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上岸，是中國年輕人最熱門的求職目標。

前段時間，2024年國考的報名人數突破了300萬，創下歷史新高。在這些考生中，平均每77人里僅有1人有機會成功上岸。最熱門的崗位，報錄比甚至達到了2000：1。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公場面，也曾經在韓國上演。

1997年的金融風暴，開啟了韓國持續多年的考公熱。從那時候起，公務員逐漸成為韓國人心中“神的職業”：一面是高薪、體面、穩定，另一面則是一條艱難的成神路。

在競爭最激烈的一年里，想成功上岸，每名考生平均要和91人共同競爭一個崗位。

但在最近兩年，韓國的考公熱漸漸開始消退，公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低，辭職人數屢創新高。一名在職公務員在網上發帖稱，“公務員，老鼠都不干”，立即收獲鋪天蓋地的認同。

在韓國，“神的職業”為什么走下了神壇？為了捧起這份鐵飯碗，韓國的年輕人究竟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出走鷺梁津

坐在電腦前，風見盯著公務員中簽名單看了又看，一個殘酷的事實擺在面前：他第六次落榜了。

31歲的他覺得，世界末日不過如此。

在過去脫產考公的五年里，每一次落榜后，風見都能想出自我安慰的理由：

“第一年沒考上，但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第二年再系統學習，肯定能行。”

“今年只是運氣不好，再多答對一道題就考上了。”

“明年我再努力，上天一定會被我感動，讓我通過考試的。”

邁進30歲的門檻后，他再也無法相信努力或運氣，也沒有了第一年的意氣風發。

起初決定考公的那一年，風見25歲，剛服完兵役，聽說政府將增加2萬名警察的消息后，他動起了考警察崗位的念頭。

那是2015年，當時韓國社會上下處在一股狂熱而沸騰的考公浪潮里，公務員考生人數在次年增長到了約25.7萬人。要知道，韓國這一年畢業的大學生也才有50多萬人。

然而那時，各種各樣的考公培訓機構都在向風見展示一個美好的前景：通過考試，只需要6個月。

于是，風見如同很多破釜沉舟的考生一樣，卷起鋪蓋，把自己塞進韓國著名的“考試村”，鷺梁津。

這里曾經是白鷺落腳的渡口，而今以普渡各類考生上岸而聞名。在高峰期，鷺梁津約有250家補習機構。大學入學、公務員、教師……無論想考什么，你都可以在這里找到相應的補習班。

在韓國作家金愛爛的筆下，鷺梁津是一片“承諾的熱土”，街頭的廣告板上滿是刺激性的形容詞：

“懷著歷史使命感為您負責。大韓民國代表講師金英哲老師。首爾大學！”

“考中、考中、考中，考中神話在繼續。”

深入鷺梁津，你會發現這里稱得上考公學生的美麗新世界。無論是衣食還是住行，考生都能找到性價比最高的服務。從清晨到深夜，每一個角落燈火通明，一切都是為了考生能專注于學習，早日上岸。

風見在這里租的，是一個月17萬韓元（約合900元人民幣）的考試院隔間。

專門租給考生住宿的考試院，通常在每層都隔出了密密麻麻的房間，門和門之間的間距不足1米，每個房間在5平米左右，大多數都沒有窗，只能放下一張桌子和一張床。

盡管居住環境普遍一般，但因為大多數考生都是脫產考試，口袋拮據，所以在住宿方面會盡量節儉。況且，他們每天也只會在房間里休息幾個小時而已。

這里流傳一種叫“7-11”的文化：每天早上7點起床，一直學到晚上11點。風見也會掐點在補習班6點開門時進入，搶先挑一個自己喜歡的座位，一直學習到晚上10點學院關門。

在這里，吃飯成了一個需要被便宜、迅速解決的問題，于是“杯飯街”應運而生：這條街上，裝在杯子里售賣的快餐，一份僅需3500韓元（約合18元人民幣），站在路邊即可吃完；一杯美式咖啡1200韓元（約合6元人民幣），供人振奮精神，再次投入不分晝夜的學習。

