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社會思想：霍布斯以降》，[德]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內布爾著，張志超譯，李鈞鵬校，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360頁，68.00元

一

戰爭既是一個古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古老的社會理論問題。在有史可考的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對戰爭的理論反思可以上溯至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甚至，柏拉圖的《理想國》也包含了對戰爭的系統思考。柏拉圖通過戰爭來分析人的靈魂結構，認為戰爭植根于人們競逐榮譽的意氣（spiritness）。他將戰爭視為公民教育（音樂教育與體育教育）的前提，也把戰爭當作理解理想政體的樞軸。在《戰爭與社會思想》這部著作中，漢斯·約阿斯（Hans Joas）與沃爾夫岡·克內布爾（Wolfgang Kn?bl）致力于重建戰爭的社會理論史。不過，他們的理論重建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無意不加裁剪地重述從古至今的戰爭理論。

兩位作者在著作開篇就揭示了社會學的理論困境。盡管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但是，“只要一瞥1945年之后的社會學（從那時以來，它就一直聲稱社會理論這一領域主要或專門由其統轄），我們就會注意到暴力和戰爭對其產生的影響是多么地微乎其微”（第1頁）。二戰結束后，塔爾科特·帕森斯、于爾根·哈貝馬斯、尼古拉斯·盧曼、皮埃爾·布迪厄等學者躋身“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行列。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戰爭無疑扮演著創造性的角色”（同前）。但是，在其著述中，除了雷蒙·阿隆，他們都沒有把戰爭及其相關現象當成一個嚴肅的問題來看待。絕大多數理論家“幾乎總是完全或遠遠地繞開戰爭現象”，哪怕他們試圖為“現代性”提出一種系統性的解釋。在他們眼中，現代社會仿佛“沒有經歷過一再反復且大規模的國家間暴力的階段”，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也好似一個“線性的分化和理性化進程”，社會變遷則被認為“總是和平的甚至和諧的進步”（第2頁）。總而言之，當下的社會學（尤其是社會理論）對戰爭現象甚至更一般的暴力現象視而不見。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忍不住發問：這究竟是為什么？

在他們看來，當下的社會理論特別缺乏歷史視野，以致罔顧戰爭、暴力等社會事實，表現出理論上的昏盲與無知。所以，他們試圖以戰爭為線索，對社會理論作一番歷史的考察，梳理社會理論的演化趨勢，透視其“變形”及因由，以期恢復社會理論的清明與活力。“我們在本書中側重考察戰爭與和平方面的社會理論史。我們關注的時段始于近代托馬斯·霍布斯的研究引發的關注政治現實的思想革命，迄于當下。”（第1頁）關于霍布斯帶來的“思想革命”，約阿斯與克內布爾不惜筆墨，寫下很長一段論述：

與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斷然與古典自然法理論劃清了界限，并將其哲學和政治理論建立在嚴格的個人主義假設之上。斯多葛學派和經院哲學的自然法理論全都假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由法來統轄的，嵌入其中的個體能夠認識而且也必須遵循這些法則。霍布斯則擺脫了這種成見，只承認個體的自我保存權利為唯一的自然權利。誠然，在他的理論框架里幾乎沒有上帝的位置；但對于社會理論上的探討而言，更為重要的卻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由于拋棄了經典自然法理論關于人類自然社會性（Geselligkeit）的習慣說法，便不得不基于人們彼此之間漠不關心的人類學假設，從個體自私的利益追逐中推導出了社會的秩序。霍布斯把人類的行為能力化約為激情和利益的實現，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然狀態的設定應該能夠以近乎幾何學的方法證明，那些被描述為自私自利的個體怎么能和為什么能就普遍認可的秩序達成共識。（19頁）

