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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抗戰一開始，有關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報導，也就隨著廣為流傳而且呈現不可收拾之勢。

1939年被任命為組織部長的朱家驊原本在學術界和政界已經頗具聲望，因此對于陳氏兄弟長達十年的組織部規章措施進行大幅修改。

朱家驊在上任之初就曾經悲嘆道，戰爭開始以來“黨內最大的問題”是“人事”，批評中央黨部缺乏人事制度，用人權全憑上級個人愛憎決定，因此升遷降調不合理情形經常發生。

根據國民黨內部高層官員的推測，蔣介石整頓黨組織部可能是擔心陳氏兄弟坐大，因為在黨第五次大會選舉開票時，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三人居然同獲全票當選。

但是蔣介石立即以紅筆將陳氏兄弟名字挪至當選名單下方，而且指示只能發布當選人名單而不許顯示每個人得票數位。再則蔣介石原本勾選的人士多人未得當選中央委員，而陳氏兄弟追隨者卻當選順利，也引起蔣介石重大不滿，不但命令陳氏兄弟將其追隨者多人剔除中委位置，而且隨即決定陳立夫讓出組織部長職位，改由朱家驊接任。

在蔣介石成為總裁后，第一次有關改進黨務工作指示中，就明令禁止派系活動。他不但宣告黨內不許“小組織”，而且現有派系也要解散。

1、排斥CC系的斗爭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形勢只是變得更糟糕。朱家驊推行的“新政“，在開始時尚似公允，希望融和各方面勢力，但是立即遭到陳果夫極力抨擊，因為大量非CC派人員進入中央黨部后，原有的CC派人員立即失去在黨部的優勢。

最糟糕的是朱家驊不久也形成了自己小集團，他把組織部干事級別的追隨者外派到省黨部擔任黨部委員，而處長則可以外派擔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再加上他的人選程度不齊，能力參差，難以服眾，因此不但加劇了CC派的抗爭，也觸怒了黃埔系將領。比如說，胡宗南對于陜西省黨部改組就拒絕接受組織部安排，而直接向蔣介石推薦人選下令組織部照辦。

類似沖突在下級黨部更形暴露，甚至使河南，陜西和山東等地的黨務工作陷于停頓。更由于朱家驊派系和反對派（由CC和黃埔系結合）斗爭的焦點是奪取未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席位，因此各派系首領們絞盡腦汁謀劃爭奪的策略，而完全忽略了地方基層黨務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在啟用朱家驊時，原本指望他能夠革新黨務，卻在不久之后對他失去信心，對朱氏做出的評語是“此人最不自知，可嘆！”

總的來說，戰時CC系遇到巨大起伏。由于國民黨中央既不能進行有效的組織，也不能進行有效的宣傳，因此戰前由C C系控制的組織部和宣傳部門就不再擁有昔日的影響力。在戰時絕大多數歲月中，甚至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職位也不再由C C系成員把持。

然而由于陳果夫依然是中央廣播管理局局長，所以對大眾傳播媒介依然握有控制力。他更能發揮影響力的職位則是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任，使他得以與聞國家機密，還可以對某些中央政府官員的人事運用產生影響力。

至于陳立夫則是教育部長，對于大專學校具有控制權。此外在抗戰中任何時期，CC系成員中大約都有3-5人會位居重慶政府部長或副部長級職位，也有23-25人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朱家驊主持組織部受到猛烈攻擊之后，蔣介石曾經一度打算以對調方式，讓陳立夫重掌組織部而朱家驊接任教育部。

但是朱家驊拒絕之后，組織部和教育部似乎都落入CC派控制之下，而這又激發了朱家驊和黃埔系（甚至政學系）結合，使黨內糾紛變本加厲。在朱家驊離開組織部（1944年）之后，他的追隨者相繼遭受陳氏兄弟排斥，而朱家驊所主持的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也被裁撤。

在中央秘書處所管轄的文化驛站，原本由朱家驊親信主持，也被納入宣傳部。一時朱家驊舊部都感到走投無路，與CC派沖突日烈。而蔣介石本人在面對黨中央這些紛爭時，也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擺平人事沖突，沒有借人事改變的契機給黨的政策開拓一個新氣象或新方向。

