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楊寶光

西藏不一樣。出發(fā)前兩天，我才從有經(jīng)驗的老記者那里知道，入藏前最好提前做足應對高海拔的生活準備，結果抵達拉薩的當晚，我就出現(xiàn)比較嚴重的高反。剛睡著手表就提醒，血氧含量已經(jīng)不足85%，需要盡快吸氧。也是在那個睡不著的晚上，我真正體會到談海玉，我的采訪對象，也是首批西部計劃志愿者為什么離開海拔4500米的那曲。

懷疑

在很多典型報道里，一個正面的高光人物總是不平凡的，他們總能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下堅持一輩子。但我的采訪對象卻似乎是個“失敗者”，她選擇從待了19年的那曲離開。我到底該怎么寫這個人物呢？網(wǎng)上關于談海玉的報道已經(jīng)不少了，就連我自己都已經(jīng)有兩次報道她故事的經(jīng)歷，她的故事還值得再寫嗎？

帶著這些疑問，我找到部門編輯、主任，大家都在犯難時，黃勇老師找到我，為我提供了新的采寫思路。在《報效祖國 建功西部》的專欄中，已經(jīng)不缺感情豐富的人物故事了，可將建了什么“功”，這份“功”的含金量寫明白的稿子卻不多見。其中原因，一方面同行習慣性將西部計劃志愿者群體當作典型人物來報道，見人不見“功”；另一方面西部計劃志愿者多在基層平凡崗位工作，與宏大敘事離得比較遠，他們大多沒參與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工程，沒經(jīng)歷過“挽大廈之將傾”的個人英雄時刻。這一群體特點帶來的采寫困境就是：寫群體，稿件容易陷入泛泛而談；寫個人，獨特經(jīng)歷難以引發(fā)共鳴。

“離開”

“寫出來就要立得住。”“自己要建立多個維度去評價采訪對象的價值，不要僵化。”“到現(xiàn)場去，到一切當事人去過的地方去。”帶著黃勇老師的囑托，我最終在拉薩見到了談海玉。

三次采訪在我的停頓與她的笑聲中緩慢進行。談海玉為我仔細分享20多年前的經(jīng)歷，我給他分享了剛到拉薩的不適應，很多生理上的同感，讓我走近了她，也讓她感受到了我的認真。

“算你，已經(jīng)來了三四撥了，但你是最認真的。”談海玉告訴我。其實她不知道的是，因為高反，我不僅腦子慢，說話慢，有時候說多了還要停頓一下，做幾個深呼吸，因此平時1個小時的采訪量，被我硬生生拖到了2小時。

為了理想與新奇來到西藏，因為這里的人選擇留下，在“套路”式的講述中，我不斷問她新的問題，甚至讓她給我復述了評職稱時發(fā)的論文是什么內容。

最終，我確定了“離開”這個詞。“離開”似乎帶點逃兵的意思，不是很正面，但聽了她的故事與理由以及我在拉薩與那曲的體會，我知道，她的選擇合情合理，是正確的，是帶著真實人性色彩的。

細數(shù)她的病歷，肺水腫讓身體不適、孕期大出血、住院期間丈夫確診甲狀腺腫瘤、因高反整夜無法睡眠，白天無法工作，按照這個狀態(tài)留在那曲又能證明什么呢？相反回到拉薩，為了照顧好這些異地就學的孩子們，她自學心理咨詢，努力考取藥劑師證就是為了幫到那曲的下一代，這不是更務實的舉動嗎？有了這個想法，故事就閉環(huán)了，于是有了6月13日的整版報道《談海玉：離不開的那曲》。

與此同時，為了改變“宣傳一個人沒共鳴，宣傳一群人不深刻”的報道困境，編輯還精心策劃了報道追蹤。令人沒想到的是，這篇報道確實引發(fā)不少志愿者反響，新疆伊犁的李飛、佳木斯大學研究生支教團的潘奕達、那曲人民醫(yī)院的西部計劃志愿者楊鑫芳等都發(fā)來了他們的讀后感，更講述了他們自己的故事。

在我看來，談海玉的采訪寫下的不只是一件件小事，更是她留守在海拔4500米城市里19年志愿青春。對我來說，這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職業(yè)幸事。

文章：

《談海玉：離不開的那曲》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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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楊寶光（圖右）在采訪。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