草行業，并于1927年在上海以一個富豪的身份去世。

他的財產大部分遺贈給了勞里茨·安德森基金會，“用以促進丹麥的工業和貿易發展，并幫助國內外患病和貧窮的丹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