2、中統的式微

戰時CC系發展最有成果的領域是特務活動。

正是因為國民黨無法通過正常公開管道，在基層社會和政府中扎根，因此才感到更有必要借助于諸如恫嚇、金錢收買和暴力威迫等不尋常手段，去攫得他們需要的資源。

換言之，當正常法定權力不能產生作用時，便只好借助于強制手段。戰時中統局急劇膨脹，負責官方情報和搜集所有公務員的個人檔案材料。絕大多數黨政機關都附設調查室，其職責是針對所有高低層次的公務員私生活、公務活動、思想、交際、忠誠度及工作表現進行調查。

這些情報使CC系在與其他派系進行爭斗時掌握很大優勢。與此同時，中統局還對其他政黨和半官方組織，宗教團體、工行、同業公會、商會等的活動進行監視。當西南省份（昆明）大學成為民主黨派溫床時，CC系特務們在這些校園里的活動也變得分外惹人注目。他們滲透進學校行政部門，刺探學生活動，和恫嚇坦率直言的教授。根據可靠報導，黨的秘密警察至少在9個省份建立了“反省院”，對嫌疑罪犯和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審訊、拷打，和強制勞動。

隨著時間推進，秘密警察成為維持CC系政治權力的中堅力量。雖然這些嚴峻蠻橫手法引起民眾和政治活動分子的強烈不滿，但是它也正暴露了CC系權力衰退的勢不可逆，以致惟有依靠高壓手段才能茍且生存。但是即使在這個大幅縮減的活動范圍內，CC系也不再擁有絕對的獨占權威。因為盡管依據國民黨分工原則，中統局應該負責政府與社會安定（包括反共和反汪活動），而軍統局應該負責軍事情報（包括友軍和敵軍），但雙方仍經常發生齟齬和搶奪地盤，而CC的“文斗”經常敵不過軍統的“武斗”。

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建立（1939年4月），再度對CC系地位給予一輪沉重打擊。在每個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凌駕于一切黨政常設機構之上，而各戰區最高軍事長官則有全權控制，監督，考核和協調戰區內一切黨政軍事務。

他們直接隸屬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兼任主任委員。黨務也在軍人掌控手中。由于幾乎所有軍事指揮官（無論是中央軍或是地方實力派）都對黨務存有戒心和抵制感（特別是針對CC系活動），所以他們的新權責讓他們更能夠壓抑和阻撓黨的活動。

3、三青團的作用

就青年工作領域而言，蔣介石幾乎從開戰起始，就有另立門戶專司青年工作的構思。

在1937年11月份，他就曾經初步向汪精衛建議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理由是國民黨黨內青年之自行分裂沖突，而黨又無力網羅黨外活躍分子，因此設想成立新組織，作為國民黨的革新運動。汪精衛和改組派干部還認真地商量此議。

1938年3月國民黨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初衷是用它來充當反共先鋒，締造一個包含其他一切政黨的聯合陣線。成立之初，黨內領袖們對于它的使命仍在摸索。比如說，甘乃光報告青年團組織事務時指出，黨內對于青年團之組織似乎有兩種觀念：一種是國民黨已經老朽喪失生氣，因此需要青年團來代替國民黨；另外一種是國民黨與青年團需要互相聯系，相當于共產黨與共青團關系。領袖們尚無定論。

此后也爭執不休。

青年團在初創時期，最高領導和組織都游離不定。比如說，陳誠在1939年初就坦承，他自己雖然背負該團書記長之名，但是由于隨軍作戰，有十個月時間沒有到團部辦公，導致一切團務缺乏進展，內心深感愧疚。不期幾個月后，他發覺青年團已經積習太深，工作凌亂而大感不滿，誓言“此后非大加整刷，難期改進。”以一個理應充滿朝氣的新興組織，居然遭受領導人如此批評，實不尋常。

但是有一點殆無疑問的是，蔣介石希望運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去鉗制陳氏兄弟所掌握的黨部，加強他自己對于國民黨的控制權。

這個打算就必然導致CC系和復興社 (當時已被當成是力行社的同義詞) 之間，產生激烈競爭和深切敵意。

毫無疑問，復興社原本就曾經極力鼓動創建三青團，因此中央決議對復興社來說當然是巨大勝利。三青團成立之后，很多重要領導人都是原力行社的資深成員，而且他們從一開始就采取高度進攻性策略去擴張組織。他們的激進分子，甚至向社會大眾揚言，蔣介石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感到徹底絕望，因此最終指望用三青團將之取代。