論及霍布斯帶來的“思想革命”，他們的觀點可謂“卑之無甚高論”，只不過沿襲了政治思想史“劍橋學派”的論斷。劍橋學派認為，霍布斯奠定了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將戰爭社會理論史的起點追溯至霍布斯，這一做法只是“遵循哲學和社會科學中的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第1頁）。而且，這一傳統在“列奧·施特勞斯和塔爾科特·帕森斯等人著述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同前）。這一思想傳統認為，霍布斯開創了一種理解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現代方式，即所謂的“個人主義假設”。霍布斯拒絕了古典自然法理論關于支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先驗法律的觀點，致力于從普通人的人性中找到擺脫自然狀態、消解沖突、締結政治社會的基礎與法則。所以，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強調，社會理論以霍布斯的《利維坦》為開端（18頁）。因為，社會理論在此找到了“繼續前進的出發點”，或被抨擊的“靶子”。這時，他們就強調了社會理論與現代性之間的內在關聯。由于霍布斯完全拋棄了古典自然法理論“關于人類自然社會性（Geselligkeit）的習慣說法”，十分激進地將人類的自然狀態設定為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他的學說就引發了眾多批評，開啟了關于人性、和平與秩序的爭論，并在十六至十八世紀孕育出一些“替代性的和平構想”（22頁），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學的理論先驅。

不過，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將社會理論的開端追溯至霍布斯的《利維坦》，這一做法違背了社會學學科史的通常論斷。“社會學的學科史通常以該專業的古典作家從而也就是以十九世紀為開端，而把更早一些的學者當成不成熟先驅來處理。”（11頁）對于社會學的學科史而言，他們圍繞戰爭問題展開的對社會理論史的重建就具有了某種“反傳統”與“反潮流”的意味，并因此展露其批判意圖。倘若為社會學界普遍接受的學科史沒有缺陷，他們為何還要多此一舉，著力重建新的社會理論史呢？

按照既有的學科史敘事，社會學降生于十九世紀。與此同時，十九世紀也是“自由主義的世紀”（同前），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無疑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洗禮。這或許是當下社會理論對戰爭問題視而不見的原因。“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理論方面的各種思潮深受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基本假設的強烈影響，總是對暴力現象視而不見。”（第5頁）所以，為了“推動學科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為“建構經驗上有說服力的社會學理論和現代性理論提供一些線索”，我們就有必要擺脫自由主義偏見造成的思想遮蔽，將學科史延展到自由主義時代之前，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之外尋找思想刺激與理論啟示。

在著作的結語中，兩位作者直接地表明心跡：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與功能主義思想暗中較量的論戰之作——功能主義思想并不只是存在于以“功能主義”概念自稱的著作里（294頁）。兩位作者曾經合著《社會理論二十講》，在這部著作中，他們梳理了功能主義社會理論在二十世紀的流變：帕森斯如何集各家大成，發展出功能主義的社會系統理論，進而影響哈貝馬斯、盧曼等一眾社會理論大家，以及后來的“現代化理論”（參見[德]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諾伯：《社會理論二十講》，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他們筆下，帕森斯開創的功能主義理論傳統留下了非常明顯的自由主義烙印。他們明確批評帕森斯的進步史觀，這種單一線性的進步史觀無疑是自由主義的遺產。“帕森斯提出的匯聚命題最值得批評之處，就在于他的匯聚命題是一個相對單一線性的進步史觀……帕森斯自己卻也以信奉進步的態度來闡述思想史。這是他的《社會行動的結構》中的一個矛盾，而他自己卻沒有看到。由于帕森斯的闡述實際上是信奉進步的，所以言語之間都透露著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有一條清晰可見的從古典社會學家通向帕森斯自己的進步道路。”（同前，49頁）再者，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中，功能分化的基礎是社會持存。“一個社會系統，會以它自身內在所擁有的資源，來滿足長期持存所需的一切本質方面的、功能方面的先決條件；這種社會系統被我們稱作社會。‘社會’這個概念并不是說，社會在經驗上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與其他社會相互依賴，而僅是說社會應該包含一個獨立持存的系統所要具備的結構基礎和功能基礎。”（同前，63頁）社會持存觀念背后則是一套和諧、平衡的秩序假說，從而遮蔽社會中的沖突與戰爭，導致帕森斯的“宏大理論”與經驗現實“危險地脫鉤”（同前，142頁）。就其思想底色而言，帕森斯關于社會持存的功能主義分析也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在重建戰爭的社會理論史時，約阿斯與克內布爾也構建了一個思想的戰場。實際上，他們與功能主義的較量亦可歸結為他們與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論戰。他們之所以突破既有的社會學學科史敘事，將戰爭的社會理論史開端追溯至霍布斯，原因就在于他們對自由主義傳統的不滿，并試圖對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理論傳統發起挑戰與批判。

