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校注》（插圖袖珍本），盛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

內容簡介

清代康熙年間《聊齋志異》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發展達到頂峰。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創作中，集歷史之大成，熔“六朝志怪”、“唐傳奇”與“史傳”文學的創作特點于一爐。他以豐富的想象力，寫出一批神鬼妖狐的故事，在一個個短小精干的故事中，反映了廣泛的中國社會層面，開創了中國新文言小說的先河。

該書由聊齋學專家盛偉整理校注，他以早期抄本中篇目較齊全的“異史”抄本為底本，參校作者半部手稿本、康熙間抄本、鑄雪齋抄本等。注釋包括故事人物背景、詞語典故、難字注音、難句釋義等，大量參考地方史料，詳實豐富。掃除文言閱讀障礙，讓讀者輕松讀懂聊齋。配有130余幅精美繡像插圖，精選自清代刻本《詳注聊齋志異圖詠》。

《聊齋志異校注》（插圖袖珍本）

目 錄

前言

高序

唐序

自敘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題《異史》卷后

附錄一 據《得月簃叢書》拾遺三則

附錄二 序·跋·題辭

校注后記

前言（節選）

盛偉

清代康熙年間《聊齋志異》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發展達到頂峰。它開創了中國新文言小說的先河，在中國文言小說史上，掀起一場新文言小說與舊文言小說改革與保守的抗爭。

蒲松齡畫像

但就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歷史來看，《聊齋志異》的出現，適應了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發展歷史的需要，代表了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主流?！读凝S志異》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

蒲松齡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他以其無可爭議的慧業，摘取了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桂冠。

一

中國文言小說“始于周季”（馮夢龍《古今小說·敘》），中經“六朝志怪”、“唐傳奇”小說，使古典文言短篇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發展到高峰。

但后來，歷經宋、元、明三朝，文言短篇小說，在創作上“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時至清朝初年，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問世，使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為之耳目一新，它為沉寂了幾百年的文言小說創作的“復興”，樹起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創作中，集歷史之大成，熔“六朝志怪”、“唐傳奇”與“史傳”文學的創作特點于一爐，將中國新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推向一個空前絕后的高峰。

蒲松齡稱自己的《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是“狐鬼史”。《聊齋志異》所寫的故事內容，就實質而言，是作者在苦悶之中，假鬼狐之外衣，抒發他對人妖鬼怪、黑暗社會的忿懣之情，傾吐自己內心難以遏制的“磊塊之愁”。

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

這是一部作者蘸著自己的血和淚而寫成的“千古奇書”。自《聊齋志異》問世以來，它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它喚醒了多少沉迷、掙扎于科舉之途的士子，它撫慰了多少顆弱小百姓受創的心靈。“官虎而吏狼，比比也”，“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在那個“強梁世界”，哪有弱小百姓的生路？

蒲松齡的一生，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窮愁”與“孤憤”伴著蒲松齡度過一生。但是，他對那個腐朽社會的抨擊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有人為蒲松齡題了一副對聯說：“一生無緣附驥尾，三生有幸落孫山?！边@種哭笑難奈的境域，蒲老先生若是死后有靈，聽了也會含笑地下。

我們在談到蒲松齡新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時，時常有人拿俄國的契訶夫與之類比。其實，我們從契訶夫一生的短篇小說創作中，可以發現契訶夫有很多不如蒲松齡之處。

1888年契訶夫進入他文學的早期創作時期。這個時期的契訶夫，對自己的處境極為不滿，其情緒極為低落。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真難！”自己處于一種“不堪忍受的生活”中，而生活中“歡樂甚少，苦悶很多”。

《契科夫小說全集》

這個時期正是契訶夫文學創作旺盛時期，但這個時期維持的時間很短。后來，契訶夫過上了優裕的生活，隨之他的文學創作也進入衰退時期。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寫完了好幾普特重的紙張，得到過科學院的獎金，過著波將金公爵的那種生活，但沒有寫出過一行在我看來是真正具有文學意義的東西?！保ā栋病ぐ汀て踉X夫全集》第14卷第378頁）