依據張發奎作為戰區司令官的理解，三青團創立的初意是為了抵消CC派勢力，因此它在軍隊中并不活躍，只是樹立旗幟表示關心軍隊而已。它的實際工作重點是學校，竭力拉攏學生入團。但是隨著時間發展，在很多地區，三青團也積極網羅非青年和土豪劣紳去擴張其組織，并借此去壓制在地方上原已建立的國民黨組織。即便是在三青團成立之初，領袖們就已聲言，他們的工作將不會限制在青年工作范圍之內。

就組織工作而言，三青團也重疊了正規黨部工作，在學校和縣級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機構。甚至童子軍組織，原本是陳立夫主持的教育部所主辦的單位，也被三青團納入青年工作范圍。三青團也制定計劃培訓自己的干部、學校青年和社會青年，在一系列活動中和原來國民黨黨務機關活動展開競爭。

從1941年團員職業背景觀之，學生只占44%，而黨政軍單位工作人員則占總數50%。鑒于絕大多數黨政軍單位工作人員早已加入國民黨，因此在社會上造成的觀感是，三青團如此積極拉人入團的企圖，是想使他們脫離國民黨。無可避免地，三青團如此肆無忌憚地發展團員，和毫不掩飾地輕蔑黨機構及黨領袖，不久就激怒許多地方黨部書記向中央表達強烈不滿。然而黨中央秘書長除了規勸他們不要計較之外，也無力扭轉局面。

4、三青團的膨脹

盡管蔣介石初衷是扶植三青團，但是很快發現該團發展并不如其所愿。比如說，在青年團成立頭一年間，康澤等人的訓練方式抄襲共產黨和秘密社會故技，不但引起社會上反感，連蔣介石也指責團干部，嚴令改正。

1938年初，陳誠也提出警告，三青團“不可黨部化，應注重戰地服務”。到了1939年底，陳誠繼續向蔣介石抱怨，過去一年來團務“無辦法，無中心”。

1940年，中常會及蔣介石本人屢次提出警告，禁止各派系彼此指責和互相破壞。但三青團依舊我行我素。1941年，團部經費已經達一千五百余萬元，次年還會增加到4千萬元，遠比國民黨黨部經費充裕，令許多人為之側目。它被批評的另外一個現象是它胡亂增加團員，素質不好，訓練無方。結果是社會閑雜分子一窩蜂混進三青團，領政府薪水，搶飯碗，搶地位，完全自私，也完全缺乏群眾基礎。到了1942年，蔣介石本人也感嘆黨和團之間的斗爭，大大地削弱了黨的力量。團成為黨的累贅。但是卻找不出解決辦法。

1943年蔣介石在高層會議內對三青團的批評更趨尖銳。他指責團員既非青年也并非優秀分子，反而是四五十歲老年人；指責團的活動與青年無關，只是供主事者植黨營私；指責團一切報告均不切實，全是欺騙領袖。有趣的是，他還指責中統局和軍統局似乎已經停止檢舉貪污事件，因此推想它們必是自己也從事貪污，所以對檢舉他人貪腐行為有所顧忌。

當然這一系列問題有一個重要來源，那就是蔣介石在創立三青團時期望太高和渲染過分，使得團干部和團員心理膨脹，自詡為革命先鋒，而恥笑國民黨員是落伍分子。

蔣介石自兼三青團團長，當然更是增加團員們傲氣。三青團不屬于國民黨組織體系，不受國民黨指揮，國民黨各地黨部對于三青團的組織，人事，經費完全沒有管轄權。換言之，從中央到地方，黨和團保持兩套互不相屬的平行和獨立系統。

盡管CC派極力主張把三青團納入國民黨正規組織，但是無法實現。因此導致三青團和CC派產生重大沖突，水火不容。首先是在吸收黨員和團員工作上發生激烈競爭。因為三青團目標是吸引年輕人，但是CC掌控的國民黨又不甘心把青年群眾拱手讓出，所以雙方產生斗爭，乃至不顧手段地搶人拉人入黨入團。

其次是不管黨組織在地方上如何脆弱，它至少已經先入為主在地方上建立地位。三青團進入地方基層時完全不顧顏面，赤裸裸地和黨組織爭奪地方權力資源。這不但令地方政府左右為難，而且也讓地方野心分子看出有機可乘，制造挑撥離間和借此打彼的機會。其結果并不是在國民黨外成立一個新的革命團體，而是為國民黨黨派斗爭制造了新的戰場。