漢斯·約阿斯與沃爾夫岡·克內布爾合著的《社會理論二十講》

二

與既有的學科史相比，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尤為關注“戰爭社會理論的早期史”。亦即，他們特別關注那場發生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由霍布斯開啟的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想論爭。為此，在闡述經典社會學家的學說前，他們專辟一章討論“社會學誕生前的戰爭與和平”（即第二章：社會學誕生前的戰爭與和平：從托馬斯·霍布斯到拿破侖戰爭）。這是自由主義的前史。通過梳理發生在自由主義時代之前的思想爭論，他們希冀打撈起那些“被自由主義強化、忽略和排擠到邊緣”的思想（11頁）。他們也力圖揭示：在自由主義取得勝利之前，啟蒙運動時代的思想圖譜斑斕多元，思想家們圍繞戰爭與和平問題展開了眾聲喧嘩的，乃至相互沖突的論辯，從而更完整、更豐滿也更真實地呈現出社會事實。

啟蒙運動時代也是歐洲國家間體系的大轉型時代。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這一時期，神圣羅馬帝國走向瓦解，絕對主義國家興起，現代國際關系體系逐漸成形。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眾多思想家圍繞戰爭與和平問題展開了系統的思考，并對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產生重要影響。約阿斯與克內布爾援引英國政治學家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的論述，區分出三個相互競爭的思想傳統：霍布斯主義或強權現實主義傳統、格勞秀斯主義或國際主義傳統，以及康德主義或普遍主義傳統（18頁）。在政治思想光譜中，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解，這三個傳統分別位于永恒的戰爭、國際社會中的戰爭與和平，以及永久和平三個區間。這三個區間當然構成了一個連續且完整的譜系。然而，這仍然是一個過于簡單的描述，無法呈現思想爭論背后的現實關切與細微差異。

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將啟蒙運動時代的戰爭社會理論區分為兩部分：霍布斯的強權現實主義學說，以及后世學者提出的替代性和平構想。按照這一結構，他們分別闡述了霍布斯、孟德斯鳩、蘇格蘭啟蒙學派（弗格森、休謨、斯密、米勒）、邊沁、盧梭、康德，以及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的思考。他們的思想闡釋既要凸顯眾思想家在主題與邏輯上的承繼與呼應（在某種意義上，批判也是一種承繼與呼應），也強調他們各自面對的歷史情境。于是，在他們筆下，啟蒙時代的戰爭論述既有其連續性，又有諸多轉折與斷裂：

盡管霍布斯拋出了一連串關于和平的問題，留待后來的思想家回答，但是他們給出的答案卻并不總是切中霍布斯的問題，在社會歷史語境不斷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尤其是這樣。不過，我們可以認為，霍布斯為后來的一些討論勾畫了輪廓，這些討論主要圍繞著人類行為能力的人類學問題，臣民與國家首領之間的關系形態（這直接影響到供國家差遣的軍事權力機器）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間秩序的殊性問題而展開。不過，也出現了一些出乎霍布斯意料之外的新問題，以致十八世紀關于戰爭與和平的社會理論在保持連續性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斷裂。（23頁）

在某種意義上，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對思想人物的選擇也呼應了布爾提出的三個思想流派：霍布斯代表了強權現實主義；孟德斯鳩、蘇格蘭啟蒙學派呼應了國際主義傳統，從公民人文主義角度深入反思了戰爭、商業與德性諸問題；邊沁、盧梭、康德則圍繞永久和平這一普遍主義問題展開討論。克勞塞維茨第一次嘗試“真正系統地界定戰爭”，向“啟蒙時代的和平構想”揮手作別（74-75頁）。對兩位作者而言，克勞塞維茨是一個集大成者，對啟蒙時代的戰爭與和平爭論做了最終的總結。在這一章的論述中，約阿斯與克內布爾著重強調了商業對公民人文主義傳統帶來的挑戰，凸顯了思想家們圍繞“貿易和平論”展開的爭辯。所以，這一時期的戰爭論述呈現出足夠廣泛的理論視野，既涉及政體、道德，也涉及經濟與貿易。關于啟蒙時代的戰爭論述，他們總結為三大主題：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和平政策爭論主要圍繞三個主題進行：超越國家秩序或國際秩序的形式，其重點是國家內部憲制與對外政策的辯證關系；市場促進和平的潛在效果；民兵理想的重要意義，這里重點關注的是國家與其臣民的關系。雖然我們也沒有忽略其他的一些方面，如戰爭的正當性問題，帝國主義與戰爭的聯系問題等等，但是這些也都包含在上面所說的三個主題之中了。（77頁）