契訶夫正告自己說：“我應該學習，從頭學起，作為一個文學家，我是一個十足的外行?！彼凇稇曰阡洝分姓f：優裕的寄生生活，剝奪了他認識生活的可能。

這是作家的“懺悔”之言，論之未免有點過當，但這又是契訶夫這段生活的現實。蒲松齡的一生卻沒有那么幸運，他的一生像一支風燭殘蠟，在為人類的文學事業流著辛酸的淚。

二百多年來，《聊齋志異》已經成為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名著，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發展，《聊齋志異》被譯成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瑞典、俄國、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二十余國家的二十九種文字、三十余種版本。

這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外文翻譯中，是屬第一位的。世界三大著名的大百科全書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美國百科全書》和《科里爾百科全書》，其他如法國《拉羅斯大百科全書》、德國《梅耶爾大百科全書》、蘇聯《大百科全書》、日本《大百科全書》等都收錄并介紹了《聊齋志異》，且給予很高評價。

《英美聊齋學研究》，任增強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6月版。

關于對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的評價問題，歷來有諸多說法，我認為毛澤東在1949年12月去莫斯科的列車上，接受蘇聯記者尼·費德林采訪時的一段談話，是較為全面概括的科學評價。

他說：“蒲松齡——17、18世紀最重要的通俗作家。他在一個個短小精干的故事中，反映了廣泛的中國社會層面。他是一位杰出的語言藝術家，善于用獨特的文學形式和高度的技巧來運用材料，他以豐富的想象力寫出一批神鬼妖狐的故事，實際上是敘述現實中的惡勢力和人世間的種種不幸，這些故事至今在中國讀者中廣泛流傳，他以自己的藝術來保衛群眾的利益。蒲松齡是一位人民的作家。”（見1995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費德林回憶錄》，此轉引自《光明日報》1996年2月11日，周愛琦譯文。）

文中，毛澤東稱蒲松齡為“通俗作家”、“人民的作家”。當時，他很可能還沒有見到蒲松齡用淄川方言為平民百姓所寫的《聊齋俚曲》十四種、聊齋雜著八種和千余首詩詞中那些反映百姓憂患的慰民之詩，那都是作者心系民瘼、與民同歌哭之作。

據此，我們是否可以將蒲松齡的社會定位，稱之為——世界著名的平民文學家。

蒲松齡郵票

二

蒲松齡的先祖為蒙古族。

關于蒲松齡先祖的族屬問題，歷來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有漢族說、回族說、蒙古族說、女真族說。

路大荒先生在1957年寫了一篇題為《蒲松齡》的文章，發表于《前哨》月刊1957年1月號上。在該文中，他就提出蒲松齡先祖為蒙古族說。其文曰：“我訪問過許多姓蒲的人，都有他們是蒙古族的傳說?！?/p>

此“傳說”在現在的蒲氏后裔中仍然存在。當時，路先生只以此“說”載于書中，至于有什么依據，他就沒有再去追究，有什么“傳說”，他也沒有說明。

但自路先生提出此“說”之后，即有幾部較有影響的著作援引這一觀點；更有幾位研究者撰文對這一觀點加以闡釋。但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是爭論的焦點。

筆者根據自己多年來對這一問題的探索與尋訪，想就蒲松齡的先祖為蒙古族這個問題談幾點看法。

首先，補充說明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齡》一文中，所提到的在蒲氏后裔中，關于其先祖為蒙古族的“傳說”。既然是“傳說”，當然是不載于史書，只是在蒲氏后裔中世代相傳的口碑而已。