在狂熱至此的環境里考到第四年，風見忽然發現，考試院里那些擦肩而過的面孔變得越來越熟悉了。曾經他還奇怪，那些努力的人怎么還沒考上，現在也意識到，6個月考上的承諾是一場騙局。

盡管警察考試一年有兩次考試機會，但因為競爭激烈，能一次上岸的只是極少數。《洛杉磯時報》的報道稱，韓國公務員的錄取率，幾乎只有哈佛大學錄取率的一半。“準備3年是必修，準備5年是基本，準備7年是選修。”這句韓國俗語沒有夸張，甚至有人在鷺梁津一待就是10年。

那時，人們相信離開鷺梁津的方式只有一種，那就是“上岸”。

硬著頭皮繼續考了兩年，如今再次落榜，風見已經沒有勇氣面對全力支持他的家人，也為等待他的未婚妻感到愧疚。多年備考，他和老朋友更是漸行漸遠，再也沒有人邀請他參加聚會。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學習，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

6年日日夜夜的備考，放棄的沉沒成本當然是巨大的。但眼見新聞報道都說32歲是男性找工作的最低年齡，31歲的風見最終還是收拾好了行李，離開了鷺梁津。

這幾年，越來越多考生像風見一樣，做出了放棄的決定。

春江水暖鴨先知，鷺梁津的商鋪老板和房東最早嗅到了風向轉變的信號。

剛開始，大家還以為是受到疫情的影響，考生都去上了網課。但疫情后的鷺梁津并未恢復往常的熱鬧。

一家在鷺梁津開了30年的自習室，可容納200個考生，過去座無空席，如今只有50位注冊登記的學生，老板決定向現狀低頭，停止營業。

一位賣杯飯的老板感嘆，以前到了飯點，店里總是擠滿了考生，現在只是偶有路過的游客，幾乎一半的沿街商鋪都倒閉了。

與鷺梁津蕭條景象相對應的，是降至冰點的報考人數。2023年，韓國最基層的9級公務員競爭率，下降至近30年來歷史新低，而難度更大、競爭更為激烈的7級公務員考試，競爭率也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承諾的熱土”，冷下來了。

上岸之后，沒有岸了

昔日從鷺梁津走出的“天之驕子”，也在上任后漸漸發現了“神的職業”背后的不堪。

錢少事多，這是人們羞于啟齒但也是最要害的問題。

風向不是一時轉變的。過去狂熱的考公氛圍中，公務員考生人數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的分析顯示，脫產考研的人不事生產也沒有消費能力，兩權相加，每年帶來的經濟損失已超17萬億韓元。

為了減少考公人數，早在2015年，韓國公務員養老金的領取年齡就從60歲提高到65歲，繳費比例也從工資的7%提高到9%。

公務員降薪，也成為了韓國近些年來的大趨勢，一些公務員甚至還要交還部分工資，由此引發的示威活動接連不斷，但也都沒什么效果。到了2023年，韓國人事部的數據顯示，基層公務員的最低標準工資為每月168萬韓元，約合人民幣9000元，甚至比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還低了1000多人民幣。

公務員不僅在薪酬和養老金方面失去了相對私企職位的優勢，工作環境也在不斷惡化，基層公務員面臨的職場壓力尤其沉重。

在韓國公務員考試中，有一道題目決定了眾多考生的成敗。

問題是這樣的：“如何應對投訴人連續不斷的謾罵、辱罵性語言？”

正確答案是：“無條件低頭并致歉。”

2015年，惠美在競爭異常激烈的一年考上了公務員，在社區中心擔任行政人員。工作四年期間，從未間斷的惡意民事投訴壓垮了她。

按照韓國政府部門的定義，公務員受到的謾罵、性騷擾、毆打、威脅等行為都被稱為“特殊投訴”。這些投訴的數量近年來一直有增無減，在2018年到2021年的四年間，從將近3.5萬起持續增長到了5.1萬多起。