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戰爭論述必須應對全新的歷史情境與思想革命。但是，古典政治倫理（公民人文主義理想）仍然維持著精神上的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人們對戰爭問題的理解與思考。所以，與十九世紀之后的學科史相比，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戰爭論述從諸多維度調用理論資源，各種思想傳統相互激蕩，精彩紛呈。戰爭的本質與道德基礎，戰爭與國家和經濟秩序的關系就在這思想激蕩中展開、呈現。與之相比，十九世紀之后的戰爭社會理論則遭遇“變形”，受到社會學學科意識的規訓，顯得更加單調與空泛。“我們將會看到，十九世紀的和平政策爭論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些基本立場（和主題）大體上要比其他那些更受關注，有些甚至整個地銷聲匿跡并被新的一些所取代。這并不全是因為這些理論接近現實的程度各有差異，而常常是偶然的機緣所致，而其影響也波及今天的社會理論。”（78頁）

三

在約阿斯與克內布爾筆下，自啟蒙時代以來，經過十九世紀，再延伸到二十世紀的戰爭社會理論史呈現為一部逐漸下行、日趨單調和干癟的思想史。以至于，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關于如何締造和平的結構與過程，社會理論也沒有產生令人信服的成果。盡管社會理論家采取的進路互不相同，但它們都“只關注單一主題和單一因素”。他們在討論戰爭及可能的休戰時，也總是只被“某一種宏觀社會學過程牽引”（291頁）。他們強調，戰爭社會理論之所以呈現此等歷史軌跡，陷入此等失敗困境，十九世紀的漫長和平是一個關鍵環節（1815至1914年這近百年時間里，歐洲享受了漫長的和平與繁榮，因此，約阿斯與克內布爾將第三章命名為“十九世紀的長期和平與社會學的誕生”）。在十九世紀孕育成熟的自由主義思想最終捕獲了戰爭議題，放大了永久和平的普遍主義立場。社會學便誕生在這樣一種思想環境下。盡管自由主義和評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驚人的“迂回”，但它仍在社會理論中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人們常把十九世紀稱作自由的世紀。這當然有充足的理由。毫無疑義的是，這種自由主義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它也開始把迅速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視為自己的對手。不過，這一與之對立的思潮也分享了不少自由主義的假設。”（79頁）結果就是：“十九世紀，曾有很多社會學家和社會理論家幻想沒有暴力的現代性，而這個迷蒙也只是被短暫地打破而已。在一戰過后，這種迷夢依舊不滅，而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只有極少數的學者讓各自的學科短暫地記起了戰爭的現實性。”（184頁）

很明顯，約阿斯與克內布爾的思想史敘事挑戰了帕森斯的“單一線性的進步史觀”。在關于戰爭的思考中，這段思想史的起點反而最是精彩紛呈。“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我們的寫作中，恰恰是那個據說對進步極為著迷的啟蒙運動時代的例子極為有力地證明了，社會理論處理戰爭現象的歷史不能被寫成一部進步史。”（12頁）于是，過去與歷史就構成了對當下與現實的批判。他們也借以重申思想史的價值。他們拒絕認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過去是“一個堆滿過時觀念的垃圾場”（同前）。相反，他們強調，“不只對于歷史學家，而且對于社會學家來說也是，回顧思想史是很重要、很值得做的事，因為人們永遠都可以從中發現新東西。”（《社會理論二十講》，49頁）

約阿斯與克內布爾響應厄恩斯特·卡西爾的號召，主張嚴肅對待啟蒙哲學中的內在沖突，深刻思考社會理論史上的爭論，從而徹底拋棄當前的“單主題進路”（291頁）。所以，他們不僅致力于重建戰爭的社會理論史，也呼吁當今學人重建社會理論。以此批判的社會理論史為鑒，他們發現，迪特爾·森哈斯（Dieter Senghaaas）的“文明六邊形”構想就是戰爭社會理論重建的典范。森哈斯之所以能夠突破“單一主題單一因素”，其緊要之處在于：“森哈斯的分析方法從過去關于戰爭與和平的爭論中汲取了教訓。”（293頁）所以，思想史是一種批判的、自我反思的方法；歷史中的思想則有可能是富含智慧的寶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