《蒲松齡評傳》

“傳說”之一，即其始祖蒲璋之墓前安放一石鼓（該石鼓與康熙五十四年［1715］所立“蒲氏始祖碑”一同移至蒲松齡墓地）。

“鼓”，按在蒲氏后裔中的說法，是“古”的諧音，意指般陽蒲氏之先祖為蒙古族人；在墓前安放此石鼓，為不忘自己的祖先為蒙族人。

“傳說”其二，似與其始祖蒲璋傳中所言“相傳蒲姓為元世勛，寧順間有夷族之禍”相吻合。

傳說元朝寧順間，皇帝一天夜里做夢，夢見在其宮殿的東南方向，有一叢高大茂密的蒲子向宮殿倒來，皇帝被驚醒。馬上派人將丞相找來，皇帝把自己做夢的前后經過說了一遍。

當時的元朝內部皇族之間的皇權之爭極為激烈，而且全國的局勢也很不安寧。據《元史》記載，元文宗于至順二年（1331）崩，關于立太子之事太后與燕鐵木兒間矛盾極為尖銳，結果按太后的意志立明宗的次子懿璘質班為帝，此為元寧宗。

寧宗于至順三年（1332）十一月壬辰卒，他在位只有兩個月。太后與大臣議立明宗長子妥歡帖睦爾為帝，于至順四年（1333）六月在上都即位。關于兩次立帝之事，燕鐵木兒與太后一直是有矛盾的。所以，后來燕鐵木兒死，順帝于至順四年六月于上都即位，這樣元朝原屬燕鐵木兒一派的老臣，受其株連者甚眾。

《聊齋志異新證》，趙伯陶著，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據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弘治四年（1491）增補本卷三十《秩官》附記載：“福等處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蒲居仁任時泰定間?！碧┒?，為也孫鐵木兒的年號，共在位五年，即公元1324至1328年。

按這時間推算，蒲松齡之先祖蒲居仁任職八閩時，正為鐵木兒皇族執政時的老臣。所以解夢的右丞相闊里吉思說：“此為不祥之兆，東南方向的蒲姓者，可能有犯上作亂之舉?！庇谑亲痛ㄆ咽稀耙淖逯湣本拖嗬^發生。

其實，這是皇廷內部政權之爭、清除異己的必然結果，淄川蒲氏“為元世勛”成為這場斗爭的犧牲品，亦是必然的。

由此看來，歷史的記載與蒲氏后裔中的“傳說”是一致的。所以，經過這場宮廷之變后的淄川蒲氏闔族被殺，只剩了一個孤兒“蒲璋”，“匿于外祖家”，此則為后之淄川蒲氏的“始祖”。

“傳說”其三，此則我是從蒲氏后裔蒲喜章先生處聽來的。

說明中葉，有一位張老爺，叫玉泰。自北方放官江浙，路經淄川蒲家洼（現在的黃家鋪店子村，即元朝所建村之蒲家莊，因地勢低洼而又稱蒲家洼），其轎頂子被樹枝刮斷。這位張老爺認為這是不吉之兆，就讓人查此為何處。結果見一墳地，內有諭葬二，一諱魯渾，一諱居仁，并為般陽路總管。

所立之石人、石馬、石碑皆破舊不堪，他就在淄川縣衙暫住，讓人請來蒲氏的四五位老人，相商修整蒲氏墓園之事，并告訴他們說：“我也姓蒲，聽先祖說，在元朝的寧順年間，般陽蒲氏遭‘夷族之禍’，他逃到北方一姓張之家做了義子，就改為張姓。今我放官江浙，路過這里發現祖墓多年失修，把大家找來商議修整祖墓之事。我出錢，大家出點力，快去將工匠找來?！?/p>

蒲松齡故居

于是祖墓為之一新。自此，蒲姓后代于每年的寒食節與十月一日，都來祭掃祖墓。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才終止。

其次，關于“獨吾族為般陽土著”。這句話，是蒲松齡先祖為“漢族說”惟一有文字記載的史料依據，也是目前較有影響的一種觀點。這句話的意思為：吾蒲氏先祖為淄川縣土著人。據此再進而推之，就得出了蒲松齡的先祖為“漢族人”的觀點。