在惠美所在的中心，大部分投訴往往只是因為沒有按照市民的意愿來辦事。有人在夏天來中心辦事，回去之后就打電話投訴工作人員，原因是工作人員沒有給他提供西瓜。

如果只是電話投訴還好，讓惠美感到害怕的是暴力威脅。當她告訴前來辦證的市民，身份證照片不合標準時，對方會在窗口大喊大叫，朝著她扔文件。疫情期間，有同事提醒來辦事的市民戴口罩，對方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揮舞著拳頭，揍了同事一頓。之后三周，同事都沒法來上班。

更令惠美感到寒心的是，無論投訴人多么無理，上級都會要求他們必須無條件友善對待投訴者。所以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在她身邊，有很多同事，都是“靠服用抗抑郁藥物生存的”。

另一部分的工作壓力，是由擅長考試的鷺梁津驕子們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

趕在30歲前，張恩柱考上了九級教育行政公務員職位。他是一名為了穩定“半路出家”的考生，大學期間就做過各種兼職工作，畢業后也在私企中摸爬滾打多年。

他從來沒期待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也設想到了公務員職位或許存在的種種缺點。但作為一位“資深職場人”，張恩柱自信“內心強大”，覺得自己肯定能克服困難。

然而第一天上班時，他對公務員的期望和信心就瞬間破滅了。

來到工位上，沒有員工培訓，沒有人來告訴他要做什么、怎么做。張恩柱只拿到了一份交接文件，里面都是他從來都沒見過的名詞。抬起頭面對陌生的操作系統，他的大腦一片空白。

文件還沒看完，來自各部門的指令就已經迅速向他襲來。他去請教上級，上級淡淡地回復到：我也不知道，你去查一下手冊。

這份工作要經常和金錢打交道，任何一個數字上的小錯誤，都會帶來嚴重的損失和后果。但還沒等張恩柱摸索清楚如何工作，所有失誤的責任就都落到了他的肩上，有時他還要自己掏錢賠償經濟損失。

從鷺梁津走到岸上的職場，努力成為了公務員們的肌肉記憶。每天直至入睡前，張恩柱仍然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有哪些不足，該如何改進。長此以往，他生病了，不得不請假在家休息。即便如此，上司仍然打電話給他布置工作。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么難嗎？”他鼓起勇氣去問同級的同事，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在默默忍受。大家談論最多的，除了怎么去看心理醫生、哪家醫院比較好，就是泫然欲泣的悲嘆：“我被工作騙了……”

努力找不到方向、得不到回報，張恩柱開始懷疑工作的意義。每天坐地鐵上班的時候，他都有跳下軌道的沖動。

越來越多的公務員自殺事件，接連出現在韓國公眾的視野中。去年4月，一名9級公務員從公寓屋頂墜落身亡。8月，一名20多歲的公務員自殺。9月，在福利中心擔任行政組組長的李先生跳樓自殺，自殺前他打電話給妻子：“我想把大家都打一頓。”

他們曾經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出鷺梁津，抵達了彼岸。但現在，對他們而言，已經沒有岸了。

尋找曠野

就任一個多月后，張恩柱辭去了工作。每當被問起辭職的原因，他都簡單地用“工資低”的理由搪塞。那段時間工作的痛苦，他不愿多說，因為“外人很難同情”。

惠美在忍受了4年投訴后，也同樣選擇了辭職。

飽嘗了“金飯碗”的高昂代價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放棄這份“神的職業”。據韓國政府雇員養老金服務處的數據，2018年至2022年，服務不滿5年就辭職的公務員人數到達了將近3萬人。而僅去年一年，辭職的人數就超過了1.3萬人，比2019年增加了七成多。

但走出體制外，韓國年輕人的眼前也不是一片曠野。

青年就業難，是韓國政府近些年來最為頭疼的問題之一。去年10月份的青年就業率，盡管相較疫情的低谷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十年的水平。就業人口的增長，反倒集中在65歲以上的人群。

低迷的青年就業率，催生了特殊的一代人。韓國社會近期的熱詞是“N拋世代”（N-po generation），指的是年輕一代放棄了戀愛、結婚、生子、買房、人際關系、就業與夢想等人生愿望的現象。