無論如何，正如中統局在1945年一份報告中所抱怨的，在某些地區，三青團活動猖獗到導致國民黨陷入癱瘓。

在這個沖突過程中，三青團勢力大幅增強。到了1944年7月，它已在700多個縣份建立分支機構，團員數目號稱達到647763名。

5、三青團的作用

幾近凌駕于整個國民黨文職黨員的勢態。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于國民黨的基本態度，是以批判和指責代替關切，他唯一堅持的立場是，黨中央機器和大位必須由自己的心腹干部（陳氏兄弟）抓住，因為國民黨是孫中山遺留下來的法統，既然無法予以取消，就只好設法抓住重要位置，千萬不可落入外人手中。

除此之外，他似乎從未以總裁或是委員長身份和資源去協助黨中央在各省或軍隊中推行黨務工作。相對而言，他對于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是不斷關心和協助。

顯然地在他內心中，黨的改造工程和自新努力是“身外之事”可以交由陳氏兄弟打理，但是對于三青團則是最終“取代”黨的指望，另起爐灶成立新組織，吸引年輕人，擺脫黨內派系林立困境、革除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

換言之，把黃埔模式從軍事領域移植到政治領域，因此他必須細心栽培。

戰前力行社職能包括三個領域：政治思想訓練、軍事情報搜集、反共活動和領導別動隊。

皖南事變后（1940年底），反共活動已完全納入正規軍事行動而由軍隊長官負責處理。為了保證部隊長官的忠誠程度，軍統局發展出一套龐大系統。上至戰區長官司令部，下至師級司令部都有軍統特務長期派駐。軍統特務也被派駐至各省警備或衛戍司令部、大城鎮警察局和交通要道沿途的檢查哨站。軍統特務也有權檢查民間非法經濟活動，諸如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和黑市交易。

由于軍統職責如此廣泛，因此軍統局和戴笠對蔣介石的重要性就遠遠超過陳氏兄弟。軍統局工作經費充裕，特務滲透到戰時生活的各個方面。到1944年中，戴笠在正規軍事秘密警察和別動隊中的人數已超過30萬人，并在所有重要政府單位和民間機構中建立了工作據點。

至于就力行社本身而言，蔣介石在1938年就曾經明確表達過，他希望有一個團體能夠集中力量，輔助領袖，匡計時艱，而不是事事都需要領袖親自督促指導。既然國民黨傳統組織無法完成此項功能，因此只好建立力行社。

豈知力行社干部也無法達成這項任務。仍然松懈廢弛，而且幼稚無能，宣傳乖張，成為它最大的缺點。因此在青年團成立之初，蔣介石表示其目的在革除遺留在國民黨內的消沉散漫，和積重難返的局面，徹底改變黨部成為衙門，和黨員成為官僚的局面。既然前兩者無論如何改造都無法達成目的，所以只好成立青年團去培養新的革命力量，也給國民黨黨員們一個觀摩借鑒和激勵反省的機會。

這個過程再度說明，蔣介石并不是足智多謀地同時成立許多黨內小派系，供他驅使和玩弄平衡戲法，而是他被黨內派系斗爭弄得焦頭爛額之后，每次培植一個國民黨之外的小團體作為他統治國家的幫手，卻屢屢陷于失望時，只好再度另起爐灶。

1943年冬季，蔣介石把長子蔣經國插入三青團，使得復興社的政治勢力在與CC派激烈斗爭中大幅加強。蔣經國被調離贛南行政區督察專員職位，奉命主持青年軍、干部訓練學校，最終接管三青團本身。

由于他易于接近父親蔣介石，他的參與使得權力斗爭更為復雜，但是肯定陷CC系于極度劣勢之中。但是與此同時，這個新陣營之內也暗潮洶涌。就歷史沿革而言，國民黨曾經先后辦過三個重要學校——黃埔軍校，中央政治學校，和干部學校。但是到了1944年，干部學校已完全由蔣經國負責，因此給青年團內其他非蔣經國嫡系的干部們帶來危機感，恐懼干部學校培養出來的干部遲早會取代青年團其他干部。

雖然這個裂痕沒有表面化，但是即便是來自青年團高級干部的擔憂，已經可以看出派系斗爭的極度微妙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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