但事實上，這“般陽土著”句是否就應該作如上的理解，就再無別的說法？其實不然。此話是出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齡所編撰的《族譜引》中說的“按明季（初）移民之說，不載于史，而鄉中則遷自棗、薊（冀）者，蓋十室而八九焉。獨吾族為般陽土著”（見蒲松齡稿本《蒲氏族譜》）。

蒲松齡墓

這句話的核心就是土著等于漢族。我認為這種理解方法，背離了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因為這“獨吾族為般陽土著”是針對“明季（初）移民之說”而提的，所以，我們理解“般陽土著”，是離不開這個特定歷史條件的。

元末明初，由于連年的戰爭，山東一帶十室九空。當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起大明王朝后，為恢復連年戰爭所破壞的農業生產，于洪武初年，進行了移民之舉。將河北的棗、強與山西的洪洞等縣的大批百姓遷移到山東來，而遷移到山東般陽（淄川）地區的大部是河北的棗縣與強縣的百姓。

淄川縣現存的《張氏族譜》、《畢氏族譜》、《李氏族譜》、《王氏族譜》中都是明明白白地寫著其先祖遷自棗、強二縣；淄川高氏，一則于明洪武初遷自山東蒙陰狗跑泉，定居于淄川城北月家莊，一則于元代遷自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定居于現淄川城北的店子高家（原名蒲家莊）；淄川孫氏、馮氏、翟氏則大部于明洪武初遷自山西洪洞大槐樹與河北棗、強二縣。

而惟有淄川蒲氏言其先祖為“般陽土著”，意在說明“吾族”有別于明洪武初年遷移來的流民。這就是蒲松齡在寫《蒲氏族譜》時，般陽（淄川）諸姓雜居的歷史背景。

據史料記載，般陽蒲氏其先祖遷來般陽路，當在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泰定元年（1324）間，因其先祖蒲居仁筮仕般陽路，而舉族遷至現在之淄川縣，后定居于淄川城北豐里許之蒲家莊（亦稱蒲家洼，后因闔家四散，改為店子高家），故淄川蒲氏闔族遷移來淄，與明洪武初年的明朝大移民是兩碼事。

《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研究》，汪玢玲著，中華書局2015年版。

也就是說，淄川蒲氏到明洪武四年（1371）的大移民潮時，已在淄川居住了近一個世紀，因為蒲松齡考之歷史及明初移民的史料中，沒有關于蒲氏遷移的文字記載，故自稱“般陽土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此作為肯定淄川蒲氏先祖為漢族的文字依據，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關于《蒲氏族譜》所說之“寧順間”淄川蒲氏所遭“夷族之禍”的歷史事實，據新發現之山東淄川店子《高家族譜》中，其始祖高佑之的“傳”中記載：“始祖諱佑之，原籍河南省歸德府考城縣。元順帝間，以軍廳筮仕濟南，未幾而元廢矣。始祖遂占籍于淄之城北蒲家莊居焉，即今之店子莊也。相傳其時與蒲姓契結同心，訂金蘭之好，彼遂以莊贈焉。此我高氏所由來也。”

關于淄川蒲氏將其莊拱手贈送給當時在濟軍廳掌握山東兵權的高佑之，還有一段歷史的傳聞。據說右丞相闊里吉思給元順帝解夢之后，順帝就密令濟軍廳派人到般陽路抄斬蒲姓全族。

但濟軍廳的高佑之到般陽路一看，般陽蒲氏毫無作亂的跡象，高佑之就將密令泄漏給蒲氏家族。為了避免這“夷族之禍”，蒲氏闔族四散，將自己的莊子奉獻給高佑之，高氏就將蒲家莊改為店子高家。這一傳說又與諸史料的記載相符。但只是與這“止遺貌孤”解釋不通。

《蒲松齡生平研究新編》

我這里所說的淄川蒲氏先祖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齡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為蒙古族，就未必了。