自2020年以來，“拋棄人生”的年輕人一直在增加。在韓國統計廳的調查中，到了2023年，1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每月平均有41萬人不工作、不學習、不求職、只是在休息。也就是說，每20個韓國青年中，就有一個選擇了徹底躺下休息。

這種選擇多少帶有迷茫與無奈的色彩。韓國企劃財政部去年的調查顯示，六七成的“休息青年”具備工作經驗、有工作的想法，但因為經濟不景氣，他們要么找不到體面的工作，要么工資漲幅跑不過物價漲幅，上班也養活不了自己，所以才推遲或干脆放棄了就業。

面對艱難的就業市場，“退出”對于那些還在掙扎上岸和在岸上忍耐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年過30的珍姐如今就在焦慮中遲疑。10年前，珍姐在鷺梁津僅僅備考2年就成功考中，成為眾人口中的“大神”。但10年過去，她卻想要辭職。

珍姐從小被就身為公務員的父母教導：要好好讀書，考上公務員。“穩定的工作是最好的。”在韓國，90后這一代人都是聽著這句話長大的。

上一代人見證了韓國經濟騰飛的“漢江奇跡”，又見證了如此奇跡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一夜崩塌。對于就業的焦慮，自然而然地傳遞到了這代年輕人的身上。

他們都曾篤信，體制外的人生痛苦不堪，而成為公務員就等于獲得一輩子穩定的幸福。

于是大學畢業時，珍姐放棄了自己成為一名作家或畫家的夢想。父母口中，公務員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優渥的養老金，讓珍姐以為自己會有充足的條件去發展興趣。

進入體制后，珍姐發現“朝九晚五”是騙人的：工作到晚上11點是家常便飯，有時甚至要通宵。女兒出生后，珍姐更覺得自己完全失去了生活：她要工作要加班，要照顧女兒，更沒時間去拾起寫作和繪畫的興趣。

一直到現在，她都在網上發表一些連載的插畫。然而，她并沒有信心以寫作和繪畫為生。當初的恐懼讓她一直告訴自己：我還是需要父母的幫助。

當公務員這份職業對高薪和體面的承諾紛紛幻滅時，她開始不斷追問自己：我正在做的事情有沒有意義？我真正想要做什么？

珍姐仍然是幸運的，她利用公務員制度中的子女入學制度，停薪留職了一年。她回到了韓國鄉下幫助家人開咖啡館，想用這一年的時間，去慢慢思考辭職的問題。

但對于脫產考公六年的風見來說，并不存在這樣奢侈的思考空間。放棄考試后，他每天打開求職網站不下十次。然而他沒有工作經驗，六年來為警察崗位考取的技能證書也沒有用武之地，在為數不多的選擇中，最終愿意錄用他的只有一家保安公司。

風見的警察父親總覺得兒子去當保安很丟人。剛開始，風見也會為這份工作感到羞恥。他還一直心懷“私企職場險惡”的恐懼，總想著一旦碰壁，就再回到鷺梁津，繼續考下去。就連入職前為期三周的培訓，都被他當作為下次公務員考試做的準備。

轉折發生在正式上班后，他發現身邊的同事沒有居高臨下，而是耐心地教他工作。他大為感動：“第一次進入社會，身邊的都是好人。”

保安的工資遠遠比不上警察，還需要輪班，但第一筆工資入賬后，他略帶驚訝地感慨，原來自己能賺錢：“乞丐般的生活已經結束了。”

曾經風見沒日沒夜地備考時，以為發生在鷺梁津里的事情就代表全世界。一位名導師轉入了某所學院，體能測試突然發生了一些變化，對他來說都是天大的新聞。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事情并沒有影響他的人生，對于現在的他來說已經毫無意義。

現在，風見關心的問題變成了：這個月領到薪水后，應該和妻子去哪里旅游呢？

對于每一個途徑鷺梁津的人來說，逼仄的社會里，斗室里微小的幸福已經足夠。