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這十幾年的時間里，國民黨軍隊內部從來沒有停止過矛盾沖突。而孫立人與杜聿明之間的分歧，更是當時國軍中不和的典型，映照出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復雜關系與重重問題。

這兩位將領，一位是從美國軍校學成歸來的“洋派”，一位是黃埔系的嫡系中堅力量，他們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時有合作更有矛盾頻出，但究其根本就是因為孫立人這類將領不是黃埔出身的。

外來的和尚不好念經

孫立人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帶著美式軍事理念回國。在國內黃埔系將領主導的軍事體系里，他就像個“外來者”。

而當時國軍中的黃埔系將領大多是蔣介石的嫡系，他們從黃埔軍校起就建立起深厚的情誼與緊密的人脈，秉持著傳統的中式軍事思維與對蔣的絕對忠誠 。

但是美國回來的孫立人崇尚西方軍事思想，注重軍事技術與戰術的現代化，在治軍方法、練兵策略、指揮風格上都與黃埔系將領大相徑庭。

而且孫立人個性孤高自傲，不屑于官場的阿諛奉承，更不愿卷入黃埔系內部復雜的權力糾葛，這無疑讓他在國民黨軍隊中顯得格格不入。性格決定命運，這也成為他后來在臺灣一系列遭遇的重要原因。

抗日戰爭時期，孫立人最早屬于宋子文所籌建的稅警總團麾下，后來這一精銳部隊被蔣介石收走之后，稅警總團的總團長換上了黃埔系將領黃杰。

黃埔出身的黃杰對于孫立人這位從美國軍校回來的將領頗不感冒，而且二人矛盾叢生。尤其是在稅警總團在華東戰場作戰失利之后，孫立人歷盡千辛萬險回到稅警總團處之后，黃杰的處理有失偏頗，最終還是宋子文出面才能有了一個說得過去的安置。

實際上，黃杰在國民黨將領中算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人，他之所以會對孫立人如此態度，我感覺大概率還是蔣介石對于這支部隊的認識，使黃杰才不得不采取這種手段。

在蔣介石眼中，稅警總團這些部隊具有濃厚的宋子文色彩，他要想真正掌控部隊，就必須把宋子文在這支部隊中的影響力剔除出去。

而孫立人正是當時宋子文在稅警總團相當信任的心腹將領之一，所以要想完全掌控這支部隊，就必須把這些不穩定因素剔除掉。

只不過，后來宋子文親自下場說情，再加上孫立人確實在一系列作戰中表現出了出色的本事，所以他也漸漸在國民黨部隊中逐漸才有了一席之地。

合作與矛盾

至于孫立人與杜聿明的合作是在出境作戰時期，而也正是這個時候二人矛盾變得尖銳起來。

1942年，作為中國軍隊精銳的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在這一部分部隊中孫立人率領新38師，跟著擔任遠征軍副司令長官的杜聿明一起出國抗日日寇。

在仁安羌戰役中，孫立人以一團兵力成功解救被日軍圍困的7000英軍，聲名大噪，這些之前趾高氣昂的外國人第一次感覺到了中國軍隊的強大。

但杜聿明也許是出于對孫立人這個非黃埔系將領嶄露頭角的警惕，又或許是戰略觀念的不同，對孫立人的作戰行動頗有微詞并未全力支持。

在遠征軍作戰不力準備撤退的時候，杜聿明堅持聽從蔣介石的命令，選擇從野人山撤退，致使部隊損失慘重；孫立人則根據實際情況，率部向西撤往印度，保存了實力。

這次分歧，成為兩人矛盾的重要開端，也展現出面對蔣介石的命令導致他們在軍事理念與服從關系上的巨大差異。

等到了解放戰爭，兩人矛盾進一步激化。1946年，新一軍攻打四平表現出色，孫立人重新部署后率先攻占四平。

然而，時任東北保安總司令的杜聿明，卻把戰功給了廖耀湘的新六軍。

在國民黨軍隊中，戰功意味著地位與資源，杜聿明此舉，讓孫立人深感不公，也讓他與黃埔系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1947年，孫立人新一軍在與解放軍的戰斗中失利，本就與杜聿明關系不佳的他，被蔣介石順便調離新一軍，擔任東北長官司令部副司令長官，但是卻有名無實。

這顯然是蔣介石對嫡系杜聿明的袒護，但是孫立人從此遠離一線作戰，被“雪藏”起來。

后來老蔣將孫立人調離東北戰場，看似是正常的人事調動，實則是對孫立人的打壓，讓他難以在戰場上繼續建功立業，鞏固自身勢力。國民黨內部沒有人能夠真正有著協調這種矛盾，他們任由派系斗爭發酵，使得軍隊內部凝聚力下降，指揮體系混亂。

當我們再看孫立人與杜聿明的矛盾，從根源上說是不同軍事背景與派系差異的碰撞，但是在戰爭進程中逐漸演變為權力與利益的爭奪。國軍高層錯誤的處理方式，讓矛盾愈演愈烈，最終削弱了自身的戰斗力。

當軍隊內部都無法團結一心時，又怎能在戰場上與團結奮進的對手抗衡？這不僅是孫立人與杜聿明個人的沖突，更是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走向失敗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