因為從蒲氏先祖蒲居仁筮仕般陽路，闔族遷居淄川，到現在已是近七百年的歷史了，他們早與漢族混為一家了，其族屬問題就很難界定，現在說為漢族也是對的。

但這與以“獨吾族為般陽土著”為據，來論證淄川蒲氏先祖為漢族，就不是一個概念了。

三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別號柳泉居士，因以《聊齋志異》聞于世，世人又以聊齋先生稱之。生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山東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區）東七里許蒲家莊人。

蒲松齡天性聰慧穎異，自幼從父讀“經史皆過目能了”，父甚鐘愛之。清順治十五年（1658），時年蒲松齡十九歲，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受到山東學使施愚山的獎譽。

學使施愚山在其文章后批語曰：“首藝，空中聞異香，百年如有神，將一時富貴丑態，畢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維風移俗。次，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游行之樂。”自此，“文名藉藉諸生間”。

施閏章畫像

第二年，也就是順治十六年（1659），與同邑朋友李希梅、張篤慶、王鹿瞻結“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劘切”。

蒲氏家族到蒲松齡這一代，已經家道中落。大約在康熙二、三年，因諸妯娌間的不合，諸兄弟析箸而居，蒲松齡只分得田地二十畝，農場老屋三間，其夏屋皆為兄弟們所得。

為生計所迫，蒲松齡開始了“歲歲游學”的生涯?？滴蹙拍辏?670），蒲松齡三十一歲，應同鄉孫蕙的邀請，到江蘇省寶應縣做幕賓。路經沂州（今臨沂）遇雨，宿于旅社得讀當地文人王子章所撰《桑生傳》，后寫成《聊齋志異》中的名篇《蓮香》。

蒲松齡在寶應替孫蕙辦理一些官府文牘之類的文字，因幕僚之職終不理想，所以，在高、寶只住了近一年，蒲松齡就辭歸返里。

他在高、寶時期寫的大量詩篇，都反映了蒲松齡生活中不安的情緒。《感憤》一詩中說：

《蒲松齡全集》

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

新聞總入狐鬼史，斗酒難消塊磊愁。

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玄石葬荒邱。

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磷恨不休。

蒲松齡南游歸里的第二年，即康熙十一年（1672），參加三年一度的山東鄉試。這次他參加山東鄉試所不同以往的是，他帶著知縣孫蕙的一封“薦書”。但是，時運限人，這次他又名落孫山。自此，蒲松齡屢設帳于縉紳先生之家。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設館于王村西鋪曾任通州知州的畢際有家。畢際有之父畢自嚴，在明朝官至戶部尚書，其八叔畢自肅官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畢家有優美的園林和豐富的藏書，這給蒲松齡的文學創作，無疑提供了一個好的條件。

蒲松齡在畢家設館時間，約三十余年，當他由此撤帳回家時，已是七十一歲高齡了，也就是在這一年，蒲松齡才援例拔為貢生。

蒲松齡一生中大量的著作，都是在這段時間里完成的。譬如，他的名著《聊齋志異》，在他設館西鋪的那一年，就大體結集成冊，并寫了《聊齋志異·自敘》（又稱《自志》）。

除此之外，他的著作有《莊列選略》、《省身語錄》、《歷字文》、《日用俗字》、《家政內編》、《家政外編》、《農桑經》、《藥祟書》、《婚嫁全書》、《懷刑錄》及《聊齋俚曲》等十余種約六十萬字，以及大量的詩詞。

《聊齋俚曲集》

四

《聊齋志異》是作者蒲松齡一生心血所萃。這誠如他在《聊齋志異·自敘》中所說：“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緒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欄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作，據可靠史料記載，自他青年時代就開始了。

康熙三年（1664）蒲松齡二十五歲，摯友張篤慶贈他的詩《答蒲柳泉來韻》：“邇來將遁世，閉戶絕交知。君自神仙客，吾豈帝者師。”（自注：來詩謬以子房相況。）無疑是指蒲松齡這段時間寫了一些鬼狐神異之怪，此暗指蒲松齡對《聊齋志異》的創作。

《聊齋詩集》

同年，張篤慶又贈蒲松齡的《和留仙韻》七律二首，其二云：“司空博物本風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張華，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記神怪事。）君向黃初聞正始，我從鄴下識應侯。”首聯，作者“自注”其意很明確，就是說晉張華所寫《博物志》，多寫神怪之事，這些純屬子虛烏有，以此來借喻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所寫之狐鬼神怪的故事，都是荒誕不經、虛幻不實的東西，將精力專注于此，是沒有實際價值的。

這是對蒲松齡《聊齋志異》創作無補于舉業的一種貶低。當然，從另一個角度，它說明蒲松齡此時對《聊齋志異》的創作，已到癡迷的地步。

康熙十年（1671）春，蒲松齡在寶應所寫的《十九日得家書感賦，即呈孫樹百、劉孔集》詩“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句，很明確地表明他在為狐鬼寫“史”。蒲松齡對《聊齋志異》的創作信心更為堅定。下句之“斗酒難消塊磊愁”，則說明，這為鬼狐寫“史”，與自己內心“難消”的“塊磊愁”是相聯系的。

康熙十八年（1679）春，蒲松齡為《聊齋志異》寫《自敘》，并正式定名該書為《聊齋志異》。但這次結集，并不是說《聊齋志異》的創作就此告終。

據《聊齋志異》中《夏雪》、《化男》篇中作者自署的時間看，說明蒲松齡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丁亥，六十七歲時，還在繼續寫作《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的創作時間前后長約四十余年，這與其孫蒲立德所說之“暮年著《聊齋志異》”是相吻合的?？梢哉f，蒲松齡用他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聊齋志異》的創作。

青柯亭刊本《原本聊齋志異》

校注后記

該校注本，是依據由我校釋，由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 年出版，新發現的《聊齋志異》“異史”抄本為底本（初版名為《異史校釋》），參校現存于遼寧省圖書館的作者半部手稿本及山東省博物館所藏的康熙年間第 711號與第 703 號抄本（簡稱“康熙抄本”），與鑄雪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

《聊齋志異》“異史”抄本，是一個發現時間最晚、抄寫時間較早（大約在康熙、雍正年間）、收錄篇目最齊全（共約 485 篇）的一個本子，是目前《聊齋志異》注釋中最佳選本之一。

校注中，“異史”抄本中所存在的一般的詞語的錯訛，因已有《異史校釋》出版，故在該校注本中一般不再重復。

《異史》

對于“異史”抄本中，《狐妓》、《周順亭》、《心頭小人》的篇名，據通行本改為《鴉頭》、《孝子》、《張貢士》。

對于“異史”本所缺之《牛同人》、《人妖》、《丐仙》、《蟄蛇》、《龍》、《愛才》六篇，則《牛同人》據作者手稿本排在卷六《女神》之前，《人妖》據青柯亭本排在卷三《韋公子》之前，《丐仙》據二十四卷本排在卷一《勞山道士》之前；《蜇蛇》、《龍》、《愛才》收入附錄中。

至于作者半部手稿中所多出的《海大魚》篇，因它是卷三《于子游》篇的原始資料稿，故將其附于《于子游》之后，以資參考。

在校注過程中，多采用地方史料。例如，歷來被諸注家所闕如的人物畢怡庵、牛同人、李篤之、葉向高、繆昌期、彭修翼、藍章、張迎芳等，都據地方史料將其注明。

該書校注過程中，得到學界先師及同仁的幫助與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修訂本）

校注者簡介

盛偉，山東青島人，曾任蒲松齡研究所副所長、《蒲松齡研究》主編、蒲松齡研究會副會長，河北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長期從事“蒲學”專職研究，編著有《聊齋佚文輯注》、《〈異史〉校釋》、《蒲松齡年譜》、《蒲松齡全集》、《聊齋志異辭典》（合作）等，并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